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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建学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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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夏秋以来的中国学界，失去此前常有的“热点”与“中心”，不再吸引大众传媒的关注。这种相对沉寂不全是政治高压的结果，更多的是学者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放逐。对这种学术思路的调整，各方评价不一；我因身在其中，不便“广而告之”。只想略为介绍这一学术思路演进的大致线索，至于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有一点必须说明，这只是部分（北京）年轻学人的思路，并未成为什么“主潮”学术；只因论题涉及，不能不有所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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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1两年，海内、海外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大致相同。先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亨廷顿（S. P. Huntington）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于是成了热门话题；后又有“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说法，哈维尔（V. Havel）的《无权者的权力》也在北京开始流传。同样是对刚刚逝去的政治运动的理性思考，只因语境不同，海内外学者观察的角度以及表述的方式均有很大差异。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国内学者不满足于反省政治斗争的策略，更进而反省“知识分子”自身的位置及立场。伴随着这一反省的，是关于学术史研究的倡导。1991年1月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学术聚会上，一批年轻学人大谈借学术史研究正本清源，重新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旗帜。【17】这当然有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学科清理”相对抗之意，可也隐含着对时贤借学术谈政治的不满。清理近百年中国学术，发现康有为、章太炎开启的“求是”与“致用”之争贯串整个世纪；时至今日，“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18】，仍是中国学者的拿手好戏。将文化学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这点上，“左派”、“右派”似乎没有根本的差别。这个世纪的中国人，过分强调“学以致用”，对“不问政治”的纯粹书生以及“脱离实际”的文化学术，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尊重。将一切都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从长远看，弊远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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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政学分途，从积极方面说，是认定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比现实政治更永久的独立价值，值得为之奉献毕生精力；从消极方面说，则是意识到学者在政治斗争中作用甚微，完全有理由卸下“经天纬地”的千斤重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学者之责并不比政府官员或商人更重更大。当年胡适自责因注重学术忽视思想斗争而导致国民党政府败走台湾【19】，如此夸大学者对时局的影响，近乎自作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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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读书人，大概不会再有胡适那样良好的自我感觉。强调学者的天职在学术而不在政治，有权利“闭门读书”——至于闭紧了门能否读得好书，那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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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分专业化的西方国家，知识分子追求介入社会，发挥文化批判功能；而在士大夫传统尚未完全消失的中国，反而必须为“专业化”辩护。所谓“学术独立”的口号能否成立尚待论证，说到底，“不问政治”也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消解权威不见得比对抗权威更能为权威所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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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介入现实政治斗争，但希望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20】，并非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之所以偶尔出而议政，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争当“大众代言人”或自认“不出如苍生何”。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分清“述学”与“议政”，不是十分容易；但认准政治与学术，各有各的游戏规则，不再借学术谈政治（或反之），有利于政治与学术各自的正常发展。这也是近年来不少年轻学人发展两套思路两副笔墨——以杂感议政，以专著述学——的主要原因。这一学术选择，有近年政治环境的制约，有文化保守主义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被近百年中国学术史的思考逼出来的。正式提倡学术史研究虽在1991年初，可认真反省人文学者的“姿态”，早在此前就已经开始。1989年底（其时戒严尚未解除），一批年轻学者在《读书》编辑部聚会，反省1980年代学术思潮，话题直承1988年年底“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所作的学术思考。倘若不是1989年春夏之交风云突变，中国学术界也会认真清理近百年中国学术传统。当然，经历了这场政治风波，尤其是仍在国内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们，对学术传统的“触摸”与“解读”，会有一些“独到”之处。是祸是福，没必要过早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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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一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21】。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但并非逻辑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一种无可奈何但仍不乏进取之心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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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月18日于京西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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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东方》创刊号，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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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作者提交给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国际学术研讨会（1993年6月11—15日）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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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阅《申报》1933年3月13日关于“纪念会缘起”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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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阅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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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90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2653元（《八十年代北京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北京财贸学院学报》1991年3期），同年北大副教授月薪约200元；1992年北大副教授月薪涨至250元，同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2677元（《国家统计局关于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人民日报》1993年2月19日），而北京市职工薪水历来高于全国职工平均收入。关于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未见权威性统计数字，笔者今年曾询问近二十位在运营中的司机，普遍答曰：“月收入二千元左右，但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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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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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阅《胡适留学日记》第516—51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和《杂感》（《努力》第36期，1923年1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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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宣部新闻局新闻改革调研课题组：《我国新闻改革的调研报告》，《新闻出版导刊》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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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阅方政、程青的综合报道《新闻界：“悄悄的革命”？》，《瞭望》周刊1993年第1期（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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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前些年关于企业家的报告文学曾风行一时，其中大部分是高级广告。自从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吹红了百龙矿泉壶，厂商纷纷希望在电视剧里做广告；于是电视剧成了“杂货铺”，提供资金的厂商对如何介绍产品有严格要求。今年4月加来腾公司状告海马影视创作室没有严格履行合同，获取50万元资助而没能在《寒冷克星》中正确宣传其产品。关于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笔墨官司的详情，参阅《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1993年5月14日所刊《王朔自省：我们该有个教训！》一文。香港《大公报》1993年5月2日曾以《粤记者“商味浓郁”》为题介绍广东新闻界对记者兼职营商不务正业的反省，其中提及的“有偿新闻”祸及全国，屡禁不止，严重损害记者声誉，以致无锡某乡镇企业厂门口楹联为：“求富求知求信息 防火防盗防记者”（见前引《我国新闻改革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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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章太炎全集》第1卷，第1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吕思勉读史札记》第9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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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阅陈平原《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学人》第2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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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人民教育》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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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阅夏欣的长篇通讯《私立学校景观》（《光明日报》1993年4月6日）；另外，《光明日报》1993年4月22日有补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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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上海引进外资办高校》，《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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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从《企业赞助文化是一种远见卓识》（《光明日报》1993年4月24日）所录对若干企业家的采访，可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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