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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希区柯克是一位神经科学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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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新兴起了一个研究领域，被称为“神经电影学”（neurocinematic），这一名称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尤里·哈森（Uri Hasson）提出来的。他与亚科博尼一样研究视觉神经科学，哈森的研究方向更集中于“整个大脑”对于屏幕的反应。对于他来说，讲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文学概念，更是一个生理上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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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个春日里去绿树成荫的普林斯顿大学拜访了哈森教授。他个子很高，说话很温柔。那天他穿着一件黑色T恤、牛仔裤和耐克运动鞋，戴着黑色方框眼镜。他的形象明显是史蒂夫·乔布斯的校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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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森认为，一个好导演不只要引发观众快乐或者惊悚的感觉，某种程度上，导演应该从观者的视角出发，让观者感受到导演想让他们感受到的一切。“现在我们有了科学根据，一些电影人可以真正从观众的角度来感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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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哈森通过一项实验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在实验中，5个被试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中，让他们分别观看一部经典西部片《黄金三镖客》（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哈森对比了被试大脑的活动峰值与电影中极具戏剧性的情节，发现约有35%的大脑反应和电影播放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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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氧血液流动活跃度高峰期与新角色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保持一致。此时，大脑在做出瞬时认知，辨认一个“新人物”，并且努力将这个角色与完整的故事结合起来。此外，调查者在放映电影的时候也记录了被试的眼球活动，结果显示，被试视觉的中心倾向于跟随动作的中心而非屏幕真正意义上的中心，被试的眼睛在跟随主角的眼睛、另一个角色进入屋子时的入口和一把枪而移动着。换句话说就是，导演有意引导的不止是观众的眼睛，更是观众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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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看看哈森最喜欢的导演之一希区柯克是怎么做的，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利用科学知识操控电影的美好之处。希区柯克是20世纪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他也是一个深刻且复杂的人。他总是毫不留情地让观众的心一直悬着，让观众感受到暴力的抽搐，也会让观众体会什么是残忍。一些人曾指责他给观众带来的痛苦比快乐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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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区柯克于1899年生于伦敦，父母都是爱尔兰人。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但经常感到孤独和痛苦。有一次，他的父亲因为他表现不佳而送他去警察局，要求将他关进监狱10分钟。希区柯克的同学也因他的体重而嘲笑他。希区柯克的成长历程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写的短篇小说都带有强迫、身份认知错误和嫉妒等元素。当他在一家公司（后来的派拉蒙影业公司）负责书写标题卡片之后，他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希区柯克早期的电影比如《擒凶记》（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和《39级台阶》（The 39 Steps），会带领观众穿过灰暗的风景来到虚幻的现实。他有一套自己的本领，能让每一幕的角色带领观众不自觉地走入危险当中，这使得观众们得到了足够多的信息去了解角色，然后让灾难产生的影响在观众心里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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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下《迷魂记》里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饰演的倒霉侦探被金·诺瓦克（Kim Novak）玩得有多惨，或者想一下珍妮特·利（Janet Leigh）开心地待在贝茨酒店的场景。我们知道一些事不能积少成多，但电影中的主角并不知道。“实际上，这是希区柯克式的警告：任何快乐的事都蕴藏着危险，危险越大，快乐演变来的恐怖就越惊悚。”电影评论家安东尼·莱恩（Anthony Lane）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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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区柯克并不是一位神经科学家，但他的作品之所以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他能够使观众大脑中控制恐惧和焦虑的杏仁核活动和他的影片节奏保持一致。当哈森给被试看希区柯克在1961年的作品《断魂枪声》（Bang！You’re Dead）时，哈森发现，观众们有65%的大脑活跃区域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就是，希区柯克的影像和故事对观众的前额叶刺激是持续的、可预测的，就像把他们自己放在火上烤一样容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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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抑制热情》（Curb Your Enthusiasm）中，观众有同感的部分占的比重显然少了很多：仅占18%。最低的观众仅有5%，哈森选取的是段一分钟的视频，内容为一些人随意地在华盛顿广场上漫步。这就是研究人员所说的“非结构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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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能完全证明希区柯克是一个杰出的导演。”哈森说。这意味着无论他在屏幕上放映什么作品，都会挑动观众的神经，可以感动不同层次的观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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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的意图很明确。想象在观看电影试映片时，有人要求你必须填写完一份调查才能离开。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磁极可以揭露你的大脑对电影的真实反映。再一次强调，这种做法并不能够完全解释艺术的构成，预测结果产生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明亮的噪点和光线比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更能引起观众的注意。大多数人都会认同《克莱默夫妇》（Kramer vs.Kramer）比《蠢蛋搞怪秀2》（Jackass Number Two）更优秀，但作为一个原始的魔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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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新科学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如果要让影像有价值的话必须让它讲述一则故事。哈森的一些最重要研究表明，这不仅是一个独特的想法，也是大脑构造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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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森有一次选取了三组实验对象，给他们播放了经典默片《城市之光》中的一段10秒钟片段，在画面中卓别林将一个倒霉的同伴推入了游泳池。第一组实验对象只观看了一个持续150毫秒的镜头——水花溅起的瞬间。第二组看到的则是1000毫秒的片段，可以看见有人推其同伴的动作和水花溅起。最后一组看见的是7000毫秒的影像，可以看到卓别林推其同伴的完整戏剧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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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已经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观看最长片段的那组被试大脑活跃度最高，其他组被试的大脑活跃度随着观看时间的减短在降低。第一组仅看了电影的几帧，可以预测它们的大脑活跃度平平。然而当给每一组都展示完全相同的影像时，只有可以自动理解故事内容的人才能产生神经元反应。“大脑对无意义的数据没有反应。”哈森评论道。但是如果结合叙述、文字或情节，观众理解了影像，就会产生很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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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神经电影学”究竟有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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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有句老话：“没人知晓所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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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哪一种叙事方式能吸引大批观众，也没有人知道一部看上去会火的电影，在播出后是否会票房低迷。成功的《阿凡达》背后，一定有一部不成功的《伊斯达》（Ishtar）。这两部电影的制片、导演以及团队中的其他人在拍摄前都志在制作一部商业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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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电影制作人一直在摸索和猜测观众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并且希望自己能够创造最佳的观影效果。预测未来的唯一依据来自过去，这也是当时如此流行拍续集的主要原因。电影制作人认为，如果你喜欢《赛车总动员》，那你可能就会花钱看《赛车总动员2》。究竟《洛奇4》（Rocky IV）能否给社会带来益处尚存争议，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制作了第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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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神经电影学所赐，下一步可能就是根据观众内心的精神需求为他们量身定制一个故事。只有较少几家公司在研究这个投机性很强的领域，其中一家就坐落于工业园区内的低层小楼里，距离圣迭戈外的米拉玛机场不远。该公司的正门隔着铁丝网与一个马场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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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我拜访了头脑符号神经营销公司（MindSign，以下简称“头脑符号”），而且见到了其28岁的合伙人菲利普·卡尔森（Philip Carlsen），他笑容温和，有着小麦色的皮肤。他先问我有没有戴心脏起搏器，因为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可能会影响起搏器工作。我向他保证，除了我兜里的钥匙，全身上下没有任何其他金属制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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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测试室时，他说我应把手机和信用卡放在外面，因为室内的强磁场一直处在开启状态，可能会导致手机和信用卡消磁。这让我开始想象，手机里所有的程序代码一点点从手机里飞出来，被可怕的磁铁怪兽吸走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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