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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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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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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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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是我们所能从事的最重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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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谈到美国的反智传统，一定要注意到美国历史的一个特色，那就是始终极度注重平民教育。从以前到现在，很少有人会真正怀疑美国人的这种信念。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曾对19世纪的美国做过研究，他认为“教育就是那时的信仰”，虽然他随后补充，美国人对教育的期待和对宗教的期待一样，希望它能“很实用，有收益”[1]。近代以来，美国是第一个效法普鲁士建立免费基础教育制度的国家。美国最早的法律就曾规定，政府要拨出一部分土地用于建立学校。美国的学校与图书馆快速增加，证明他们很重视知识的传播，而不断增加的学院（lyceum）与“肖托夸运动”（Chautauquas）[*]显示出这股对教育的热忱会延续到成人终身教育之中，而不会随着学校教育结束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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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美国的政治人物就坚持教育对于一个共和国的重要性。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词中力劝国人设立“可以普遍散播知识的机构”。因为这个新的国家体制需要公共意见的参与，华盛顿认为“开启民智是很重要的事业”。1816年，年老的杰斐逊警告国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散漫无知，国家就没有未来可言。”当1832年林肯总统初次踏入政坛从事竞选活动时，他告诉选民，“教育是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所能从事的最重要之事”[2]。对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童来说，林肯总统躺在一堆柴火前就着火光读书的景象深深印在他们心中（我相信，我们之中没有谁不曾好奇过他当时到底正在读什么书）。在各种场合中，很多演讲者、作家与编辑都习惯在发表长篇大论时先说一下教育的重要性。一位中西部小镇的编辑在1836年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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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现在这个坚固的社会结构有一天会瓦解，欢乐的阳光……会变得暗淡，那么这一切都是由于民众的无知。如果我们可以一直团结下去……如果我们希望土地不受独裁者的践踏，如果我们希望幸福的日子一直持续，如果你想要太阳永远照耀着我们每一个自由人的脸庞，就请好好教育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儿童。只有这样才会让想独揽大权的暴君害怕，才能让受压迫人民的能力得到解放。因为只有智慧才能成为支撑民族荣耀的梁柱，唯有智慧与道德才可让这些梁柱免于倾圮覆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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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从过去的一些言论转到今天的现实状况，我们一定会讶异，很多人都在批评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对教育怀有热情了。许多问题都是因为漠不关心——老师薪资低、教室爆满、在同一时间安排两堂课、教室破旧、设备老旧以及其他种种衍生出的问题，例如过度重视球队与乐队、不良学区内的破烂学校、对学科程度要求过低、忽视重要科目的教授与忽视资优学生等。[4]有时候美国的学校似乎被运动与相关的商业化活动、媒体的批评所主导，这样的情况还蔓延到了高等教育中，最糟糕的例子是俄克拉荷马大学校长竟然说他想办一所以橄榄球队为荣的大学。有些最终极的教育价值似乎永远和美国人擦身而过。美国人每年花很多钱与力气把子弟送进大学，但是这些年轻人到了大学后，似乎连对阅读都不太提得起劲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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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国公立教育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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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在口头上一再夸耀我们的教育体系，但是尽责的教育人员一直都知道，这个体系有若干严重的缺失之处。历来诚实检讨教育制度的书籍对目前的一些教育观察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因为他们只知沉湎于过去的一切，可就现在看来，过去也没有那么美好。这些检讨教育的文献是由一群令人敬佩的人所撰写，其中包含尖锐的批评与沉重的抱怨。美国人愿意设立公立学校制度，却吝于对该制度给予足够支持。他们愿意紧跟广泛传播知识的世界潮流，但是却聘用一些不适任的老师，并给他们车夫一般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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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改革推动者的历史，其实就是他们对抗不利教育环境的历史。教育领域的书籍里常提到种种诉求，就如同清教徒讲道时的诉求一般。教育改革的文献充满抱怨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任何想要进步的人都会抱怨，但在这种抱怨之下还潜藏着一股几近绝望的暗流。更有甚者，这些抱怨不单存在于偏远西部，或是密西西比州的最深处，同时也在马萨诸塞州出现。马萨诸塞乃是公立学校系统办得最好的地方，在美国各州中一向以办教育闻名。但是在1826年，马萨诸塞州的教育改革者詹姆斯·戈登·卡特（James Gordon Carter）发出警告，如果马萨诸塞州议会不改变政策，其公立学校制度在二十年内就会瓦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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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教育局局长霍勒斯·曼（Horace Mann）在1837年对他辖下全美最好的公立学校系统发出了一番警告，很有启发性。他说：“学校的房舍太小，且区位不佳；而学区教育委员会为了省钱，没有让教科书统一化，导致一个课程有时候要用到八种或十种课本；学区教育委员会成员薪资不高，社会地位也不高；如果社区中有一部分人不关心教育，自然就不会为学校付出任何努力，而有钱人早就对公立学校失望透顶，送子弟去私立学校就读了；很多城镇的学校不能达到州政府对于学校管理的要求；公立学校普遍缺乏合格称职的教师，但是现任的教师无论多么不适任，得到的评价却是‘大众可以接受’；阅读课程指定书籍的难度明显需要提升；在过去的一代里，学生的拼写能力退步了；我们学校阅读班的小孩十二个里有十一个根本不理解他们读到的字词是什么意思。”因此，他生怕“学区教育委员会不尽责、老师不称职、社会大众不关心这三方面的问题可能会继续恶化下去”，直到有一天公立学校系统整个瓦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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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持续不断，从新英格兰蔓延到了全国各地。1870年，美国正处在中学教育大改革的前夜，威廉·富兰克林·菲尔普斯（William Franklin Phelps）时任明尼苏达州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后来出任全国教育协会会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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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学主要落在了无知的校长或不合格的老师们手里。小孩们只学到了一点点的表面知识，他们没学到什么技能就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舞台，没有智识能力，也没有道德耐性……这个国家大部分的学校都不好，老师也差，所以哪怕这些学校关门了，也没有什么不好……他们花着纳税人的钱，却陷于无知与故步自封之中……美国太多的学校简直跟少年暴民的聚集处一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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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约瑟夫·M. 赖斯（Joseph M. Rice）巡视全国各地的公立学校体系，发现每个城市的状况都不好，只有少数例外：教育成了政治的牺牲品，无知的政客聘用无知的老师，教学变成了重复而无趣的事情。[9]十年后进步运动正要展开时，《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接到这样一个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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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小的时候，学生在学校多少要做一点儿功课。不是哄着我们做，而是强迫我们做。拼写、作文与算术都是必学的，一定要学会。但是现在小学教育变成了杂耍特技秀，老师逗小朋友学习，小孩儿只学他们喜欢的。很多自作聪明的老师嘲笑老一套的教学基础，而现在让小孩儿学习阅读简直快成一种灾难或是犯罪行为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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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代之后，美国发展出了一套伟大的中学教育体系，教育本身成了一门专业。一位师范大学的托马斯·H. 布里格斯（Thomas H. Briggs）先生到哈佛大学演讲，评价了美国在中学教育上的“伟大投资”，说它很不幸地把路走歪了。他说：“没有什么成果，就连课程表都不行。”他认为，以数学来说，学生以这样的程度去做生意一定会破产，不然就是被关入监狱。如果给出圆周率与其他必要条件，只有一半的学生能正确算出圆的面积。学外语的学生既不能读也不能说。学了一年法语的学生只有一半人能理解je na’i parlé à personne（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话）这句话。学法语的学生只有五分之一学了两年以上。拉丁语的成绩一样糟糕。学了一年古代历史的学生甚至连梭伦（Solon）是谁都不知道。学生学了一年美国历史后，却不知道门罗主义是什么意思。大多数人学了英语的课程后还是无法培养出“对于文学的欣赏能力”，“写作能力也未能得到充分提升，实在惊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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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很容易取得各种调查数据，而我们在教育上失败的证据已多到不需要再详细举证的地步。[12]现在的焦点在于如何解释这些证据的意义，对此各方的观点差异很大。很多专业的教育家认为，这些证据更加证明了他们一贯的主张：在全国普遍性大规模的中学教育体系下，传统的课程与教学方法并不适用。而批评现有教育体系的人则说，这些数据证明，我们更应该恢复传统教育那种高标准的要求，以严格与严肃的精神面对教育。几乎无异议的是，大家都承认教育失败了，这个失败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尴尬之处：大家如此重视教育，教育体系的成果却这么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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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校是公民的培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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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可以合理地怀疑，这些数据与批评有误导之虞。学校当局与教育改革者一向的不满，难道不能被看成健康的自我反省吗？不满之后才会有一些改革，不是吗？退一步来说，如果衡量美国教育体系的成败，不是基于某些抽象的成就尺度，而是看它是否达成了当初设立的目的，那它不也是一种成功吗？关于此点，无疑有很多可以补充的地方。美国公立学校制度在设计之初，本来就是要大规模教育来自不同族群、高异质性、高流动性的学生群体，他们成长于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目标，而教育体系希望把他们融合成一个民族，教大家识字，培养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最起码应具备的素养。它完成了这些任务，即使美国在19世纪时没有变成具有高文化水准的国家，但美国的教育至少产生了意见与能力相当的公民，这一点屡屡为外国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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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彻底讨论这个争议，我们得先仔细检视美国教育的信念。大规模教育的目标不是要培育出优质的头脑能力，或是对于知识与文化的深厚兴趣与素养，而是要注重教育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益处。当然一些著名学者与像霍勒斯·曼这样的教育改革者确实强调了培养头脑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在对社会领袖或是大众说明教育的目标时，他们会更在意教育对于公共秩序、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作用。他们深深了解，在推动教育上，最无可抗拒的理由一定是打造民主社会，而不是成就高度发展的文化。他们秉持着一种美国式的观念：民主大众的政治制度一定需要大众化的教育来支持。社会上的有钱人一直担心教育会过度花费他们的税金，但是大规模的公立教育体系大量培育公民，可以避免社会失序，让劳工不致无知识、无技能，降低犯罪率，防止社会走向极端激进等。而对于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的人来说，公立学校教育为人民提供了参与民主政治的基础，这是提供社会位阶晋升机会的敲门砖，是公平竞争的天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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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众而言，他们缺乏自我表达的机会，我们很难了解他们对于教育体系的真正态度，只知道他们认为教育为其子女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对他们来说，送子女去学校读书的首要考量固然明显不是发展其智识能力，但是有证据显示，我们先前讨论过的在宗教、政治与商业上都有的反智倾向，现在也在教育上出现了。似乎大家觉得不应该教导小孩子太过于重视智识。露丝·米勒·埃尔森（Ruth Miller Elson）夫人最近的研究指出，19世纪教科书的作者希望小孩对于智识、艺术与教育等的态度能与成人社会的态度一致。[14]过去的学生读本中有很多好的文章，但是它们能被选入并不是因为它们能够教导小孩智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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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埃尔森夫人所言，这些教科书所蕴含与传递的价值乃是“效用”。早年的一本教科书中写道：“我们都是学习实用知识的人。”杰迪代亚·莫尔斯（Jedidiah Morse）所编的著名地理课本上写着：“当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致力于保存他们的文化遗产时，在共和主义下的美国人则在学习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各种效用。”教科书作者乐于见到知识被大规模地、普遍地传授，即使这样会牺牲产生大学者的机会也无妨。“我们没有像牛津、剑桥这样的伟大学校，花大钱聘请像修道院修士一样每天无所事事的文学教授……我们国家的人不会如此附庸风雅，我们注重实用性。”美国人自豪于美国的大学并不像欧洲那样只注重知识，也关心学生的人格：人们赞美美国大学，说它们是塑造学生的德行与操守之所，而非仅仅追求真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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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学校体系当初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出现的。1882年，有一本三年级的读本上写着：“小孩子要品性好而非聪明”“人的智慧不是最重要或是最吸引人的特质”。在学校的读本里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观念，就是认为良好的品德比聪明的头脑更重要。欧洲的英雄常被描绘为傲慢的贵族、威猛的战士，或是“拿着钱阿谀强权的学者，以及纵容腐败宫廷、糟蹋了一身天赋才华的诗人”。而美国的英雄则是单纯、真诚且正直的人。华盛顿就是这些读本中的这种例子，书上形容他是靠自己奋斗成功的务实之人，没受过多少教育，也不靠智识立身。19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上如此记载：“他是个踏实的人，并非绝顶聪明，他有好的判断力而非天才的头脑。他不喜欢担任公职，不太阅读，没有什么藏书。”即使连富兰克林都没有被描绘成18世纪的知识分子领袖或是顶尖的科学家，而是一位自学成功的人，时时以节俭与勤奋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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