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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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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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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涵优雅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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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中叶时，无论是在选举制还是任命制的职位上，绅士都已经被边缘化，在美国政坛可以说是没落了。内战一度掩盖了他们的不满，让文化差异暂时被放在一边。这场战争是一场事业，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这个任务急需完成，北方的上流阶级因此团结起来维系这个国家的存在，不问他们意欲拯救的这种政治文化是否值得拯救。林肯总统似乎认为它值得，他做了一件让这些北方绅士很高兴的事：任命大量学者文人担任驻外大使，例如老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Sr.）、约翰·比奇洛（John Bigelow）、乔治·威廉·柯蒂斯（George William Curtis）、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和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等人。如果美国的民主文化可以产生像林肯这样的人，也许是绅士们小看了这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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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战争结束后，整个美国政治制度的失败很明显地被暴露了出来。政治制度在战前的运作失败引发了战争，致使数十万人丧命，而战后的重建工作基本上也是一场大失败，所以这整场内战除了挽救国家免于分裂这个最起码的目标外，没有起到任何其他作用，也没有让这个国家吸取任何教训。战后的新一代企业家比战前的更贪婪，政治沦落为煽动与复仇的戏码，国家的公共利益被出卖给铁路大亨和关税诈骗集团。1856年抱持理想主义成立的共和党此时已是像本杰明·F. 巴特勒（Benjamin F. Butler）与本·韦德（Ben Wade）这类货色的党派，成了丑闻缠身的格兰特政府一手造就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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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想改革的人早在1868年就已发现这种堕落趋势，例如小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 Jr.）就站出来挑战巴特勒代表马萨诸塞州的议员席位。对这些改革者而言，事情很清楚：在马萨诸塞州这个美国特权阶级的心脏地区与贵族的智识发源地，他们自己中间有一个人要出来把那个公然以权谋私之举的代表人物赶出政坛。《纽约时报》认为：“这是一场对抗竞争，一边是头脑清楚、会思考的智识者，一边是不思考、鲁莽、喧闹、满不在乎的群众。”[1]同时这也是一小群精英对抗一大群移民与工人的竞争，这从达纳笨拙的选举文宣与策略可见一斑。[2]但选举结果让达纳这个群体的人立即看到了他们暗淡的未来：他只获得了不到10%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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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惨败其实只是后续一连串事件的开端。改革者在各处都遭受挫折。莫特利因为一起流言而被杰克逊总统解除了大使职务；虽然之后他又被格兰特总统起用，却再度被解职，因为格兰特想要借着解聘他来打击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埃比尼泽·R.霍尔（Ebenezer R. Hoar）的大法官提名被驳回，因为政客们都不喜欢他——参议员西蒙·卡梅伦（Simon Cameron）曾说：“他得罪了七十位参议员，这样的人能指望他干什么？”杰出的经济学家戴维·A. 韦尔斯（David A. Wells）因为他的自由贸易观点而被解除了税务专员的职务，领导公务员改革的雅各布·多尔森·考克斯（Jacob Dolson Cox）也因得不到总统的支持而辞去内政部部长一职。到了1870年时，查理斯·亚当斯之子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离开华盛顿回哈佛教书，他说：“我所有的朋友不是已经被踢出政府，就是快要被踢出政府，我就要没有伙伴或是信息来源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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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期待林肯与格兰特政府能带来改革的若干年轻人现在已经不抱希望了。当美国从内战的硝烟中颤巍巍地站起来时，一个不得志的贵族阶级也相随出现了，他们是一群内涵优雅的改革者，他们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教育与智识为政治与经济权力中心所疏远。这些内涵优雅的改革者最在意的就是公职人员的素质，他们很想改革公务员制度，他们的理论代言人是《国家》杂志的E. L. 戈德金（E. L. Godkin），他们的政治英雄是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Grover Cleveland），最能够表达他们的心声的是亨利·亚当斯所写的自哀自怜的自传：《教育》（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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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现在回顾当初这些内涵优雅的改革者的作为，发现他们的确很少讨论某些重要的议题，很多问题他们甚至都没有碰触到。大家倾向于觉得他们力有未逮，因而就很欣赏他们之中随后出现的像约翰·杰伊·查普曼（John Jay Chapman）这样能够勇往直前的人。但是这个阶级基本上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然而在美国政治中，头脑是否可以发挥作用端看运气好坏。他们也了解此点，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曾要求戈德金在《国家》杂志中抗议有人认为“共和党人不用思考就能做事”，说的就是这个；而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也曾说过：“《国家》、哈佛与耶鲁在我看来乃是抵御现代野蛮与粗俗潮流的最终堡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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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涵优雅的改革者并非遍布全国，也不具有代表性。他们一般出生在东北部，主要在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及宾州，只有一小撮人分布在扬基人和纽约人曾待过的中西部。这些人的道德观及智识都承继自新英格兰，确切地说，大部分人就是新英格兰人的后裔。他们传承了上帝一位论与超验主义的哲学理念、清教主义的道德观、废奴运动的精神、新英格兰对教育与智识的崇敬，以及扬基人对于公共责任与市政改革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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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扬基人的自信与自负精神行事，大多数内涵优雅的改革者对于自身道德之纯净确信无疑。出版商乔治·黑文·帕特南（George Haven Putnam）在他的自传里说：“每个世代都会有一些无私的人，抱持着对社会的责任感，随时准备全力为这个社会与同胞效命。”[5]这种无私奉献的能力源自经济上的保障与家庭教育的传统。这些内涵优雅的改革者并非都很富裕，但一定有小康以上的背景。几乎没有人出身寒微，靠苦学成功，他们都是商人、实业家、律师、牧师、医生、教育家、编辑、记者、出版商的后代，且子承父业。他们受的教育比一般人好很多，在大学生尚属稀少的年代，他们中的很多人已有文学学士文凭了，没有的也多半有法律学位。有些人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或收藏家，此外还有诗人、小说家或评论家等。这些上过大学的人大部分读的是哈佛、耶鲁，要不就是像阿默斯特、布朗、威廉姆斯、达特茅斯或是奥伯林等新英格兰有名的贵族学校。他们在宗教上大多信仰上流阶层的教派，尤其是与新英格兰传统或是商业富豪有关的，例如公理会、上帝一位论派或是圣公会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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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亚当斯曾剀切地指出，这些内涵优雅的改革者在政治上与道德上其实是无根的漂泊者，他们没有朋友或是盟友，在美国的经济或政治生活中，一群狡黠粗俗的人已经占据了整个舞台。内战后，从英国回到华盛顿的亨利·亚当斯观察到了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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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跟格兰特不同的人出现了，他们代表着现在的主流。他们充满活力，不太思考，多半是农民出身，不信任自己和他人，胆小怕事，嫉妒心重，报复心强，外表看上去有些迟钝，总是需要别人指引提点，但行动永远是最能刺激他们的——他们天生好斗。这类人循着直觉做事，照本能的冲动而行，却能轻易摆平学者。许多人们都追随他们的脚步，除了追随者，他们谁也不认。所以现在在公共事务中，讨论与智识显然已经无用武之地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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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养的人纷纷发现，他们正面临着一股敌视他们的力量与一种陌生的心态。一群暴发户与新贵逐渐占领了商业与政治圈，他们在社会层面上是危险的，在个人层面上既粗俗又爱装阔气。小查尔斯·亚当斯说，对于这些暴发户，他根本不想见第二面，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幽默感、思想与气质”[8]。而政客们也不遑多让——戈德金称他们是“一群人格卑下之徒”[9]，粗鄙、无知、低效、腐败。亨利·亚当斯回到华盛顿不久后，一位内阁阁员告诉他，跟这些国会议员打交道，再有耐性也没用：“不能待他们以礼，他们是一群猪，一定要用棍子敲他们的鼻子才行。”所有波士顿、新英格兰与纽约的人都警告亨利·亚当斯，“华盛顿不是体面的年轻人待的地方”，他自己之后也发现这地方没有文明法理，不成社会，即使有教养的人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影响这些人的行事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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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似乎并不比他自在多少，行政机关与国会对此都避而不谈。社会中没有人愿意听政府人士的说法。政府人士也不顾社会上的人如何想。整个世界都脱离了政治的常轨，而政治也脱离了社会。像班克罗夫特与约翰·海（John Hay）等内战的幸存者都想要出手解决问题，却都遭遇失败。他们大可以说他们想说的，做他们想做的，却无人理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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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涵优雅的改革者不但离社会大众很远，离政治与经济的权力核心也很远。他们如果发动激进社会改革，会付出太多成本，但是如果要与其他改革者结盟，他们又看不起后者。不满的农民心怀古怪的热情，觉得钱可以解决很多事，只会让他们反感。他们特有的优越感、与平民格格不入的气质，加上阶级利益的考量，使他们与劳动阶级或移民相疏离。小查尔斯·亚当斯曾说“我不与劳工往来”。他还说这样的往来“让双方都不舒服”[11]。至于移民，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好好安排他们，使得各地滋生出许多政治掮客。他们又常常怀疑无限制扩大民主与普遍选举权，也尝试想要用教育程度测验与缴税记录等手段剥夺最底层民众的选民资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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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涵优雅的改革者的诉求不符合社会主流的需求与利益，所以他们无法赢得盟友，因此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他们希望偶尔可以“得到少数智识人士与富裕者的赞同”[13]，借此获得些许自我满足。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在1874年说：“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可以让本国最优秀的人引以为荣的政府。”[14]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受过教育、熟悉公共事务之人的领导——领导一个各种精英都无用武之地、受教育人士更是毫无用处的国家。但是现在，“最优秀的人”竟然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他们的崇高社会地位和良好的教育背景此时反而成了不利因素。在1888年，洛厄尔曾经如此感叹：“我们很多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与报纸相信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就是那些书呆子学究们理应被排除在公共事务外，以免他们不知好歹，大放厥词……至少一定不能让其他公民受他们影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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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优雅的改革者深知自己并未得到一般人的普遍支持，所以也就不敢贸然批评或攻击任何政治团体或是行政单位。他们被迫采取独立自主的策略。因为两大政党的席次差异往往很小，他们有可能在中间左右局面，借此赢得与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力。[16]曾有一段短暂的时间，他们眼看着就要获得真正的影响力了。起初，他们自以为可以在格兰特的政府中有话语权，然而当格兰特让他们失望后，他们便在1872年转向命运多舛的自由派共和党。继任的总统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殷勤善待他们，让他们又燃起希望，但最终还是失望而去了。大致上来说，他们只能获取一些小小的胜利，像是邮局与纽约州关税局的改革，又如像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霍尔、威廉·M. 埃瓦茨（William M. Evarts）、舒尔茨或是韦恩·麦克维（Wayne MacVeagh）这些人进入内阁这种事情。1884年的选举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刻，因为他们相信，代表他们的巨头（Mugwump）脱离共和党之后，纽约州便从支持共和党的詹姆斯·G. 布莱恩（James G. Blaine）倒向了民主党的克利夫兰。但其实他们最显著的立法成功在于公务员改革，也就是1883年通过的《彭德尔顿法案》（Pendleton Act）。这点需要特别说明，因为公务员改革，也就是绅士的阶级问题，是美国政治文化发生变化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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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务员改革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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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的核心理念——他们一致同意也深受其鼓舞的理念乃是公务员改革，他们都认为，若不先改革公务员制度，则后续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成功。[17]这种公务员改革的观念与政客们的信念产生了直接冲突。政客坚持主张政党组织、酬庸机制，以及政党轮替则官职亦应轮替的制度，而改革者则强调公共行政的能力、效率与经济性，公务员职位应公开竞争、采取绩效制进行奖惩与保障任期等。改革者提出好几种模式作为设计公务员制度的参考，例如美国的军事服役制度、普鲁士甚至中国的官僚制度，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因为具有浓厚的英国气息，所以唯英国的制度是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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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54年的《诺思科特——特里维廉报告》发表后，英国就开始了公务员制度的持续变革。英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设计者非常看重公务员与阶层结构或教育间的有机联系。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指出，他们的制度将高级公务员职位给予绅士阶层，而较低层的事务性职位或不需太多训练的位置则给予较低阶层者。[18]这样的规划主要是受麦考莱男爵（Lord Macaulay）的观念影响，他认为“高等公务员的职位应该限于有教养和文化的绅士阶级中的高级人才，经由文化考试的竞争遴选而出”。高级职位由在著名大学受过严谨古典与博雅教育的绅士来担任，而较低的职位则由不具备显赫教育经历者出任，两种公务员都经由考试来举才。到了1877年时，身为主要改革者之一的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Sir Charles Trevelyan）告诉他的一位美国朋友，英国所做的改革不但获得了成功，且广受好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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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人受益于之前的恩庇制度，但是还有更多人没有受到恩庇制度之惠，其中包括一些最优秀的人——他们都是各类辛劳的专业人士，如律师、各教派的牧师、学校校长、农民、商店店主等。在公务员职位上，他们很快就领悟了这种新制度的理念，也视其为一种额外的殊荣，对之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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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维廉爵士还说，这次改革不仅提高了公务员与军人的效率，“还显著刺激了教育部门”。之前，欲进入政府部门的上流社会子弟并不会在意自己的学业表现，因为他们一定可以获得任用；但现在，他们知道他们在学业上的实力会影响他们的机会，“所以大家开始努力学习。也就是说，公务员与军队职位开放竞争对教育的影响实在胜过千万个奖学金名额或是表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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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改革者会影响美国改革者是很容易理解的。美国改革领袖关心的不是自身利益，他们并不贪图政府里的职位，因为只要是须经考试选拔人才的职位，都不足以引起他们的兴趣。[20]但是美国社会表现出来的态度让他们觉得受到了侮辱：社会觉得他们不应该出任政府职务，也不应该帮助他们的友人出任。[21]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一种文化及政治理念：把他们关于公正与能力的标准应用在政府中。这整件事牵涉“国民性格”的问题。他们在古典经济学课堂上学到的自由竞争已经被应用在关税问题上，它也应该被用在政府职位上：公务员选拔应该实行基于才能的公开竞争，就像工业生产中的公平竞争一样。[22]但对于职业政客来说，以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就意味着会出现明星学校的光环问题，这马上引发了他们对于智识、教育与训练等一连串事物的敌视。他们说，这就变成了“教师测验”一般。这无疑触动了政客们最敏感的神经，于是反智风潮的潘多拉之盒被打开了。政客们抨击以考试选拔人才、保障官员任期的方式是贵族作风，是在仿效英国、普鲁士与中国的做法；它完全是君主制那一套，会威胁共和体制；它还是军国主义，因为它的考选制度仿效的是军队选才方式。改革方法刚提出，就激发了人们对智识的不信任感。1868年，罗德岛众议员托马斯·A. 詹克斯（Thomas A. Jenckes）提出改革公务员选才方式的法案时，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约翰·A. 洛根（John A. Logan）就加以抨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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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案是为了本国的贵族而设……它会导致这个国家最后只剩下两种学校：军校与公务员学校。这些学校会垄断一切进入政府的途径。一个人除非进入这两种学校并顺利毕业，否则无论他能力多强，或是资历多优秀，都没有机会到政府工作。而一旦他自己从这种学校毕业，进入政府，并获得终生工作保障后，他的下一步就会是想法让他的小孩也如法炮制。要不了多久，这些学校出来的人就会认为，只有他们有资格进入政府，政府应该由他们管理，而非其他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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