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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论战中的革命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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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打笔战，革命党说自己赢了，这是单方面宣布，也是一种宣传。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的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是外交部长。可见即使到辛亥年，康梁在年轻人当中还是有市场，而不是像革命派宣传的那样再也无人问津。但是，毛发表的政见将孙排在康梁之前，也可说明在一般年轻人的印象中，孙的影响已经超越康梁，革命党在论战中确实获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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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以后的晚清政局，有三种力量在较劲。一是孙文的革命党，一是梁启超的立宪派，还有一个就是孙、梁共同对付的清政府。孙主张推倒清廷，然后才可立宪，只有换人才能换思想；梁主张保留清廷，实行政改立宪，只换思想不换人。这两派居于跷跷板的两端，谁能胜出实际上取决于清廷。清廷若顺势而为实行改良，则革命党势消；清廷如果踯躅不前，则更多的人会倒向革命。清末新政到底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争论至今。不用说，当年的革命派一口咬定是假立宪，立宪派则心存疑惑，戊戌政变阴影未散，谁知道老佛爷突然掉头是不是引蛇出洞的阴谋。所以变法上谕颁布两个月，地方督抚居然无片字回奏，都在伸长脖子四处观望呢。他们的心思和慈禧是一样的，保权固位最重要，国家前途无可无不可的。清廷的改革被视为作秀，责任并不全在一两个中枢人物身上，走到这一步似乎谁也无可奈何。梁启超也认为，清廷扮演了一个“制造革命”的角色，“大小官僚以万数计，夙暮孳孳，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革命党为事”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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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梁氏悲叹不能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但他反对激进革命的态度没有变，他反复论述暴力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尽管他和革命党人在论战中都摆出有你无我的架势，但实际上争吵的两派有着相同的敌人，那就是专制制度。就对专制批判的深刻性和影响力而言，梁启超比革命党的那些宣传家贡献要大得多，他实际上是那些革命宣传家的启蒙老师。严复曾说：“梁氏实为亡清代二百六十年社稷之人”，这句话其实并没有多少夸张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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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吊诡的是，革命派在革命成功之后，却发现历史正朝着梁启超所反复阐述的方向在走。论战中革命党不容置辩的“排满主义”，在革命爆发之后被悄然改成“五族共和”，而这正是梁氏所持的“民族主义”。民国建立之后，先是假共和、独夫专政、帝制复辟，随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中国确实走上了梁氏一再警告的“革命导致专制”、“革命复产革命”的历史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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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梁老师当时都说了，人们不仅没有听进去，还认为他说的不对。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相信革命就是天然正确，而把一个思想家的谆谆教导当作耳边风呢？革命的激情消散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已“错过任公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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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说，梁启超是一个一流的思想家，三流的政治家。他长于思辨而不长于鼓动，长于批判而不长于行动，他的短处恰恰是革命党的长处。检索梁氏的思想历程，常有目眩神迷之感，他的著述之丰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之处亦甚多，这就让他的读者无所适从，不可能都能跟着他的聪慧的大脑进行“脑筋急转弯”。诚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所说，民众不大可能跟着一个宗旨摇摆不定的人走，他们也不擅长理性思维，但他们有一种追随领袖的奴性，通过追随他们获得群体的安全感和认同感。他认为信仰坚定是政治领袖的特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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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多么荒诞，他们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这使得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强烈的信仰使他们的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芸芸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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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勒庞断言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在《革命心理学》中，勒庞指出情感是革命的催化剂，革命必须诉诸情感才能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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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除非理性转变为情感，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的理性不会对大众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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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逻辑能够指出即将被摧毁的暴政，但是，如果想用它来引导大众恐怕效果不大；只有情感的因素以及神秘主义的因素才能够给人的行为以动力，才能影响大众。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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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前，启蒙思想家们用理性逻辑来指责专制制度的弊端，激发人们的改革愿望，由于改革愿望的一再受阻，则激发了人们对清廷的失望和怨恨，推翻清廷的情绪逐渐发酵、高涨，并向行动的方向转化。先前的启蒙思想家们跟不上这种暴力和情感的加速度，被激动的民众甩在身后，他们试图为民众的狂热降温，而被革命家鼓动起来的民众则将他们视为敌人，梁启超那一辈思想家悲剧的根源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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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以办报成名，但他对大众心理缺乏研究，而以帝王术见长的杨度则对民众心理相当熟稔。1907年他们试图合作组党，杨度提出开国会以号召民众，与革命党的排满革命相对抗，他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阐述了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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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政党之事万端，其中条理非可尽人而喻，必有一简单之事物以号召之，使人一听而知，则其心反易于摇动而可与言结党共谋，以弟思之，所谓简单之事，莫开国会若也。……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人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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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未必看过勒庞的《乌合之众》，但他说：“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187这和勒庞所说的“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可谓心有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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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阐述的虽然是自己的主张，实际上对梁启超此前的策略不无劝谏之意。革命党在论战中对民众最有吸引力的口号就是“排满”，这是一个看得见的目标，顺应了民众痛恨清廷的心理，而梁启超虽然看得更为深远，但他给民众的却是一个抽象的三步走的目标——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路线。而立宪能否实现则依赖于公信力越来越稀薄的清廷，民众在感情上不能接受，就是梁启超自己也不那么相信清廷会果真立宪，所以他也承认革命具有合理性。急于行动的民众显然更愿意接受简洁明了的“排满”主张。杨度看出了梁启超的不足，所以他也提出一个看得见的简洁目标——开国会，“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随后两年发生的请开国会运动轰轰烈烈，与运动目标定位的准确可感显然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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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一个纯粹的理念人，他一面批驳革命党，一边批评国民素质不高，这在杨度看来是大大失策。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梁氏既骂清政府，也批评留学界，杨度坦言外界“谓《新民报》于两年前监督政府，二年以来纯然监督国民，此学界最有势力之议论，他人不肯以告兄也”。这种两边论战、多方批评的做法他是不能认同的，他说：“我辈既为民党，则但有号召国民从我以反对政府，不能立于裁判政府与国民之地位，为公平之议论。”信奉帝王术的杨度显示了他“马基雅维利”的一面：“我辈若欲为民党，则不可不立于一方，而决不可为两歧之论，弟于兄无所谓心术问题，特政策问题耳。”后来的革命复产革命，无不高举民众大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闹革命，直到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到崩溃边缘，“当原始的本能尽情宣泄，冲破由祖先费经年累月之功建成的种种屏障时，就只有靠一种严厉的专制才能重建秩序了”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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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百年来时路，人民创造了历史，也不幸成为历史的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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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看看什么是“暗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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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金观涛教授研究，在1900年以前，“革命”一词使用的次数相当少，在使用中有不少是负面意义的。那时，“革命”和“造反”同义，没有正当性，维新仍是主流话语。“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迅速增多是在百日维新流产之后，改良无望，革命抬头，就跟跷跷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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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革命”一词就像突然喷发的彗星，被使用次数多达1400次，而前一年不过500次左右。“革命”成为年度热词，与《革命军》的出版大有关系，这本小册子一出版，迅速成为畅销书，累计发行超过100万册，巨大的冲击波震动了整个中国。邹容就是那个年代最畅销的“80后”（出生于1885年）作家，如果能拿版税，邹容会轻松致富，而且是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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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大牛章太炎的强力推荐为《革命军》的畅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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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邹容《革命军》问世，章太炎为之作序，“革命”从此正名，大行其道。同年6月，章太炎发表针对康有为的“驳革命驳议”，论述中国正面临维新还是革命的抉择，只有革命能救中国。……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提到与法国革命相关的使用次数达到200多次，评价也由负面居多变为大加推崇。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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