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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如何感受纳兰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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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赤兔之死》的走红相映成趣的，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1655—1685）之成为少男少女追捧的对象。关于这个问题，不妨先阅读三组相关文献：“渌水亭”主页（http://istnl.yeah.net）上的《渌水亭通讯》第1期，《北京青年报》2001年6月13日长篇报道《京城有群“纳兰迷”》，《博览群书》2001年10月号上四则总题为“感受纳兰性德”的文章。其中《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影响最大，而此文又是依据《渌水亭通讯》第1期上叶子的几篇文章串联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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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京城里有六千纳兰迷，可信度不高。这篇报道发表后半年，我找到“渌水亭”主页，发现点击人数确有六千多。但点击不等于入迷，比如我就只是为了寻找相关资料；而且，主办者的每天上网，也是点击数迅速增加的一个原因。【29】话虽如此，《饮水词》的上网以及“渌水亭”主页的开通，还是值得认真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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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易上输入“纳兰性德”，并启动查寻，很容易发现好几处站点，其中多为《饮水词》选录，偶尔也有兼发议论的。【30】首家全面介绍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及其《饮水词》的，确实非“渌水亭”莫属。“渌水亭”的栏目设计，包括词、诗、其他、评论、年表、今古评说、容若旧影等。另外，还有包括兰学文摘、小说、诗歌集粹、昔日网文、网站动态的《渌水亭通讯》第1期。在我看来，此主页的新闻、论坛及留言簿等都不算精彩，最有趣的当属聊天室性质的“渌水亭杂识”。题图为动画“仗剑江湖”，而其中的《深切怀念一代武林高手和文坛泰斗纳兰性德同志》，虽是游戏文章，却也凸显出一代词人被当今青年接纳的另一途径——除了词作“幽艳哀断”，还包括父亲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本人身为康熙一等侍卫，多次随扈出巡。于是，“面对这样清清爽爽的一位少年公子，怨不得三百年后的今天，依旧有着那么多的少男少女一旦捧起了纳兰词，便再也放不下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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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对近年的“纳兰热”很不以为然的，比如“渌水亭”上便刊有“花落无人”对此等“误读”的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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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之见，各位看到的不过是一个思想阳痿时期，稍具独立人格与个性的文人而已。而且，因其生平带些才子佳人的色彩，故各位对琼瑶书中虚构人物厌倦了，欲寻找真实中替代者时，纳兰不幸被相中，而成为另一个以寄托诸位闺房怨思的人物了。倘使纳兰君九泉有知，见诸位如此扭捏作态，怕也是要银牙咬碎，满地打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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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博览群书》那组“感受纳兰性德”的文章，水平较高，不只是沉湎于才子佳人的梦境。像比较纳兰与晏几道、李后主的生命体验与词作意境，虽系常谈，却因糅进了今人的感受而不无新意；而引申王国维“主观之诗人”“阅世愈浅，而性情愈深”，强调纳兰的“真”源于“浅”，然而“浅语深致”，“深”又源自“真”；还有将小说家张爱玲、电影导演王家卫和古典词人纳兰性德并列，分析其何以得到“庞大的小布尔乔亚的青睐”【32】，都颇有见地。此类学院以外的“民间的解读”，确实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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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青年追星，追今人，也追古人。对于当下的中国读者来说，现代文学史上最受欢迎的诗人，非徐志摩莫属。并非艺术成就，而是爱情传奇——这其中，电视剧《人间四月天》起很大作用。一代才人纳兰性德，更有理由被追捧。将这么一位多愁多病身、浊世佳公子混同于流行歌星，并作为时尚话题，从研究者角度看，实在“很不入门”。但我以为，这也是进入“古典中国”的一个视角。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此类事将越来越多。很可能，以后引导一般大众阅读趋向的，不再是文学史家的论述，而是传记作家（包括影视改编）的描写以及新闻记者的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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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众多“纳兰迷”写起文章来，全都用的是白话——就连《博览群书》所邀“在当代诗词创作界有较高知名度的几位作者”也不例外。选择“白话”为文，有杂志本身的体例，也方便与读者沟通，更包括作者自身才学的限制。赋诗填词，可依样画葫芦，好坏另当别论；真要写一篇清通——还不要求典雅——的文言文，难度反而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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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怎样看待文言之“模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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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电视舞台还是日常生活，“模仿秀”已成时尚。如今头脑聪明点的孩子，多少都喜欢炫耀。已经退出实际运用的文言，开始作为一种特殊技能，引起青年人的兴趣——包括旧体诗词以及篇幅短小的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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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诗词学会的评选旧体诗创作，现实生活以及长篇小说中的碑铭，历史剧里的人物对话，互联网上的古文，都与文言的使用与流通有关。更有趣的是，中国俗文学学会附属有一“诗钟学会”——这种高难度的对偶游戏，竟被划归“俗文学”，岂非笑话？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假如你考虑到旧体诗词写作中的“老干部体”，当能明白其中奥秘。当今中国，热衷于旧诗写作的，有文化修养很深的老人，也有少不经事且文化修养很浅的少男少女。相对于新诗，旧体诗词的自我娱乐以及社交功能更为突出；“诗可以群”的古训，再次得到了印证。可以这么说，业余性、趣味性以及私人性，成了新时代文言写作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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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标新立异心理，不少年轻人转而喜欢远离日常生活的文言写作。近年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颇有以古文或旧体诗词权当“温卷”者。据说唐传奇的产生与举子的温卷大有关系，不知眼下这一“标新立异”的举措，能否催生新的文体。小说家叶兆言自称曾迷恋古文，“想正而把经拜师学古文”，当时的想法是：“我总觉得应该和别人有一段不一样的经历。”时至今日，他还这样劝朋友：“像《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要是你被流放了，我劝你带这么一本书就足够了。”【33】这话放在一百年前也都不太合适，更何况是早已斗转星移的今日。不过，小说家的话历来是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并非“尽信书不如无书”，而是小说家擅长虚构，不断穿越时空以及文类，你弄不清这“采访录”到底是“实录”呢，还是“另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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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台湾及香港的学校比大陆更重视文言教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录取研究生的考试，包括限韵赋诗。前些年赴考的北大学生大都落榜，这两年成绩迅速上升，让那边的考官大喜过望，并由此认定大陆的高等教育进步很快。听到如此表扬，我只有苦笑。因为我想起1950年代初，南京大学著名教授胡小石比较原中央大学（即此前的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此后的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学风的差异时，有一段很深刻的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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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愿以《红楼梦》中焦大的身分说话，北大中文系向来注重学术的探讨，中大只提倡古典诗文的摹拟，他们能为学术界造就出一些学者，而我只为反动统治造就幕僚而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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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特定政治环境下的言过其实，大致还是能够显示这南北两所名校的差异。如今风气变化，北大在反省其文学教育中过于注重“史”而相对忽略“诗”的倾向；但我以为，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应该走回到以模拟古诗文为主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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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很容易找到刊登旧体诗词的报刊，却难得发表文言著述的园地。记得《读书》杂志1980年代曾发表过夏承焘、钱锺书等人用文言写的序跋；进入1990年代，《中国文化》发表过若干老学者用文言撰写的短论，而《美文》、《随笔》等也偶有名家用文言写作的自嘲或自娱文章。至于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确有因耳濡目染而采用半文半白文体的，但《管锥编》以后，未见受到广泛关注的文言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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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中国散文，明清小品与六朝文章界限分明，几难同日而语。现在学写文言文的，大都模仿的是明清小品，故能叙事抒情，也可作序跋书札，却绝少说理论文。这与新文化运动以来，古文教学主要定位在“修养”而非“技能”有关。1920年，胡适撰《中学国文的教授》，称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有四，第三为：“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35】。两年后，胡适发现此说有纰漏，于是做了自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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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古体文但看作实习文法的工具，不看作中学国文的目的。因为在短时期内，难望学生能作长篇的古文；即使能作，也没有什么用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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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没用处，为何不干脆取消？不完全是怕引起社会上的激烈反弹，而是将其作为“实习文法的工具”。八十年后的今天，“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连名牌大学中文系都不敢夸下海口，更不要说中学的国文教育。并非感叹“今不如昔”，而是认定读书人应努力了解并欣赏优美的古文，但没必要练习写作古文；偶有特异之士愿意尝试，也只是悉听尊便。这一大陆文史学界普遍认可的态度，与“识繁（体字）写简（体字）”的主张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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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作为文化修养或自我娱乐，我欣赏旧体诗词及古文的写作；作为教育方针或文学创作，我不以为有沉湎于旧体诗词及古文写作的必要。大量借用古典词汇及意象，使文章风格“浓得化不开”，我认为不是最佳选择；同样，我也承认，白话的一统天下必须打破。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白话与文言一直在互相吸纳，其边界有时显得很模糊。以是否“通俗易懂”来断文白，其实行不通——在现实语境中，既有脱口而出的文言，也有佶屈聱牙的白话。将“文白之争”放在汉语的千年文脉中来解读，“你生我死”不占主流地位，更多的时候是“此起彼伏”。不说大的文化思潮，单就具体作家而论，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作家，面对不同的拟想读者、使用不同文类进行创作时，其调适文言与白话的功夫，决定了作品的基本趣味。相对来说，我更欣赏周作人的思路：“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并借杂糅口语、欧化语、古文、方言等，以造成“有雅致的俗语文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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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20世纪的“文白之争”，折射出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变迁。就好像学术思想上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民族与世界等论争，已基本告一段落；步入新世纪，中国人之谈论文言与白话，不再上纲上线（比如“复古”与“反复古”的思想斗争），而是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文体实验或者文化思潮的解读。如此讲求“实际操作”而非“理论旗帜”，注重“个体选择”而非“集体目标”，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界的宽容与通达。在这个意义上，“文白之争”不再引起轩然大波，是一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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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7日改定于广州康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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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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