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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西方舆论监督性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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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舆论监督的热切期待，国内学术界和普通群众中都存在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只要新闻媒介能充分发挥监督，许多不良社会现象便可得到抑制甚至消除。对舆论监督作用的过分夸大表明正确认识舆论监督的性质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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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舆论监督性质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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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舆论监督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互动，是人们通过舆论手段对各种权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自由表达意见的结果。在现代社会中，公众意见的流通主要是借助大众传媒进行的，因此，新闻媒介、政府权力和社会结构都会对舆论监督的性质产生某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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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媒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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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良荣教授的意见，新闻媒介具有双重属性：一是经济属性；二是意识形态属性。前者又称为形而下属性，后者又称为形而上属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包括舆论监督作用的完整发挥，关键就在于找到两种不同属性之间的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但在新闻史上却长期存在片面强调新闻事业的某一种属性而忽略另一种属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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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我国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大多偏重于新闻事业的意识形态属性，而对其经济属性往往不太注意，甚至比较轻视。因此新闻媒介在多数时候是自上而下地产生作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没有被调动起来，致使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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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黄旦注意到，美国早期报人的办报活动往往以盈利为目的，尽管他们在独立战争前后也参与了政治，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自身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美国早期报刊介入政治的这种方式“与中国的梁启超们一出手就是‘报馆有益于国事’并亲自撰写、发表‘笔锋常带感情’的连续文章，试图‘哀呼疾号，以冀天下之一悟’，并不是一回事”〔43〕。也就是说，在中国早期报人那里，报刊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办报是政治活动的一种方式。之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报刊的政治功能更是被不断地强化和巩固，似乎成为某种与经济毫无联系的东西。新闻媒体向意识形态一端愈滑愈近，结果必然是离群众也越来越远，舆论监督的作用也就更加难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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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西方媒体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更愿意突出其经济功能，把赚钱作为它们的首要目标。自由主义报刊理论认为，报社是独立自主经营的私人企业，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资本都可以开办这种企业，至于其成功或者失败，则取决于其获取利润的能力，也就是满足顾客的本领。按照这种理念，报刊经营上的首要任务在于争取读者的最大化，从而吸引到更多的广告收入。商业化的运作方式，迫使新闻媒体拼命地讨好受众，有利于舆论监督功能的实现。但商业化媒体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弊端，即煽情主义倾向。受此影响，舆论监督容易发生变形，被简单地等同于曝光、扬丑，以追求某种轰动效应。于是，以揭露政界官员劣迹为主要内容的“揭丑新闻”成为西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主要方式。西方学者也注意到商业化模式的局限，试图以社会责任理论来纠正，但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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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说，过去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行使得不充分，与其经济功能受到抑制是有着重要关联的。但媒体如果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也会违背舆论监督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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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权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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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士大夫官僚根据他们所掌握的伦理资源，对最高统治者也起过一定的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舆论监督作用。但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从未摆脱兴衰相继、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现象。这个问题直到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才在理论上得到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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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毛泽东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未来的人民政权如何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4〕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思想作风的集中体现，当前它正在成为我国重要的民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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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文字表述上，毛泽东和杰斐逊极为相近，但却存在原则性区别。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在根本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反映资产阶级意志的，所谓监督政府实质上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为取得执政地位而争取民意的手段，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反映，因而资产阶级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本质上不能不具有欺骗性和虚伪性。正如学者樊炳武所指出的，西方报刊等新闻媒介的所谓监督政府，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在新闻事业上的反映：“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个基本矛盾：一个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再一个就是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资本家的派性很严重，有在野党和执政党之争，有大资本家与小资本家之争，有工业资本家与农业资本家之争……这种斗争反映到新闻事业上，就成了所谓‘监督政府’。”〔45〕以西方新闻界最引以为自豪的《华盛顿邮报》对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揭露为例，实际上就是尼克松所代表的西部资产阶级和东部资产阶级矛盾的体现，也是尼克松所属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冲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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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是执政党，它主动提出接受人民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与资产阶级在多党制的牵制下被动地求诸舆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历史上看，还没有哪一派政治力量在取得统治地位后真正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的，多数不过做做样子、装装门面而已。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认识到，执政党的地位容易导致党内出现官僚主义、违法乱纪等现象，利用报刊等舆论监督形式公开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是铲除腐化现象的有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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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政府权力的性质对舆论监督的属性具有决定作用。只有政府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有真正的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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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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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社会中，舆论监督的终极作用都在于使统治秩序有效运行，维护社会稳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传播学先驱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将媒介的监督功能称为“促进社会准则的实行”作用。他们认为，大众媒介对偏离社会准则的行为的揭露，使人们不能继续回避问题，不得不公开地表示赞同或反对的立场，并且往往迫使人们采取一定的行动来反对他们曾经在私下予以容忍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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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舆论监督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之一。从根本上说，社会稳定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结构本身，而非大众媒介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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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如何才能稳定呢？西方政治学的开创者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一切国家中公民都可以分为三部分——极富、极贫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他认为极富阶级因生活在舍弃的环境中，只顾发号施令，不愿也不能接受别人的统治；而极贫阶级往往太卑贱而自甘暴弃，仅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极富、极贫阶级互不信任，容易引起党争，发生动乱。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出，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因为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比其他任何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像富人那样容易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具有“适中”的美德，所以最适合于充当富者和穷者之间的仲裁人，以免除党争，减少内讧。〔46〕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推论出这样一条普遍原则：最稳定的社会结构是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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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历史来看，它们的舆论监督主要就是反映中产阶级愿望的。在后文分析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时，我们将会看到，中产阶级在那里被视为理性的化身，只有它们才能真正代表舆论，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这当然是极度夸张的片面之辞，但也确实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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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命题不仅在西方社会成立，对中国社会也同样有效。对于我们所讨论的课题来说，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我国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要注意纠正价值取向上在贫、富者之间摇摆不定的现象，应当认清在将来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是中产者占主体的发展趋势。而对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中存在的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倾向必须予以足够的警惕。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要抛弃对弱者的同情，对强者要一律施压。实际情况是，我国新闻媒体在历史上曾将人民等同于穷苦大众，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又常常不自觉地站到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那一边。新闻媒介要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必须有稳定的舆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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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舆论监督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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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在西方学者看来是新闻媒体非常值得自豪的社会功能，经常不停地进行美化和夸大，冠以种种动听的名目。对这些说法如果不加以批判分析，无疑将是有害而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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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种权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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