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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170489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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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五 崇物与感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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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物的思维方式是由自我主张产生的，故有自我与他者的对立。自我要设法说服他者，就不能不采用制驭的手段，于是便产生了探究他者本质的需要。其结果，就必然会导致将自己的理性、理知当作绝对物，而把他者当作对象来分析，以探究其本质、利用其价值的思维倾向。西方的思维方式之所以被视为合理主义，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当然，近世非常发达的合理主义倾向，早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这是因为，那个时代是重理性、重理知的时代。到了近世，却把自我理性绝对化，从而合理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由此带来了科学文明的极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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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合理主义，崇物的思维方式不能不说是神秘主义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崇物的思维方式崇尚自我抑制、自我谦让，所以是自我与他者一体的思考方式；同时又是因为崇物的思维方式不是把他者的本质只当作“心”的功能对象之一，而进行理性的分析与认知，而是依据“心”之全体即全一的思考方式去感知其本质。如果说，制物的思考方式是理性的、理知的思维方式，那么崇物的思考方式就必然是情绪的、感性的思维方式。前者应该说是局部的思维方式，而后者才是全一的思维方式。因此，在崇物论的思维方式下，对物的本质把握必然是直观的，亦即神秘主义的。相反的，制物论基于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主张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性，并强调以自我的理性去认识他者，进而去揭示其存在的本质，以达到驾驭他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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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西方的理性主义起源很早，到了近世又获得了膨胀式的发展，从而使自我理性达到了绝对的程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的合理主义也随之兴盛起来。在哲学思想领域，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等大家辈出。但与此同时，批判合理主义的神秘主义者也大有人在，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而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等也可以说是同类的哲学家。提起神秘主义，西方中世纪的爱克哈特（Eckhart，Meister Johannes，约1260～1327）、伯麦（Jakob Böhme，1575～1624）等人，虽是基督教式的，但也可称为神秘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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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东西方的哲学思想作番比较，则完全可以用神秘主义与合理主义来加以概括。总体而言，印度和中国的哲学思想虽属于神秘主义，但与日本相比，则不能不说后者的神秘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在强调神秘主义的同时，并不排除理论思考、理性诠释。而日本哲学则不同，它几乎不需要任何理论或理性。对于崇物的思维方式来说，只要实践而不需论理是理所当然的。而这在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那里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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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必须承认，即使同样属于神秘主义，西方与东方、中国与日本也有明显的差异。真正彻底的神秘主义，恐怕非日本的崇物精神莫属。因为西方的神秘主义者，尽管彻底批判了合理主义，但与基督教神秘主义不同，它仍以记叙为主，而几乎不屑于实践之功夫亦即实修。东方哲学尤其是日本哲学，却是非常强调实践、实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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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崇物，还有个对“崇”字的理解问题。所谓“崇”，即崇拜、崇敬之意。若说崇拜，就带有了宗教的性质，而崇敬则只是用来形容某种言行举止，它不像理性思维那样把“心”的某一功能当作根本，而是把“心”的全一功能包含其中。所以说，“崇”是放弃自我、服从他者的“心”之修行，并且采取了以无心即无我之心与他者一体的立场。此外，相对于知性之物，“崇”的对象也可以说是感性之物。而日本思想文化就是把感性直观作为根本的，它同样是对物之本质的认识，表现在技艺方面，则可以说是无心、无我之心。例如武道，若用西方合理主义来解释，其本质就是磨炼技的极致，而若从日本崇物论的观点来看，其本质就是无心之心、无我之心。故而在日本的场合，武道的立足点，就是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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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德寺大仙院庭园南端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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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白沙、两座沙山，呈现出一种“无”的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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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基于西方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时就会止步于对事物特色的论证，而基于东方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时就必须做到实践修行。这只要比较一下尼采、柏格森的神秘主义学说与禅学的神秘主义学说，即可一目了然。西方的神秘主义虽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略有区别，但却没有像禅学中坐禅那样的切至实修。而在崇物精神的支配下，就连坐禅那样的严格而系统的实修都没有，而只强调在日常生活中的切身体验。神道中虽然也有清身[1] 的行为，但那也只是从身心中消除我欲和我执的实修。这说明，日本的神秘主义也不同于禅学的神秘主义。禅学以坐禅为根本，它不仅有经典，而且不反对教与学，并且主张对开山始祖的崇拜。而所有这些，在日本人的崇物精神那里，概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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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参拜神社或佛寺时，进门前都会有个名叫“手水舍”的地方，意在神或佛的面前清洁尘世污浊，此即所谓“清身”。其具体步骤是：（1）右手拿起盛水的竹筒、清洗左手；（2）换手、清洗右手；（3）最后用左手盛水、进行漱口、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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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六 “崇”之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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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崇”字的意思，我们已在上面稍作解释，下面再从中国哲学的角度作些说明。“崇”若被解为崇敬，则类似于中国宋代程朱学派所谓的“居敬”。按照朱子的说法，“敬”有以下三层意义：一是“心中不容一物”，此为尹和靖（1071～1142）之说；二是“整齐严肃”，此为程伊川之说；三是“常惺惺”，此为谢上蔡（1050～1103）之说。所谓“心中不容一物”，是说心中不能有丝毫物欲；所谓“整齐严肃”，是说身心根据现状，端正其行为和心境，并作严格的自我反省；所谓“常惺惺”，则是指使心明智觉悟，并去掉笼罩在心上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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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三种意义中，朱子重视的是程伊川之说。这是因为，朱子是高远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为了达到伊川之“敬”那样的境界，他便视物之理为整齐严肃的存在。而且朱子还把“敬”贯穿于动静之全过程，并以静坐为入手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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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居敬”说论述得最为详尽的是明初的朱子学者胡敬斋。但“崇物”与“居敬”，却是貌合实不合。朱子学所谓的“居敬”，是为了探求物理，强调的是穷理之学，所以以知之学问为先，以居敬实修为后。因此，在朱子学那里，作为物质要素的气与理是被分开的，理即气之法或说原理，穷理就是要究明知性之理，而“居敬”不过是对理的实修。因此，知行关系在朱子学那里，也是被分隔开的，朱子的“知先行后”说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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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崇物论，由于是直接对物本身的崇敬，所以不同于朱子学的“居敬”说。具体地说，也就是与朱子学把气与理分开，把敬作为理之敬的理知型做法不同，崇物论是对物本身即物之灵的崇拜和崇敬，故而属于宗教式和情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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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物之“崇”，如前所述是“心”的全一之修行。如果说，西方传统思想文化求的是“真”，那么崇物论求的便是“真”之根本。“真”固然需要寻求，但不能忘记其中的本末之分。崇物的全一实修就是求其根本之功夫，而其他各种知性之学不过是求其枝叶罢了。况且，本与末虽不可分割，但其中必有个“立宗旨”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崇物即是学问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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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立崇物之宗旨，亦并非易事。它要求在崇物的实修过程中，不能陷于主观。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学习东方的传统。日本的神道自不必说，佛教、老庄和儒教都要学。尤其是儒教，更是不能不学的东方传统的代表。举一个佛教的例子，禅宗讲的“放下”，就是崇物论的入手处。即使是“崇”，若执着于此，也难免失其真。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将它“放下”。在我看来，“崇”之修行，必须消除或放下“我欲、我见、我执”，舍此“三我”，即所谓“三无我”。而且崇物之修行，还必须是发自本性的自然之流露。因为物本身就是灵的存在，它不是绝对唯一的不动的东西，而是生生不息、不断变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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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崇物论就真有点类似于禅宗所说的“退步思量”[1] 了。其实“退步思量”这句话，儒、释、道皆用，反映的是消极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不过比较而言，崇物论与儒、释、道相比，对物的态度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佛、道皆主张超脱，故而对物的态度是消极的，儒教以经世为目的，故而对物的态度是积极的；而崇物论所强调的自我抑制型的修行功夫，虽亦可称作“退步思量”，但较之儒教，崇物论对物的态度要明显积极得多。真正的崇物论，是主张物各得其所的，用儒教的话讲，就是使其“物各付物”。但与儒教带有明显的理知倾向不同，崇物论所凸显的乃是活泼和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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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上》），对崇物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教诲。当然，最容易理解也最容易在崇物的修行功夫中发挥作用的，还是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样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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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儒教原本就有许多适合日本民族的思想资源。因为日本民族属于同一民族，所以特别重视人伦，而儒教正是像孔子所说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那样重视人伦的学说。另外，日、中两国都主张现实的人间生活之道，一如贝原益轩所言：“日本主张神人合一，中国主张天人合一，其道同也。”（《神儒并行不相悖论》）这里的神之道和天之道，其实均为现实之道，与佛教所说的超越之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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