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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到底谁杀死了帕索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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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死亡同样具备颠覆的力量，即便是在3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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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2日是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遇害30周年纪念日，在罗马，与此相关的纪念仪式几乎都无法脱离一个主题，那就是关于他的遇害真相。半年前，凶手在电视上否认了当年的供述，意大利上下议论沸然，纪念日变成福尔摩斯探案日也是意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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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2日凌晨，帕索里尼的尸体在罗马郊外一处海滩被人发现。一个17岁少年男妓供认杀人罪行，自称被帕索里尼从中央车站带到海滩，因性交易发生冲突而将对方杀死。少年入狱，关于政治谋杀和法西斯报复的推测都被这个“官方说法”抹掉了。那个被指为凶手的少年名叫皮诺（Pino Pelosi），今年47岁了，47年里他有23年在坐牢，但其中只有9年零8个月和帕索里尼之死有关，剩下都是贩毒、持械抢劫和偷盗汽车之类，获刑却都长过30年前杀死帕索里尼的罪名。皮诺的成长环境、生活状态，都是帕索里尼生前作为诗人和导演最愿意去表现和探询的社会边缘人的类型，而这个人最终就以这么特殊的方式，在现实中和帕索里尼的命运纠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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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诺在电视上露面是2005年5月7日，在访问中他声称自己并非30年前杀害帕索里尼的真正凶手。他回忆，有三个男人从一辆菲亚特汽车里下来，冲进海滩，对帕索里尼棍棒相加，嘴里骂着“PPP”，意思是“肮脏的共党分子”一类。30年来，对于帕索里尼的死其实早有诸多猜测和怀疑。10年前，帕索里尼最亲密的朋友、意大利记者奥吉（Oggi Fallaci）曾公开写过一篇文章，指帕索里尼之死是黑手党和政治的共谋，凶手至少有4个人。但当事人通过媒体公开翻案毕竟还是第一次，对意大利社会的震动不同以往那些推测。30年前，帕索里尼的尸体是在垃圾场里被发现，情状极其惨酷：下巴被打碎，耳朵大半脱落，胸腔深陷，心脏爆裂，头发浸泡在血水之中，整个身体都被汽车反复碾压过。遇害时帕索里尼53岁，他身体强壮，练过空手道，17岁的瘦弱男妓怎么可能一个人就将他击倒而且这般折磨？就算是经过了激烈的打斗，凶手又怎么可能毫发无损而仅仅在身上沾了5滴血？但当年少年皮诺在口供里坚持是他一人所为，甚至1993年法国《新观察家》杂志记者到监狱里采访他时，皮诺仍称没有说谎，他说，被抓的时候都快吓死了，如果有同谋，一定早将对方的名字说出十几遍了，不可能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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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现在最大的疑问是，如果这是真相，为什么要等30年？做出这个轰动访问的意大利电视记者名叫弗兰卡·雷奥西尼（Franca Leosini），他认为皮诺长久保持沉默是因为被人以家人生命相威胁，而他选择现在开口，是因为与此事相关的人都死了。也有另外一种推测：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皮诺被记者说服用这样的方式来卖个好价钱。据另外的媒体透露，让他接受访问的电视频道Ray3确实付了他一笔爆料费，这也是案件再调查时检察院不采用皮诺新口供的原因。不过皮诺也暂时没有时间来享用这笔钱了，前不久他再次被判入狱，罪名是贩卖毒品古柯叶。法国《新观察家》那个名叫马塞尔的记者2005年7月曾去监狱再访皮诺，就在会客室里，在警察的眼皮底下，皮诺居然偷走了记者的钱夹。这名记者倒也安然接受了，他说，看来皮诺已经习惯了为自己索取采访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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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2005年6月底的时候，罗马检察院表示对帕索里尼被害案件重新调查，之后罗马市政府也正式宣布展开民事诉讼部分。不过大多数人对结果并没有抱指望，就像民事诉讼部分的律师尼诺所说，重新调查就像是试图把一个30年前打破的花瓶粘起来，复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实热爱帕索里尼的人对于抓捕和审判真正的凶手并不那么钻牛角尖，他们更希望借助调查，还原两个真实。首先是作为人的帕索里尼。这么多年，人们记得他的死甚于他的生，那个作为先锋诗人、政论记者和导演的帕索里尼被遮蔽在了过度渲染情色的不道德死亡事件后面。在那么多版本里，他的生命被强调是终结于一次深夜的寻欢，结束在一名年轻男妓的乱棒下，而他死状的惨烈，又总被人拿来和他死前数周完成的电影《萨罗：索多玛120天》对接在一起。世人在这部影片里搜索所谓的死亡信息，将他作为一个同性恋的殉道者和萨德的祭品来剖析。而在帕索里尼的朋友看来，帕索里尼是20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代表之一，他用文字和电影，对抗着当时意大利社会的腐烂和高压，而他从不避讳的左翼立场以及同性恋身份，使他成为极右势力制造政治恐怖的目标。如果这次再调查能够证实帕索里尼是死于极右势力的暴虐谋杀，那么他就将首先被还原为代表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另外一个事实，与欧洲现实政治环境相关：极右阵营这两年在意大利的各种选举中越来越有影响力，令知识阶层感到不安，他们希望能以帕索里尼之死的真相大白，让意大利人对黑暗政治的后果有所反思。真相存在，但何时出现就要看谁更需要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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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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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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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评选20世纪欧洲文化界最受争议的人物，帕索里尼将排进前三名。诗人—政论记者—电影导演，无论他在哪个角色阶段，得到的评价总是“异端”、“暴烈”、“犯上作乱”和“伤风败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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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索里尼1922年生于意大利波伦亚（Bologne）地区。他父亲是墨索里尼的步兵军官，母亲是费留里的普通农妇，那里的方言非常特别，帕索里尼尝试过用它来写诗，一度很被关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的军官父亲被游击队处决，帕索里尼随母亲避难于费留里，做了中学教师。1947年帕索里尼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两年后因为同性恋被开除，但他一生没有改变过左翼立场。他和母亲搬到罗马，定居在贫民区，常年与强盗、小偷、妓女等社会边缘人相伴，这段生活使他的作品具备残酷的真实和暴烈的反叛。上世纪50年代末，帕索里尼出版了使他位居先锋作家行列的两部作品，即诗集《葛兰西之烬》和小说《暴力人生》，小说因为描写妓女与皮条客的生活而得到“猥亵”的评价，但由于文字具备出色的视觉感，他被索尔达蒂、费里尼等电影大师欣赏，邀请他合作编剧，这是他走向电影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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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帕索里尼独立导演了第一部影片《乞丐》。第二部影片《罗马妈妈》获得1962年威尼斯电影节俱乐部联盟奖。第三部影片《软奶酪》只放映一次即被禁映——他后来的电影和文学作品命运莫不如此。帕索里尼因作品内容不良被起诉33次，禁映更是几乎伴随了他全部的电影作品，而帕索里尼的回答是：“以保护他人道德为名禁止色情，是为禁止其他更具危险性的事物找借口。”进入70年代，帕索里尼用他的代表作“生命三部曲”挑战了当时思想平庸、政治黑暗的意大利社会。他首先改编拍摄了挑战道德礼法和宗教特权的《十日谈》，其后《坎特伯雷故事》的情节被道德家认为伤风败俗，第三部《一千零一夜》讲述了几段异性爱和同性爱的故事，对自然奔放的性的赞美，实际上是他对工业社会和消费主义的批判。可笑的是，这种批判因为性爱场面而赢得了消费主义的青睐，票房奇高，令帕索里尼极其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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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罗：索多玛120天》是帕索里尼最后一部作品，完成后不过数周，他就遇害于那处荒僻海滩。帕索里尼改写了萨德原著的背景，把故事背景设置在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末期的萨罗共和国。作为意大利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萨罗统治期间有7万人被杀害，4万人被截肢，无数妇女、少年被强奸或鸡奸。影片中有象征贵族、司法、神权等机构的四个角色，有士兵组成的暴力机关，权力和暴力之下的性政治肮脏、冷酷、残暴、畸虐，令观众无法完成观看过程。这是帕索里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权力形态的最后挑战，并登峰造极。他早就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我是这么充满激情，这么疯狂地拥抱生命，我知道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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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再现福柯的最后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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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福柯之死早已经有了定论，但这毕竟是德菲尔20年来第一次开口谈及当时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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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因艾滋病去世，在那个年代曾是令法国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最震惊的事件之一。20年后，为了纪念这个“20世纪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法国《解放报》用12个版的篇幅出版福柯专刊，除了探讨他的思想和著作，该报也首次得到福柯的同性恋人达尼埃尔·德菲尔授权，刊发了专访《最后的时日》。这是一篇奇特的访问：采访完成于8年前，但从未完整地公开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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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照不宣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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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死于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关于这家医院，当时曾给不少人浮想联翩的由头。50年代末期，福柯在潜心著述《疯癫与文明》的时候，曾专门考察过这所医院，并详细描述过它在历史中的作用和演变。萨勒贝蒂尔医院在17和18世纪担当监狱的功能，专门看押乞丐，妓女，疯子或者罪犯。法国大革命以后，这里被人道主义人士改造，成为收容精神病患者的疯人院。福柯的论敌将这种巧合视为一种嘲弄。为什么偏偏是萨勒贝蒂尔？真的是巧合吗？德菲尔披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1984年6月初的那个星期天，福柯突然在沃日拉大街的家中晕倒。德菲尔一时联络不上负责治疗的主治医生，只好和福柯的哥哥一起先将他送进了居住区的一家诊所。第二天医生来了，在转院的安排上，他们刻意排除了当时设有艾滋病研究课题的克劳德·贝尔纳医院，尽管那里有著名的艾滋病毒发现者之一罗泽伯姆教授，最终决定转院到萨勒贝蒂尔，目的就是不让福柯住到容易让人联想到艾滋病的医院去，以免引起舆论关注。由于决定仓猝，当福柯到达的时候，医院为他准备的病房甚至没有来得及消毒。两天后，福柯肺部感染，被迫转移到重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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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4年的法国社会，包括大部分医生在内，对于艾滋病都还讳莫如深，没有勇气面对。福柯去世后十几分钟，德菲尔到医院办公室办理手续，无意间看到了诊断书，上面写着“死亡原因：艾滋病”。作为最有可能被感染的人，这是他第一次得知福柯的真正病因。医生就在旁边，德菲尔质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医生答非所问：“放心，会销毁的，不会留下什么。”德菲尔回忆说，他直到那时才真切感受到，一种全社会性的恐惧心理能够怎样将真相掩盖过去。医院害怕媒体，害怕曝光，为此而不得安宁。《世界报》随后向全世界公开发布的医生公告如下：“米歇尔·福柯先生自1984年6月9日在萨勒贝蒂尔医院神经系统疾病科就医，对由败血症导致的神经病症状进行了必要的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脑部化脓。开始时，抗菌素治疗产生了良好效果，因病情好转，米歇尔·福柯先生可以了解对他刚出版的两卷书的最初反应。但病情突然恶化，使有效治疗的希望彻底破灭，福柯先生于6月25日13点15分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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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自己是这个集体谎言的一部分吗？对于他是否了解自己病情，在他死后有完全相反的两种推测。一部福柯传记中说，关于这个问题，他大部分亲友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根本不知道折磨他的是什么病，他甚至在医院里还制定了到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度假的计划”。但更多的朋友认为他心里是清楚的。在去世前的冬季，他曾给最亲近的朋友杜梅泽尔打电话说“我想我肯定得了艾滋病”。德菲尔在专访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在1983年12月他们曾经谈到过艾滋病的可能性，但是在抗生素治疗生效之后，福柯又在1984年1月给朋友的信中说，他一度以为自己得了艾滋病，现在看来并不是。德菲尔相信福柯并非有意向他隐瞒，只是当时充满了谎言和误解，他来不及说，或者是不能够说。这一切驱使德菲尔在福柯去世的当年发起成立“抗击艾滋联盟”，成为法国直面艾滋病的第一批人，虽然他自己被证实并没有感染HIV。他说，“我想持续这场哀悼，继续关注各种人群的发言权利”，就像福柯和朋友当年成立“有关监狱信息小组”、发起监狱改革风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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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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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尊称达尼埃尔·德菲尔为社会学家，但在福柯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只是一个在福柯私人生活中偶尔出现的片断。在某些关于福柯的书和文章里，提到他时笔下并不友善。较常出现的相关片断有两个。一是60年代初期福柯在克莱蒙大学任教时的不愉快插曲：他曾经利用自己担任哲学系负责人的权力，为这个刚刚相识不久的年轻情人安排过一个助教的位置，这在当时很受非议，并成为一些对手攻击他的把柄。与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相比，福柯一生颠沛，在国内国外的大学讲坛间奔波往返，而任教克莱蒙大学是他比较重要的阶段。在这个距离巴黎有6小时火车路程的地方，福柯工作了6年，后来风靡一时的著作《词与物》，基本内容就是他在简陋的教室里给他为数不多的学生讲授的部分课程。另外一件和德菲尔相关的事情，发生在1968年法国著名的“五月风暴”期间，当时福柯受聘于突尼斯执教，远离运动中心巴黎，于是德菲尔每天的电话成为他最信赖的现场报道并直接影响了他的观感。所以很多文章在谈及福柯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时，也会出现德菲尔的名字。德菲尔和福柯两人分分和和，共同生活了25年，直到福柯病故。法国作家迪迪埃·埃里蓬在他撰写的福柯传记《权力与反抗》一书中写到，对于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福柯曾在和朋友的一次谈话中说到过，“我经历的是迷恋某人的生活状态，或许在某一时刻，这种迷恋以爱情的方式表达出来。事实上，这是我们互相迷恋的状态，一种除他本人以外没有其他理由能够结束的永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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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生命的最后10年，福柯给予德菲尔的不完全是永恒，还有背离，至少在肉体上是这样。从1972年开始，福柯频繁到美国做学术旅行。美国吸引他的当然有工作乐趣——对于福柯在美国的影响力，《时代周刊》在1981年曾经用到了崇拜二字——但更深层次的，是纽约和旧金山的自由给予他心性的放纵。福柯没有否认过自己是同性恋者，但他一直对此感到难以承受的压抑，“在夜生活的阴影中推动白昼所不允许的令人感到缺憾的快感”。而在美国，他享受到了一种作为生活模式和文化现象的同性恋。从美国西海岸各种不公开却又组织严密的俱乐部、酒吧和浴室当中，他索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福柯曾说自己所有的快乐，写作也好，行为也好，都是和死亡相关的，而在美国的经历给了他“不可抗拒”和“不可言表”的实践可能性，超越和消除他所说的权力体系，即异性恋社会对于同性恋者的边缘化权力。1983年，即便他的健康已经严重恶化，福柯仍然期待美国的旅行，以做精神上的解脱。德菲尔在专访中没有触及这个话题。他说，多年的沉默除却对丑闻的惧怕，更多的是因为觉得不能替代福柯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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