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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170488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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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镜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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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现实是政府往往令人生厌、难以让人心悦诚服，但我们做出的政治决定往往来自本性以及通过视觉处理后所产生的情感印象。所以动态影像在电子媒介中的传播会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也就并非偶然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盯着镜头时，我们会自然、有意识地形成某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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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著名电影是关于1975年最后一部直升机离开越南西贡市美国大使馆的，这是1963年由达拉斯市一位衣帽制造商亚伯拉罕·泽普鲁德（Abraham Zapruder）拍摄的影片。泽普鲁德当时正在总统车队边上，拿着8毫米的贝灵巧（Bell&Howell）导演系列414 PD机型家庭摄录机——这是当时最好的摄录机。他站在水泥路基的边上，让秘书玛丽琳抓紧他，这样他就可以等待总统座驾经过迪利广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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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一般把泽普鲁德的电影评价为“意外之作”，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如此。泽普鲁德在离开办公室前肯定没有想过要拍下美国总统遇刺这一事件。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也并非完全是偶然的。泽普鲁德出门时就是要拍下总统车队游行的影像，拍下这种统治者在街头与被统治者相见的场面，至少从伊丽莎白一世执政开始就值得炫耀。泽普鲁德可能本来只打算在自家客厅里把拍下来的影片放映给家人和一群无聊的朋友看，但对他来说这样的影片的确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拍摄了一国统治者的政治形象。自从西方文化在美国本土化以后，这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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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发生的暴力事件和随机出现的摄影者成为美国政治的惯例。在出现便携式手机之前，这一方式一直被当作平民反对暴政的工具。暴行本身是民众长期痛苦经历的浓缩——它不仅意味着这一次引起了众怒，它还是日后更多民众怒火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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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部粗糙的视频也有着巨大影响，这段视频由阿根廷一位叫乔治·霍利迪（George Holiday）的失业水管工拍摄。1991年3月3日，他站在自己位于圣费尔南多高速公路旁廉价公寓的阳台上，碰巧目睹了4位洛杉矶警察对一位酒驾司机使用泰瑟电击枪。霍利迪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便携式摄像机开始记录。在他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罗德尼·金（Rodney King）站起来并开始走向警官劳伦斯·鲍威尔（Laurence Powell），警官用警棍狠狠地打了金。金倒下了，其他警官在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时还在用棍棒殴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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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利迪第二天早晨向洛杉矶警察局报案，说他有证据证明警察过度使用警力，希望可以通过内部解决。警察局不断推诿回避，霍利迪认为警察局并不准备解决此事，所以他把视频拿到了洛杉矶电视台。电视台随后播放了整段视频，并引起了洛杉矶非裔美国人和他们认为过度武装的警察之间长达数年的争论。三年后，当4名警察被无罪释放，部分城市爆发了武装冲突，因为一些团体在看过霍利迪的视频后难以接受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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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美国的很多现实都在罗德尼·金事件中得以反映出来，但最明显的莫过于，普通民众也有力量通过使用某种手段掀起大规模事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情况在美国国内发生的可能性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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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霍利迪只跑到警察局信口说他看到一名醉汉被一群警察殴打，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警察肯定会让他马上离开。如果霍利迪到电视台口述经历又会怎样呢？电视台肯定也会让他赶紧走开。能让人震惊的力量并不存在于口述，因为口述是主观解释且具有不可靠性。即使金满身伤痕也不一定有效。为了让事件足够真实而被重视，这一事件应被人们“看到”。人们需要“看到”鲍威尔警官殴打手无寸铁的金，“看到”这些无情的殴打都落在一个倒下的男人身上——除非你是洛杉矶的审判员，否则你无权去否定这些影像材料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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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金和科尼身上的事情正体现了新旧文化间的冲突。两个事件所揭发的不公平现象都被广泛报道且被记录了下来。让人们知道了洛杉矶警察局对非裔美国人的虐待，也知道了科尼在乌干达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两个事件的相关报道和数据也都可查证，它们也都是通过视频，才使得人们把一种自发的情感转化成大量的文本。是视频使得这些事件变成了“事实”。不要理解错了：文本也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并以准确的措辞对事件进行了报道，但是，是动起来的影像真正点燃了这两场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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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本身并不能向人们传递信息，科技却可以。便携式摄像机和监控摄像机创造了粗糙却令人生畏的“视频语言”，让我们看到了当权者想蒙蔽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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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媒体评论员丹·吉尔摩（Dan Gilmor）所说：“到1991年，家用摄像机已经日趋普遍，到今天几乎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当人们看到一段视频，他们会意识到更多事情。至少，人们让有权势的人——比如罗德尼·金事件中的警察可以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责，这一点还是有可能实现的。目击由此被转化为行动，而且这种语言我们都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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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5月，药店CVS成为第一家安装价格低廉的一次性摄像机的连锁商店，很快这款摄像机就改名为Flip。该产品有两大优点：第一，它像傻瓜相机一样操作简单；第二，它有自己的网络支持软件系统，可进行编辑和发布。两年之内200万台该类型的摄像机投入使用，在2009年3月，该摄像机生产公司又以590万美元的价格被思科公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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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p摄像机貌似已经做好准备大获成功，可是两年后，思科宣布关闭所有Flip摄像机的生产线并停产。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对消费者自用摄像机失去了兴趣，事实正好相反，Flip找到了广阔的市场。早先的摄像机在编辑、创作影片时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持，但使用Flip拍摄的视频在电脑上编辑起来十分简单。之后，手机也开始有了类似的功能，尤其是2009年出现的iPhone彻底结束了Flip的产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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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一季度，智能手机的交易额就超过了一亿美元，所以不久后我们就都能兜里揣着手机，既能打电话，又能录制视频并在世界范围内分享了。整个过程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像是一个口袋电报机。很大一部分由普通人上传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视频内容都是十分具有政治性的。总之，Flip引领的年代就是传播政治观点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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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候选人第一次录制大量的视频宣传片，尽管未在电视上播出，但却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潮。这一新流行的选举视频风潮让人震惊的是，真正流行起来的视频并不是由那些资金力量雄厚或掌握大量选举信息的政治咨询者制作的。比如，著名音乐制作人will.i.am制作了一段极其流行的视频，叫作“Yes We Can”来赞美奥巴马，其浏览量超过1 5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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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不再只由竞选者或其对手制作，这是因为制作或发布视频不再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这种现象会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不断改变政治发展进程，也改变了记者所扮演角色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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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怕但重要的案例发生于2006年12月30日的晚上，伊拉克巴格达郊区卡迪米亚地区监狱的一名守卫秘密地拍下了萨达姆·侯赛因受绞刑时残忍混乱的场面。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几分钟的操作，任何人都能观看这次历史性的处决场景，并且直观地了解这一事件。视频引发的情感强烈程度是文字报道难以实现的。记录这一事件的不是记者，而是由看到处决的人记录下的。这一过程“看起来像复仇谋杀”，它使努里-马利基（Nourial-Maliki）的新政府蒙羞。这并不是一段架构完整的纪录片报道，而是一段恰好是虐杀电影的“自制影片”，这段视频立刻被数以百万的人分享。它是这一事件的原始记录，不附加任何装饰和解读。学者会将其称为“第一手来源”，即真正的文章，它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看似是政治视觉素养新发展的表现，但实际上是国际政治长时间以来各种力量累积的顶峰，这些力量就包括肯尼迪遇刺和罗德尼·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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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正如案例中所展示的一样，最吸引眼球的政治画面都会涉及暴力。2000年，在巴勒斯坦领土内的一次枪战中，一名叫穆罕默德·阿尔杜勒（Muhammad al-Durrah）的男孩死于枪林弹雨之中，引起了国际震怒。这样的事件在全世界的战区中再平常不过了，这些伤亡在新闻栏目中化成了数据，但是这一事件的独特之处是因为，法国二台新闻站的自由摄影师拍下了这一视频。该视频展示了令人心碎又同情的画面：小穆罕默德的父亲徒劳地试图为儿子抵挡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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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对于究竟谁是开枪者引发了争议——以色列国防部队坚称并非他们所为，他们表示，自己的立场不允许向蜷缩在水泥桶后的父子开枪。这段视频仍然向更遥远和更广泛的地区传播着，视频制作方的广播员也提供了评论支持，解释说他们亲眼看到杀害父子的凶手是以色列军方士兵，这也被众人看作以色列军方无情的体现。这对父子去世时的姿势最后被印在了海报和邮票上。在《大西洋月刊》中，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写道：“这幅巴以冲突中男孩死在无助的父亲臂膀中的画面，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圣母怜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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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至今日，关于那天实际发生的事情，问题比答案更多。法国二台拒绝公开据说记录了男孩死亡痛苦过程的视频，尽管其他人认为这段影片可能会证明以色列军方的清白。更重要的是，视频没有显示以色列军方处在射击父子的位置上，而且打中他们的子弹到底来自巴方还是以方仍然是个谜。对于动态影像，视觉符号极其重要，细心的观看者必须意识到那些未曾出现在镜头中的暗示性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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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阿尔杜勒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永远是个谜，但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一点是，一段视频，即使是有问题的视频，也将整个事件推到了万众瞩目的位置。在《大西洋月刊》中，法洛斯总结说：“这些画面展示了双方自以为是的立场。总之，现代科技加剧了双方相互隔绝的状态。有了互联网和电视，每一种文化都拥有了更加精确的设备来‘证明’、戏剧化和分解特定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