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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莫理循：袁世凯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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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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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清末民初的洋记者，莫理循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从来没有一个洋记者像他那样深刻卷入中国政局，影响中国一个时代的历史，甚至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也找不到一个能与他相匹配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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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只是一名记者，但莫理循因接近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人物袁世凯而名声显赫，傲视公侯。他在中国17年的记者生涯中，前15年，他一步步登上记者生涯的辉煌顶点，为他赢得“北京的莫理循”的光荣桂冠。他的报道成为了解中国政局最权威的信源。而后两年，他却不自觉地堕为袁世凯的记者而不自知，像一枚石子一样在到达抛物线的顶点之后不可避免地跌落，他意识到了危机，但悲剧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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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记者都是跑出来的，莫理循同样如此。他原本是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但好冒险的个性促使他在1894年来到中国，在西南部长途旅行，从此他开始正式使用他的中文名字“莫理循”，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的英文名“Morrison”还是被误认为是80多年前来中国传教的Morrison（译为马礼逊，就是创办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的那位），这让他哭笑不得。一年后他出版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这本书为他在英国赢得了名声，《泰晤士报》慕名而来，聘他为中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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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莫理循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一开始，他并不会采写新闻，一位日本同行教他如何买新闻，他买了一次，结果发现是假的。另一位同行建议他编新闻，并亲自示范，叫来一位中国佣人，用英语问他：“在满洲什么事情最糟？”佣人摇头说不知道。这位同行说：“俄国对满洲不好，你怎么说不知道？”佣人只好用洋泾浜英语回答说：“行行好，老爷，好吧，就当十分不好。”当天晚上，一封公诸世界的电报发出了。大意是：“本日下午，我与一位不愿提及姓名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他十分气愤地谈到俄国对满洲的侵略意图。”301编新闻的做法莫理循没有去尝试，而是开始了广泛的社交活动，从中寻找新闻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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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的大名在欧美读者中被广泛知晓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让他声名远播的是他“被死亡”的消息。当时北京被围，消息不通，一度传言在京外国人悉数战死的情况下，《泰晤士报》特发讣告予以悼念，把他和英国公使窦纳乐、总税务司赫德排在一个版面上，和这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排在一起，读者有理由认为他也是一个重要人物。讣告的语言颇有中国式的谀墓气息：“在远东近代史上最关键的时刻，他给《泰晤士报》发来许多极珍贵的报道，其价值用不着我们细说。他的报道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最佳天赋，颇有天才的气派。”在北京活得好好的莫理循指着讣告问一位同行：“你对此有何看法？”那位同行说：“《泰晤士报》花了大块的篇幅来刊登你的讣告，对你颂扬有加。这么一来，他们就只得把你的薪金提高一倍。”302不过，莫理循的工资并没有因为“被死亡”而增加，他自己也没有提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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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之后，莫理循利用《泰晤士报》的影响力，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至此，莫理循成为西方公认的东方问题专家，他开始步入记者生涯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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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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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时的莫理循正在北京，第二天他就给《泰晤士报》发去了电报。《泰晤士报》在12日予以刊登，题目是“武昌的重大起义”，下面有几个小标题：军队叛变\总督逃逸\要求外国援助\局势令人担忧。本来，莫理循发回的电讯标题中有“革命”二字，但谨慎的国际版编辑删掉了这个词，他的理由是除非叛乱成功，政府被推翻，才能将起义称为革命。几个月之后，清王朝垮台验证了莫理循的判断，这里确实发生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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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爆发后，莫理循苦心经营多年的情报网开始发挥作用，他所居住的王府井大街成为一个可靠的信息发布中心，各方人士纷纷上门来打听消息，他曾向人写信说：“各阶层的来访者络绎不绝，从日出到日落至黑夜都有人来见我。”303他在四十多天的时间里，发回伦敦的八千多字的电文再次为他和报纸赢得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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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莫理循目睹袁世凯的专列抵达北京，“一队手持长剑、威风凛凛的卫兵紧随其后”304。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成为决定乾坤的人物，两天前他派出代表到革命中心武昌与黎元洪进行和谈。两名代表之一是莫理循多年的中国朋友蔡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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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干，广东香山人，孙文的小老乡，曾是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后来服役于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受伤被俘，被囚于日本大阪。《马关条约》签订后，他被释放回国，但当时的总督要将他“即行正法”，袁世凯认为其才可用，搭救了他，并延入袁氏幕府，日渐重用。在袁政治失势退隐河南老家时，蔡廷干也退隐北京，袁世凯因此信任他是“自己人”。当袁再度出山时，他获得重用，负责协助袁氏处理一切外事活动，联络南方革命党和外国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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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回北京才两天的蔡廷干登门拜访莫理循，向他和盘托出与黎元洪交谈的全过程。这次拜访是莫理循报道辛亥革命的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此前他认为中国只有保留清廷实行君主立宪才有希望，然而，来自蔡廷干的亲身观察显示共和是人心所向，腐败的清廷没有被保留的任何可能，名望甚高的孙逸仙并没有得到共和派的全体拥戴。当天，他向《泰晤士报》社发送《蔡廷干上校来访接谈纪录》一文三千余字，报道了蔡廷干讲述去武汉与黎元洪谈判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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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干的主动登门当然不是他的自选动作，而是来自袁世凯的旨意。袁世凯主动接近莫理循，看中的是他背后的《泰晤士报》，想通过这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向世界宣传自己。而此前莫理循对中国的报道一直给袁世凯以很高的评价，这些好评并没有违背新闻的公正原则，袁世凯当得起那样的好评。但无疑，莫理循的报道取得了袁世凯的好感。仅仅过了四天，袁世凯就通过蔡廷干传话，说想见见他。于是，莫理循雇了一辆马车造访袁府。袁世凯热情而友好地接待了他，对他的报道表示感谢。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他们对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共和进行了辩论，莫理循试图说服袁世凯接受共和，但没有成功。这次辩论的内容自然也登在《泰晤士报》上，莫理循的另一个收获则是袁世凯向他透露的信息：“如果再施加一些压力，或许朝廷就会选择撤往热河。”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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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和谈期间，莫理循与蔡廷干几乎天天通信，多的时候一天两封。遇到紧急事宜蔡廷干会深更半夜到他家商议。那时候，英国公使几乎每天都要见袁世凯，而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也几乎每天来看莫理循。莫理循从蔡廷干那里不断得到独家新闻，清廷官员剪辫子的消息是蔡廷干透露给他的，这是清廷垮台的象征。莫理循在一篇题为“皇帝下诏宣布共和”的电文中预测皇帝马上退位，这被后来的学者誉为“当年的独家新闻”，没有几天“逊位诏书”果然下达。莫理循又对袁世凯将被十七省选举为总统的事做了预测报道。这些预测没有来自蔡廷干的内线不可能那么精准，《泰晤士报》主编白克尔对莫理循说：“全世界都得从《泰晤士报》上找出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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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貌似客观的报道中，莫理循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如果说在11月16日前，莫理循是以革命为中心作报道，还没有偏离新闻的平衡原则，那么在这之后，他的报道就悄悄地转移到以袁世凯为中心，变为如何拥戴袁世凯为总统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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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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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理循生活的时代，新闻和评论分开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还没有普及，夹叙夹议还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文体，这不可避免地让记者的主观色彩渗入到报道当中来。但是，一个优秀的媒体记者应该深知这样的原则——全面报道事件，不管他所见所知的信息是否符合他的价值观。莫理循对中国事务一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然而他越是相信自己的判断，越容易走入另一个误区，那就是对纷繁复杂的事实进行裁剪，对有助于验证自己见解的部分加以放大，这就使得他的报道失去了客观公正，辛亥革命在他的笔下成为带有主观色彩的、他希望看到的革命。当他把中国未来的赌注押到袁世凯一边时，他就成了袁世凯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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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报道的倾向性已经超过了记者所应达到的范围，中国的共和派报纸开始对他提出批评，国外报界对他也颇有微词，他的上司不得不提醒他，不要对袁世凯宣传得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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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莫理循不仅在刻意为袁世凯制造“全国等待一个人”的效果，而且直接上阵，为之出谋划策，在他担任记者的最后两年，实际上也在充当袁世凯的不拿薪酬的政治顾问，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促成自己希望的结果发生，证明他这位名记者的判断是多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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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莫理循深知袁世凯迟早要成为一个独裁者，但如何将袁世凯体面地推上最高权力宝座还是煞费苦心，这个素来直截了当的英国人甚至学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共和制势在必行时，袁世凯不想做一个从孤儿寡母手中篡权的人，这有损他的道德形象，但他又不希望权力来自革命党，这样他就背叛了清廷。如何把袁世凯推上总统宝座又不使他难堪呢？莫理循想出了一个自认为绝妙的主意：“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这样安排，即国民会议一旦提名时，清廷自己支持任命袁世凯当总统。”307这个主意不乏高明之处，袁世凯听说后甚是激动，如果由朝廷宣布建立共和体制，由袁世凯来组织新政府，既符合中国传统的礼教，也维护了朝廷和袁的面子。后来清帝退位诏书中果然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南北统一办法”，这是一个关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表述，为将来的约法之争埋下伏笔。我们不能说诏书中这个创意来自莫理循一人，但莫理循亦有贡献当属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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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迁都南京的问题上，莫理循给出的主意更为巧妙。当时，孙中山提出临时政府必须建都南京。袁世凯显然不想离开他的老巢北京而到革命党人的地盘去当大总统。袁世凯召见了莫理循，说他不想到南京去。心领神会的莫理循一边通过报纸抨击孙中山，一边开动脑筋，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方案，策划各个省会都发电报要求作新中国的首都，“当你们收到十几个省要求把它的省会作为这个帝国的首都时，各省或许会把北京作为第二位的选择地点。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将定为北京”308。对这个奇妙的方案，蔡廷干回信表示感谢。作为回报，蔡廷干把自己亲手剪掉袁世凯辫子的独家消息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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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抵制定都南京的建议后来没有实施，因为曹锟这个莽汉发动了兵变。兵变发生的第二天，莫理循走上街头，他看到的情景让他大为愤怒，一大群穷人被作为抢劫犯处死了，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她们仅仅是拿了几块烧焦的木料或者废铁皮，而那些真正的抢劫犯则逍遥法外，他们用火车运走洗劫来的财物。莫理循通过各种努力试图让那些抢劫的叛军绳之以法。蔡廷干给莫理循的解释是“那些抢劫者跑不了”，“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什么时候才叫时机成熟，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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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莫理循受邀参加袁世凯大总统就职典礼。在袁当选时，他曾迫不及待地向他的上司报喜说“《泰晤士报》的赌注押对了”，当这个历史时刻真的如愿以偿地到来时，莫理循似乎有些沮丧，他以很不恭敬的语调记录道：“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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