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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170488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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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新闻学者：传播研究在中国的第一批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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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柯文曾批评过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时提出的刺激—回应、传统—现代等命题。他认为把中国的变化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外部因素的刺激，把西方简单地视为“先进的”现代，而把中国简单地视为“落后的”传统，是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表现。[2]在传播研究被引进中国的叙事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不少关于这段开疆辟土的历史的讲述方式基本还是罗列中国传播研究者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播理论的翻译与介绍，很少探讨更重要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的传播研究仅仅是从外部输入的吗？这些先驱者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干一件当时看上去有政治风险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西方的传播研究进入中国以前，当时的学术氛围是否已经产生了接纳传播研究的内在需求？或者换一个不太准确但却更形象的问题：究竟是西方的传播研究率先“发现”了中国，还是中国率先“发现”了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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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材料，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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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便“发现”了美国刚出现的传播学科并零星地翻译过几个概念，但当时仍按照民国时期的传统，把“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翻译成“群众思想交通”，[3]还未有清晰的学科想象。70年代末复旦大学郑北渭等人则把传播研究看成了美国新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比如在中国内地首次明确译介大众传播研究的《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一文的译者按里，郑北渭写道：“美国许多大学从五十年代前后开始把原来只包括报刊、广播的新闻学系，扩大为包括多种宣传工具的公众传播系或学院。”[4]从“交通”到“传播”的译名变化，意味着在中国研究者心目中，communication已经从零星的“传播研究”一变而为“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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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2月，郑北渭在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介绍了西方的传播学，引起了与会新闻研究者的兴趣，要求他进行更详细的介绍，于是郑北渭在会上对许多新闻学者做了传播学的启蒙。[5]这次传播学在新闻学者面前的公开亮相成为传播研究被引进中国的最重要的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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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北渭把传播研究放到西方新闻学发展的最新动态的框架里加以介绍，把中国的新闻学者作为听众，成功地吸引到了中国传播研究的第一批听众。会场上听众积极的集体反应让中国社科院的一些学者产生了策划一次传播学座谈会的念头。次年第一次传播学座谈会的召开，成为中国部分敏感的新闻研究者接纳传播学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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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拉姆1982年4月底5月初的中国之行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印象，他选择了新闻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作为他的听众，访问了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等新闻研究教学机构，还在《人民日报》社作了讲座。[6]根据现在看到的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发言，他都首先表明自己曾经是新闻记者，而且强调了传播学对新闻学的贡献。他将传播学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四大奠基人的初创阶段；二是美国新闻院系将新闻研究扩大到传播研究，新闻研究成为更大的社会科学研究（传播研究）的一部分；三是未来社会科学将被综合成一个学科，传播学成为这个学科的基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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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迅速被中国的学者接受。国内传播研究的先驱张隆栋教授1982年发表了系统介绍传播学的长文《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他在引言里提出：“美国大众传播学是由新闻学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广义的新闻学。这就是说，大众传播学既包括新闻学，又有它自己的新发展、新理论和新研究成果、新研究方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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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中国新闻学者迅速接受传播学简单归功于施拉姆成功的修辞策略，则低估了中国新闻学者的能动作用，忽略了国内新闻研究者对于新的理论资源的内在需求。中国研究者愿意成为传播学的热情接受者，还有另一个相当重要的隐含动机——借引进传播学实现新闻学研究的独立。1957年开始，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延安时期总结出的新闻理论和实践逐渐成为教条，一旦偏离被划定的范围，就会面临政治风险。简单重复使整个新闻研究领域呈现出万马齐喑的乏味状态，亟须进行理论革新。但是刚刚经历了新闻学研究政治挂帅的时代的学人都心知肚明，贸然否定原有的“定论”非常危险。但是中国从近代以来唯科学主义就与社会主义结盟[9]，“文革”后拨乱反正，科学话语的风险最小。而新引入的“传播学”具有去政治化的特征，用中立的眼光和客观的数据来描述和解释现实。因此，借助传播学的“科学性”，通过词汇的转换抛弃僵化的旧理论，阻力就小得多。在那个过度政治化的语境里，追求学术自由便通过追求科学曲折地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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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正因为早期的传播研究在学术研究的目的之外，承载了太多学术政治的目标，变成了新闻研究者完成新闻理论变革的工具，导致许多今天看来比较明显的“误读”，比如为了强调传播研究的正当性而把它当成一个成型的传播学（科）、从新闻研究出发单纯强调大众传播、为规避政治风险夸大传播研究的科学化、低估批判学派的价值、重视理论体系却忽视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错误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空谈本土化等（见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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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理想的听众和实际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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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主观后果与实际后果的差异是社会理论中一个富有魅力的课题。[10]在传播研究的扩散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传播者心目中的理想听众与实际听众的错位。早期传播研究的引进者们带有很强的功利性，[11]他们不仅想借助传播学的词汇改变学术表达的语法，更重要的是试图通过引进传播学，改进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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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辞方式上，早期的传播研究者经常把传播与宣传并列。这是一种自我保护，还有另一层意思是想将宣传工作者转变成传播学的新听众。比如郑北渭在上面提到的那次讲座中，就把西方的传播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进行了对照，认为二者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表9-1）。尽管今天看起来这种类比显得十分牵强，但却体现了作者争取宣传管理者认同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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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 郑北渭列出的西方传播研究与中国共产党宣传经验的共同之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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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可以被宣传所用的看法得到了新闻宣传机构中少数开明干部的认可。比如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的安岗所长就主张使用传播学的方法研究读者。[13]在他的支持下，社科院新闻所的陈崇山等人在1982年进行了中国第一次受众调查。但是总的来看，在80年代，传播学的引进者们并没有成功地让心目中的理想听众认真聆听他们的主张。因为“资本主义民意调查”在当时仍然是禁区，就是这次受众调查，也顶着相当大的压力。[14]戴元光提到过这样一件轶事：“在一次报社总编会议上，某教授讲授一天的传播学，不少人不知所云，有些人提出来要批判传播学。这些听不懂传播学和拒绝传播学的，基本上都是些未经过新闻专业训练的‘宣传工作者’，那些长期从事新闻学研究的学者却心领神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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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一部分反思“文革”教训的“新闻宣传工作者”不满足于做传声筒，开始强调新闻报道的专业性，渐渐与宣传干部的角色拉开距离。就像戴元光所说，前者容易成为传播学的听众，而后者则因为传播学偏离了党性原则对媒介的中性化处理而对传播学充满警惕。研究者心目中的目标听众是宣传部门的管理者，但在这个阶段，他们不但没有成为现实的听众，反而将传播研究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1989年风波后，吴冷西发表文章，严厉斥责传播学以中性的媒介概念代替了具有阶级性的新闻工具概念。[16]此后一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传播研究进入停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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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传播研究在经济领域的新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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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被引进中国的早期，虽然在政治领域受挫，但是在经济领域却一帆风顺地找到了一批忠实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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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传播研究史会发现，早期大力推广传播学的学者中有许多也是公共关系的积极引介者。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不仅是较早介绍和研究传播学的机构，也是较早研究公共关系的机构。在中国公共关系的正当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1984年12月26日《经济日报》刊登的通讯《如虎添翼》和配发的社论《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公共关系》，这两篇文章就是该所的明安香撰写的。[17]明安香还主编了中国第一本公关书籍《塑造形象的艺术——公关学概论》（1986）。中国第一篇关于传播研究的硕士论文是复旦大学的居延安撰写的，同时他也是《公共关系学》（1989年）的作者，这本书在2005年还出了第三版，是国内颇有影响的公关教材。复旦大学的陈韵昭、祝建华也在《经济参考报》上撰写过介绍公共关系的文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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