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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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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是法国的脸，左岸是巴黎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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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左岸”更像一张时髦标签了，各色人等都指着用它来点石成金。标榜高雅的，自以为先锋的，放浪的，孤傲的，念旧的，激进的，无不觉得这个词最能彰显自我。从文学青年到房地产商人，都喜欢借用“左岸”起名：“左岸”饭店，“左岸”画廊，“左岸”音乐，“左岸”工场……连伊夫·圣洛朗这样的大师也把自己的品牌系列取名为“左岸”。T型台上的华服虽然高雅，在气质上总觉得和“左岸”还是相去甚远，或者说，只能代表圣日耳曼大街的左岸，那里现如今布满了高级时装店和高级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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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巴黎的时候，在索邦大学念法语，每天都在这块被人们叫做“左岸”的地盘上穿街串巷。记得上课第一天下着小雨，巴黎冬天最常见的那种细雨绵绵，在索邦办完注册，老师吩咐去位于蒙帕纳斯附近的另一个校区参加入学语言测试。正是傍晚时分，从幽静的学院街拐出来，拿着老师画的简易地图，沿圣·米歇尔大街步行向东，一路经过新的旧的大的小的书店、咖啡馆、花店，还有先前只在画册里看过的先贤祠、卢森堡公园。路上年轻学生居多，围巾松松垮垮绕在颈上，三五成群脚步匆忙，衬得整条马路眉目生动。因为不知东南西北，我一直在问路，却没觉得路远，目的地到了，还巴不得循着路边糕点屋漫出的香气继续逛下去。那时候并不知道种种左岸的掌故，事先的膜拜和向往都无从谈起，舒坦自在是发自内心的。后来看了不少关于左岸的华丽文字，回想一下那个傍晚，在我对左岸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倒是无意间领略了左岸最本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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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上，左岸只是塞纳河边的一个居住区域。巴黎被从东而西的塞纳河水一分为二，站在西岱岛上顺着河水的流向，南为左，北为右，“左岸”和“右岸”的地理概念就这么形成了。从法国国王查理五世起，政治权力中心慢慢向右岸集中，以卢浮宫、孚日广场和东郊的万森城堡为基点，王公贵族划分了居住和社交的圈地，外围则是大量依附他们生存的商人和平民。巴黎最大的中央菜市场，最早的百货公司，还有供娱乐的巴黎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都落脚在右岸。巴尔扎克、小仲马在小说中若是写到巴黎，场景大多也集中在这些热闹地方，像Les Grands Boulevard，“巴黎林荫大道”，也就是共和广场到玛特莱娜广场之间的几条马路，或者今天的歌剧院和老佛爷商场一带。和右岸的繁华奢靡、市民气息相比，最初的左岸是清冷的纯粹的学院区。从正对卢浮宫的艺术桥南端开始到圣米歇尔大街的卢森堡公园路口，三所大学一字排开：四国学院，即现在的法兰西学院；三语大学，后来的法兰西大学；索邦大学，现在也叫巴黎第四大学。索邦是左岸的心脏，先是神学院，13世纪中期开始确立大学的形态，整个欧洲的大学教育也从这里开始。欧洲很多国家的学者和学生都在这一带聚集，按照学院的规定他们学习拉丁文，用拉丁语写作和交谈，所以这一带也叫拉丁区。这是左岸最早的聚集区，也是左岸未被引申和解释之前的原生态。书店、图书馆、出版社、咖啡屋，博物馆、美术馆、电影院、剧院，这些都围绕着知识和思想的交换需要慢慢建立起来。形态和趣味上自然和对面右岸的华丽大相径庭，带有明显的拉丁区印记：规模不大，空间私密，便于对话和交流。我们今天在圣米歇尔大街两旁看到的，仍然是这种风格的生活。索邦大学东面有一条小巷，里面有一家很小的影院，开一扇窄门，一年到头放映过了季的或者在大影院票房不佳的艺术片供小众欣赏，那里经常有“向某某致敬”的专场，一两个月里循环上映同一个导演的代表作，我在那里看过了最完整的王家卫电影。先贤祠旁边有一个对公众免费开放的老图书馆，大小和一间大阶梯教室差不多，只不过多了藏书的一层，读者自己可以爬木梯上去查阅。法国大学里每门课时一般不超过两个小时，但间隔拉得很长，晚上也常排课，所以这个图书馆就成了候课的场地。附近中小学的孩子也到这里温课，一张大木桌上便常有奇特的场面出现：一边是奋笔疾书博士论文的大学生，一边是在做语法练习的小学生。听朋友说，萨特在索邦时候，就常和波伏瓦在这个图书馆见面。我没有查证她的说法，但有时从书架上抽出一两本老书，会突然闪过好笑的念头：说不定波伏瓦也摩挲过它们的封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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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帕纳斯是左岸另一张放浪形骸才子佳人的脸，也是左岸变成传奇的开端。圣日耳曼-德-普雷斯，左岸的另一个区，则在20世纪中期用萨特和波伏瓦的哲学生涯延续和巩固了左岸传奇。20世纪20年代一群美国文人在巴黎自我放逐的生活，把左岸的心脏从索邦迁移到了蒙帕纳斯的啤酒馆和咖啡厅。在《巴黎：一席浮动的豪宴》中，海明威引用的一段酒保吉米的回忆，应该是最真切的描述：“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蒙帕纳斯这样任性癫狂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样沉溺醉乡而自得其乐，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画家、作家、贵族、美国水手、坦然表现同性恋关系的可疑女性……他们全部都汇集于此谈天说地，毫不在意阶级差别而友好相待，都彼此投机互为知音，都如此全身心地热衷于艺术。”那是一串光芒四射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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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蒙帕纳斯堆满了游人，咖啡馆和啤酒馆还在，热闹还在，但是精气神我觉得已经不在了。如果让我选择对左岸的记忆，我愿意截取圣米歇尔大街的左岸，索邦大学的庭院里石柱泛出绿苔，鸽子栖息在雨果雕像的肩膀上，在大街上时不时撞上一张明亮的年轻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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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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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美丽、疯狂、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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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赫尔穆特·纽顿和布勒松，理查德·阿维顿2004年10月1日逝于美国得克萨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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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顿（Richard Avedon）和玛丽莲·梦露有一张合影，是在1954年电影《七年之痒》拍摄现场留下的。照片上，梦露笑容纯净喜气洋洋，她身边的阿维顿则是意气风发的样子。那年阿维顿刚满30岁，作品已经上过时装“圣经”《哈泼》的封面，是纽约时装摄影界最年轻的新贵，大红大紫如梦露，也以做他的模特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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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拍过这张合影的第四个年头，阿维顿得到了“世界最出色的10位摄影家”的封冠。整个六七十年代，时装摄影界几乎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连好莱坞拍电影，摄影师的角色也以他为原形。在阿维顿逝世之后，法国杂志发表纪念文章，提到两件他在巴黎的轶事，很能说明当时他的鼎盛：大概是在60年代中期吧，有一次阿维顿带模特到卢浮宫花园拍片，他怎么选角度都觉得不够理想，于是直接拨通了法国文化部长的电话，询问是否能允许他把花园里的树挪一挪，再从外面运几棵形态比较满意的树过来重新栽种。另一件轶事和法国著名影星德纳芙有关。德纳芙获评为某年《巴黎竞赛画报》的年度女性，杂志社急需刊发她的照片，所有编辑都认为德纳芙最好的照片全部出自阿维顿之手，但对于大师能否应允发表不抱什么希望。出人意料，一向不好说话的阿维顿同意提供版权并连夜亲自放了几张片子。等照片送到，编辑们不知所措了，因为阿维顿特别附条说明：阿维顿和德纳芙的名字必须以同等大小字体在封面上出现。杂志总编最后忍痛割爱封面，只在内页采用了他的照片，阿维顿为此非常生气，数年不和这本杂志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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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顿在创作上也和他处事的方式一样，要掌控全部——人物，情绪，表达。在他眼里，摄影并非客观呈现，情绪或者事实在转化成照片的那一刻就不再是事实，而是观点，“我的人物摄影关乎我自己，多过我所拍摄的人”。有人说，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都渴望阿维顿的镜头，因为他总能拍出连她们自己也感到陌生和惊心的美丽。阿维顿与众不同的秘密要追溯到第一个拍摄对象，姐姐露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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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顿的父亲是俄罗斯裔犹太商人，在纽约第五大道有一家高级服装店。阿维顿从小就翻看父母订阅的《哈泼》、《时尚》之类杂志，13岁开始模仿里面的图片拍照，模特就是比他大两岁的姐姐露丝。据阿维顿回忆，露丝的美貌令所有见过她的人都感到震惊，简直成了家里伤脑筋的一件大事。人们对她充满了好奇，不相信在那么完美的外形下会有和别人一样的灵魂，以至于露丝也认为她自己作为“人”可能并不存在，有的只是虚壳而已。整个青春期她都活在幻觉里，20岁就彻底疯了，被送进精神病院，然后死去。姐姐的疯和死，使阿维顿觉得美丽是那么孤独和绝望的一种东西，平静之下有强悍的力量，挣扎、撕裂，然后毁灭。阿维顿拍下了姐姐从14岁到18岁的所有影像，却一直把照片锁在盒子里，整整30年不敢打开，直到1984年当他重新捧起露丝的照片，阿维顿以他作为职业摄影师的眼光，确信少年时代的记忆并非虚妄。这么多年里他选中的每一个模特，几乎都能看到露丝的痕迹，姐姐无形之间变成了他的审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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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顿说，“我确信在疯狂和美丽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那是普通世界所不能了解的神秘，但他的镜头却有力量捕捉，也许这就是他总能把模特的美放大到惊心动魄的缘故。1995年，阿维顿重新回归时装摄影，第一张作品即获得巨大成功，他让名模奥尔曼和骷髅衣架相对而立，通过中间的一面残镜，美女和死神合二为一。整个画面美得摄人，静悄悄中蔓延着疯狂和死亡的气息。这是老年阿维顿对美丽最直截了当的少年记忆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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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清楚阿维顿风格转变的真正原因。从60年代末期开始，他拍摄了和时装完全无关的大量人像，最初还是名人，政治家、艺术家、作家，到70年代末他的兴趣落在了普通美国人身上。背景永远是空白，被摄对象永远是直视镜头充满画面，以他们忧郁或者愤慨或者什么表情也没有的面容，孤立无援地凝视着观众。这就是阿维顿式人像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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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也许源于他父亲的死。1969年阿维顿最爱的父亲患了癌症，1973年去世。在这4年里，阿维顿用7幅照片记录了父亲由病而死的过程，基本确立了他后期人像摄影的形式和风格。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阿维顿回答说：这不是我的父亲，也不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曾经表白自己只会拍那些能够理解的人，他以为自己理解的只有艺术家和大人物，理解美丽和有力量的东西，但是在父亲离去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却发现人是有共同情感的，一个作家和一个石油工人之间并没有多么大的差别，不同的仅仅是表达方式。很多年以后他告诉法国一个记者，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所效力的《哈泼》杂志的趣味就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全部趣味，但是从某个时间点以后却完全不同了，他发现时装摄影并非是有着无限成长空间的艺术，那只是他的谋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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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年过50岁的阿维顿宣布他要进行一个伟大的计划，利用摄影进行对美国西部人视觉形象的深入研究。在纽约阿曼艺术中心展览馆的支持下，他开始5年之久的西部漫游，足迹西到西埃拉山脉，北至加拿大边境，南抵墨西哥边境。阿维顿为将近800名西部人拍了照，这中间有在路上碰到的流浪汉、卡车司机，也有农场和油田的工人，小镇的家庭妇女。他们的外形毫无光彩，和阿维顿曾经拍过的那些模特、明星相比，他们简直就是丑陋的，但是当阿维顿将所有背景剥离，他们脸上的污秽和目光的空洞，甚至无力的形体，都变成了比明星更具表现力的传达方式。他把这些黑白照片在阿曼艺术中心展览馆展出的时候，整个摄影界和文化界都遭遇了一次“地震”。阿维顿对成功的理解已经和年轻时候大不相同，他说：“如果说我对这些作品寄予什么希望的话……我希望的是人们从现在起会正视他们，并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国家生活中会发生一些严肃的事情。”2002年纽约大都市博物馆再次展出了他的180幅肖像作品，对于摄影师这已是最高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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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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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挂在墙上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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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纽约人排着长队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名人垃圾箱里究竟能泄露出什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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