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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暧昧的“传播学本土化”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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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看法成立的话，那么中国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学院派的规划，自然形成了直接服务于现实、干预现实的本土化特征，这也导致中国的传播研究和其他学科相比，在理论建构方面，近乎交了一张令人尴尬的白卷。对这一类型本土化的结果究竟应该作何评价，这需要更多学者参与讨论。这里关注的是另一组问题：为何学者们对这一本土化过程视而不见，反而提出了“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这些不同话语背后的诉求是什么？这些诉求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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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学1978年被重新引入中国内地之初，当时所谓“传播学本土（中国）化”的话语表现为对西方资产阶级的传播学要“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等政治话语。20世纪90年代内地学者的争论中提到的本土化，已经摆脱了政治话语，进入到文化、认识论、学术规范等层面。这种在学术自觉基础上进行的研讨，本身就是一种进步。[11]但是由于这个概念过于暧昧，不仅导致了许多无谓的误会，而且掩盖了对真正重要的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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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争论，就源于“传播学本土化”概念的模糊性。在这个概念之下，包含了传播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全球化与西方霸权、学习与创造等多组问题，学者们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了一场“三岔口”之战。比如孙旭培提出：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目的就是通过研究中国的传播历史和现状，为传播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使传播学不至于只是“西方传播学”。[12]这是从社会科学理论在不同文化中的特殊性角度来看本土化。而王怡红则认为除了提倡本土化以外，还要提倡世界化。[13]这是从社会科学理论追求普遍性的角度来看本土化的。朱立批评（中国的）传播研究具有依赖性，做的研究只是“来料加工”而不是“出口外销”，一味在消化“中心”的理论，自我创造性不足。[14]这是从世界（学术）体系的角度看待本土化问题，具有朴素的民族感情。而另一些学者把理论问题与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甚至语言结构联系在一起，用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分析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比如李彬一方面肯定“本土化的背后隐含着一种自觉的而非盲目的、深刻的而非肤浅的、清醒的而非狂热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却提出：“（中国传播研究）面临一个怪圈，一方面要走自己的路去追索真知实理，另一方面又必得遵循别人的章法，依据别人的理路，甚至采纳别人的行话。”他对简单地将国外传播学概念套用到中国传统文化现象上表示了怀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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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问题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本土化讨论中也曾经有过深入探讨。[16]学者们得出了这样一些结论：第一，要理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不宜把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简单照搬到社会科学之中，尤其需要警惕西方研究中那些带有特殊文化烙印的前提假设。第二，我们要摆脱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理性地看待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不只有一种，而是多种，除了实证的范式，我们还可以使用诠释的或批判的范式，不同的研究范式令我们有能力反思单一的、标准的垄断以及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第三，要区分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应该关注的是在今天仍然影响着社会的文化传统，而不是简单地用现代的术语去剪裁传统文化，或简单地用传统文化的概念去剪裁当下的现实，甚至单独搞一套话语体系和理论。第四，警惕“特殊性”或“多样性”背后的狭隘民族主义或思维惰性。全球化的影响使得单一、纯洁的文化不复存在，在中国的现实问题中既有全球性问题，也有特殊问题，如果为了强调特殊性或多样性而假想出一个统一的中国特征或问题，把中国与西方作为一个虚构的整体简单地对立起来，产生拒绝外国经验和视角的排外倾向，这反而与本土化话语中寻求多样性的初衷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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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话题还可以继续扩展，但是传播学者们在争论中，忽视了像中国受众研究那样自然出现的本土化特征。这种以描述研究、应用对策研究为特征的本土化提醒我们，中国传播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除了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还有为什么本土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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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进传播学伊始，大部分中国学者便不假思索地把传播学本土化的目标界定为研究中国传播问题，服务于中国传播实践。但是很少有人对这个目标中理论本身的缺席表示异议，这说明我们对于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的关系还缺乏反思。由于中国的传播学在新闻学框架里被引进和解读，实用的特征远胜于学院特征，这与西方的传播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既受到近代以来追求民族富强的民族主义诉求的影响，也和延安整风以来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方针有极密切的关系。好的理论一定要与实践结合，这本没有错，但是在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却容易被庸俗化。正如传播研究的先驱勒温所说，“没有比理论更实用的东西了”，这里的“实用”显然不仅指解决眼前问题、带来现实利益，同时包括在学术与社会方面的用途。然而从中国的受众研究中可以看出，那些能够在实践中立刻派上用场、实现短期目标的传播学工具能够被中国学者迅速接受，而那些更具学理性的或人本主义的理论则受到轻视。迎合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的研究成为传播研究的主导，而独立的、遵守学术规范的、以理论为追求的研究却乏人问津。这使得中国的传播研究整体上表现出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的特征。作为社会科学，传播理论研究本应该和现实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而由于和现实过于亲密的“本土化”对策性研究与理论研究缺乏明确分工，市场咨询研究与学术研究缺乏明确分工，导致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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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要改变中国的传播研究亦步亦趋地服务于现实的现状，期待出现既本土化又具有学术规范的理论，首先需要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研究与传播实践之间的关系。要提倡学术独立与自主，警惕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这样，才可能对过于“本土化”的中国传播研究做些学术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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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也鲁：《译者代序》，〔美〕宣伟伯：《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最新增订本），余也鲁译述，香港：海天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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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旭培：《序言》，孙旭培：《华夏传播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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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传播学30年课题组对孙旭培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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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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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耀魁：《大众传播新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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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岗：《研究我们的读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新闻年鉴（198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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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来自对陈崇山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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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来自对喻国明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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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lihu Katz and Paul F. Lazarsfeld,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5,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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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比如〔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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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孙旭培在访谈中提到，他关注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还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因为90年代初期无法正面讨论新闻改革等敏感话题，所以转向更中性的传播学本土化（当时主要是研究传统文化中的传统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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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孙旭培：《序言》，孙旭培：《华夏传播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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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潇湘（王怡红）：《传播学本土化的选择、现状及未来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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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朱立：《中国的传播研究与传播研究的中国化》，张咏、莫江华整理，《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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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彬：《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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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例如徐经泽主编：《社会学中国化——中国大陆学者的讨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邓正来：《学术与自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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