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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治与文学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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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20世纪中国文学，政治与文学之间的纠葛，是个无法绕开、也不应该绕开的沉重话题。说不清是政治家需要文学，还是文学家热衷于政治，反正二者互相依存、互相利用，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特色。从理论上说，不存在与政治彻底绝缘的“纯文学”；无论何时何地，文学家都多少受制于所处的时代及意识形态。但像20世纪中国作家那样或自愿或被迫深深地卷入现实政治斗争，并将其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则几乎绝无仅有。这其中的得失成败，值得文学史家们仔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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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个问题，不能不从梁启超1902年发表于《新小说》杂志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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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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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后重读如此煽情的文字，感觉有点滑稽。不只怀疑小说能否承担如此重任，更包括其夸张的语调及排比的句式。想想在此半年多以前，任公先生还在《新民丛报》上大声呐喊：“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8】到底“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9】，还是自史界革命始，梁启超似乎还没拿定主意。或许，这种“慷慨激昂”，只是一种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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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两年多前提倡“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梁启超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诗运与文运，着眼于“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10】；这回不一样，重点转移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不局限于区区文学，故有所谓“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不是所有的文体革新都能跟“新民”这一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梁启超之选择“新小说”，并非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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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偏偏是“小说”，而不是“诗歌”、“散文”或“戏剧”，被选择作为政治维新的工具。难道真的像梁启超所说的，只是因“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还是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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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文学格局中，章回小说（文言系统的“小说”另有渊源）确实不登大雅之堂。可另一方面，小说之勃勃生机，又诱使不少怀才不遇的文人学士投身于创作与评论。“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11】的谣谚，《水浒传》、《金瓶梅》》等禁书士大夫“家置一编”、“以为把玩”的境况【12】，还有《野叟曝言》、《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花月痕》等藏“学问”、“诗文”于“小说”的努力，在在证明，清中叶以后，即便在读书人眼中，章回小说的地位也都在稳步提升。表面上，作为文化读物，小说依旧不入流；可实际上，喜欢小说的，不仅仅是下层百姓，更包括不少博学深思的读书人。这才能理解，为何梁启超登高一呼，其论证并不充分的“小说界革命”能得到如此热烈且广泛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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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梁启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利用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观念，以及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声称“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由此解除了“小说”身上的魔咒，唤起了众人心中潜在的强烈欲望，恢复了对这一文类的巨大信心。所谓“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13】，当然只是个神话，不管是身在其中的政治家，还是隔岸观火的历史学者，一般都不会承认这一美丽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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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故事的“最佳男主角”，曾任英国首相的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2.21—1881.4.19），其实在此前二十年就已经进入中国，只不过是作为政治家，而不是小说家。林乐知（Young J. Allen）主编的《万国公报》13卷609号（1880年10月9日）上，刊有《大英国侯爵相臣的士累利略传并像》，称颂其“学问渊博，著作等身”，但主要着眼点在于“现年七十六岁”的前首相，在位时其“政治似夏日之可畏”，退位后则“泉石可憩，诗书是乐”。半年多后，这位前首相刚刚去世，范约翰（John M. W. Farnham）主持的《画图新报》第二年第一卷（1881年5月）上，就刊出短文《英相考终》，用的是同一张画像，在“学问渊博，著作等身”后，添上一句“每出一编，读者俱叹为奇才”。可重点也是“稍长”以后的出游与从政。文章的关键在于：“的相当国，先后凡七年，多所建树，英国大为昌盛，亦一时豪杰也”。不管是生前的表彰，还是死后的追忆，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和《画图新报》，都只字未提其政治小说写作——更不要说其小说写作如何促使“政界之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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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于梁启超等人的大力褒扬，迪斯累里方才成了“以小说改良群治”的代表，而在晚清声名远扬。有趣的是，大家都在争说迪斯累里，却未见任何一部“的相”小说的中译本；可见文学传播中，理论往往比趣味更容易被扭曲，或者说更容易有“创造性的误解”【14】。看来，大家关心的，其实是迪斯累里之贵为首相而撰写小说；而单是这一点，就足以颠覆“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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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可以“登大雅之堂”，而且成了“文学之最上乘”，小说命运的急转弯，得益于迪斯累里等人有效地利用了小说改良群治的神话。反过来，成了“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有可能、也有责任被作为名山事业来经营。《新民丛报》第20号为《新小说》杂志刊出的广告文字，正是如此直截了当地将地位、责任与义务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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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必须具一副热肠，一副净眼，然后其言有稗于用。名为小说，实则当以藏山之文、经世之笔行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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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者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既然你成了“文学之最上乘”，占据文坛的中心位置，就有义务将其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来认真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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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时代，作为精神象征的中心文类，都因其大量吸引作家、批评家以及公众读者的目光，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也就必然引来各方（政治、宗教、文学等）人马的明争暗抢。谁都希望影响甚至利用这一中心文类，来为自己的理想服务。在世俗社会中，政治的影响力无疑最为突出；掌握意识形态者，于是多会染指中心文类。这也是在文学史上，越受朝廷／政府重视的文类，越容易走向“载道”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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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载不载道，既取决于作家的个人趣味，又是由文类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位置决定的。比如，在传统中国，文载道，诗言志，词抒情，有文类形式特征的制约（一般来说，词不太适合于“载道”，可也不是绝对不可以，想想赵朴初、郭沫若的词，同样发表的是“区区政见”），但更重要的，还是各自的位置及功能。既然小说迅速崛起，抢占了原先属于文章的位置，这就难怪其必须“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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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晚清以降被迅速边缘化的散文，卸下了替圣贤立言的面具，由“载道”转为“言志”。对这一戏剧性转变，此前我已有所论述：“这其实与传统中国不同文类功能的界定有关——处于中心位置的‘文章’，属于‘经国之大业’，因而无权过分关注一己之悲欢。退居边缘，作家不必‘搭足空架子’写‘讲义体的文字’，小品自然也就应运而生。架子的倒塌与戒律的瓦解，使得原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文章’，一转而变得最自由最活跃因而也最为充满生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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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既是一种褒奖，也是一种承担。开始只是政治家的良好愿望，后来则变成了文类的自觉使命。百年中国，相比起诗歌、散文、戏剧等，小说与政治的纠葛无疑最为复杂。从晚清到“五四”，政治小说之发表区区政见，谴责小说之抨击社会现实，问题小说之寻找生命意义，乡土小说之追究民生凋零，不用说，都与现实政治密切勾连。而从1930年代到20世纪末，每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军事斗争或社会转型，无不邀请小说家加盟——实际上，小说也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点，海峡两岸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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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撇开具体事件之是非曲直，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其过敏不是没有道理的。小说可以“建国”，当然也可以“反党”；利用小说从事政治活动，并不专属某一阵营，更不是梁启超的专利。为什么是“小说”，而不是“诗歌”或“散文”，成为政治家争夺的目标？读者多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其处于20世纪中国文学格局的中心，决定了其必定“不甘寂寞”，随时准备介入现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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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后重读《新小说》，你很可能反感其将小说工具化，并对梁启超等人的说法嗤之以鼻。可你必须面对这么一个追问，明知如此抬举小说弊病很大，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聪明人孜孜以求？1907年，黄人（摩西）就在《〈小说林〉发刊词》中称，“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并对梁启超的说法表示异议：“则以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17】可事实上，《小说林》所刊作品，以及小说林社的出版物，与《新小说》及广智书局没有什么区别。后世无数作家及批评家，也都知道小说应具审美特性，不能等同于教科书，可依旧割舍不了与现实政治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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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阅读西洋文学概论，一般都会欣赏“为文学而文学”，并以之作为武器，批判传统中国的“文以载道”。可一旦进入现实社会，很可能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胡适留学美国时，欣赏“无所为而为之”的文学，批评元白诗之专讲“济用”；可回到国内，则转而表扬元白之将文学作为“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称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18】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时，对举世之“手治文章而心仪功利”很不以为然，称“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19】。可“五四”时期之提倡“人的文学”，以及撰写《文学研究会宣言》，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20】，显示周作人不再回避文章之“实利”。至于郭沫若等创造社诸君，当初也曾大讲“天才”与“灵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可日后的转向政治，甚至比谁都勇猛。将这一切归咎于政治家的阴谋，或者作家之缺乏定见，似乎不太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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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论者都注意到，“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巨大张力，制约着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作及思考。说是外在环境过于险恶，搁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害得小说家们无法潜心写作，不能否认有这种事，但很明显，这不是根本原因。还必须考虑小说家的自觉选择——起码在“五四”那代人眼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并非完全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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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梁启超那样，撰写《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专欲发表区区政见”【21】，当然不太可取；但如果能将社会责任、启蒙立场、文学想象，以及语言、细节、风格等很好地协调，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也就是说，假如有自己的思考与立场，拒绝充当政治家的“传声筒”，小说家的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直面时代以及人生的重大话题，并不是坏事。小说家鲁迅便是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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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鲁迅撰《我怎样做起小说来》，特别提到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契机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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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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