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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中国大学改革，路在何方？——答《书城》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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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中国大学的历史和现状有过不少著述和发言，实际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过，您所表现的好像不只是通常知识分子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或许可以说您的关注中还包含着某种学术兴趣，您自己有这种意识吗？在您看来，关于大学问题的探讨是否有可能（或是有理由）发展成为有别于一般教育学的专门学问，譬如就像文艺学、建筑学、药理学那样成为一门“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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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间，虽说不时涉足大学话题，可删繁就简，归纳成集，也就这次由北大出版社刊行的《老北大的故事》（增订本）、《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三书了。此前的相关著述，或不再重印，或转入他书。按说是成果有限，不过在他人眼中，我俨然已从“文学史家”变成了“大学史家”。只有一字之差，很容易“形近而讹”，但自己心里明白，我之谈论“大学”，依旧还是“爱美的”（Amateur）。这么说，不是故作谦虚或妄自菲薄，而是别有幽怀。因为，我心目中的“教育学”，不仅是一种专业，更是一种知识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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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里的日常管理、经费筹集、教学方法等，都很重要，但不是全部。在我看来，“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一种社会组织、一种文化精神，本身就值得仔细阅读、欣赏、品味、质疑。“大学”并非凝定的实体，不可能一尘不染，而是一个有呼吸、有血肉、有生命的组织形式。读书人在“钻研学问”之余，最好连带“阅读大学”。换句话说，不仅接受学校里传授的各种专门知识，还把学校传播知识的宗旨、目标、手段、途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来加以反省，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我们都知道，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既是人类探索真理的结晶，也是在类似大学这样的组织形式中，一步步被酝酿、构造出来的；当它成为一门特定科目时，尤其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本身参与到知识生产及传播的全过程，其间的是非曲直，它都必须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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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来思考“大学”，就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必须引入人文学的视野和方法。我自己的体会是，从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文化史以及教育史的角度谈论“大学”，不仅仅是拾遗补缺，其越界思考与表述，说不定有重大发现。我自己的“大学研究”，不同于教育官员，不同于大学校长，不同于教育学家，也不同于“愤青”或媒体记者。我的特点是关注中国问题，兼及理想性与操作性；强调古今对话，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展开论述；怀疑“接轨说”，侧重对于传统书院的体悟以及百年中国大学的阐释。说到底，这是一个“人文学者”眼中的兼及历史与现实的“中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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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诸多论述中，唯一被广泛接纳的是：好大学在“大楼”与“大师”之外，还必须有“故事”。这几年，谈论大学的书籍，纷纷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跟我的“开风气”之作不无关系。以至现在各大学编校庆读物，都会格外关注“大师”的表彰，以及“大学故事”的讲述。可以这么说，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一时间成为出版时尚。可书一多，鱼龙混杂，做滥了，也会讨人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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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得没错，我谈大学，有现实关怀，也有学术兴趣。之所以不提“大学学”，怕有跑马圈地的嫌疑。就像我做文学史研究，不喜欢“大题小作”，而更倾向于“以小见大”。多讲“问题”，少说“学科”，因后者带有明显的权力意味，不是个人兴趣及能力所及。作为一级学科的“教育学”，包括教育史、教育学原理、教学论、德育原理、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比较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军事教育学、学前教育学、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等诸多二级学科。这样的学科分类，很全面，但偏于技术性。如果真有“大学学”的话，我想应该突出思想性，在社会科学的操作能力之外，吸纳人文学的精神文化。具体说来，应包括大学理念的探求、大学史的钩稽、大学内部管理的摸索、大学社会功能的呈现等。考虑到当下的中国，乃全球最大、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雄伟的“大学试验场”，学界应该也有可能广泛吸纳公众的眼光及趣味。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切近现实的“大学批评”，将发挥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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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代以来，大学一直处于“改革”状态，从并校到扩招，从SCI论文到科研项目管理，从产业化运作到迁校建大学城，从211工程、985工程到教育部评估……所有这一切在高校和社会上都引起了许多争议和批评，感觉中似乎负面舆论居多。您认为这是大学改革的基本思路出了问题，还是所谓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一些正常与不正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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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跟经济有关，但不等于GDP，还有政治及文化等软实力，此外，也事关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在这一意义上，近三十年中国大学的发展与进步，不该抹杀，起码是与“大国的崛起”互为因果。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曾问我，你认为中国的大学何时能在世界舞台上“轻松自如”地表演？我说再过十年，即便不唱主角，但也不会总是跑龙套。他很欣赏，说是问过不少外国学者，有说五十年的，也有说一个世纪的，这让他很郁闷。记得十年前，某著名汉学家跟我说，他从不买中国学者写的学术著作，因专业性不够；现在他开始买了，而且认真阅读、引用。再过十年，我相信，谈论中国问题，必须倾听中国学者的意见，会成为各国学界的主流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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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几年，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积极扶持，体现在办学经费的大幅提升——这里说的是相对于此前往往捉襟见肘的窘迫处境。总的来说，文化传统、国家实力以及几代学人的努力，尤其是近年的“走出去”与“请进来”，成效还是明显的——虽说有些虚火。中国大学山高水低，但体量极大，总体水平在迅速提升，最明显的是有一股“气”，这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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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中国的大学起点低（从硬件到软件），稍微用力，就能感觉到发展与进步，可再往下走，会比较吃力，因此，得好好调整步伐。必须牢记，办大学讲的是长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应该意识到，“行政主导”是把双刃剑，走得快，但容易摔跤。这些年，跌跌撞撞，努力往前赶，也付出了不少学费。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主管部门的好大喜功，不太尊重教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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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否认中国大学这些年的进步，但站在知识分子立场，对现状会有许多批评与反省。常有人提醒我，领导很不容易，你应该学会“换位思考”。这我不同意。屁股决定脑袋，我不是教育部长，也不是大学校长，不了解决策的内幕，怎么可能时刻“站在全局的立场”发言？在我看来，无论在朝在野、为官为民，努力将自己的看法准确无误且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同时认真倾听别人的意见，这就行了。至于有没有效果、达不达成目标，说实话，管不了那么多。即便“说了等于白说”，那也是“白说也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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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最早的大学改革或许可追溯到1952年的“院系调整”，现在看来那是折腾过甚，使许多学校元气大伤。不过，在当时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统制下，“院系调整”却调出了高教体制的二元格局，譬如北大的医学院、农学院都剥离出来成立北京医学院、北京农学院，50年代后此类专门“学院”还陆续新办了不少，如哈军工、北航、北邮等，形成了与“大学”并行的另一套路。据说这是搬照苏联的模式，改革开放后又检讨这种“单科思维”，逐渐废除专门学院，都搞“大而全”的综合性大学，导致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现在无论冠以省市地名的“××大学”，还是“××理工大学”、“××师范大学”，院系设置都差不多，几乎是文、理、工、法、商、外、医齐全。但是，专门学院是否就等于“单科思维”，高教体制是一元化好还是多元化好？您认为现在是否有必要重新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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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大学百年》等文中，努力梳理晚清以降中国大学走过来的路，理解其成败得失。不管是半个世纪前的“院系调整”，还是近在眼前的“大学合并”，都不仅仅是大学内部事务，真的是“事关全局”，不要说大学校长，甚至教育部长说了也不算。下面不一定有扩充或转型的愿望，拍板的是教育主管部门。至于教育专家，基本上是事后诸葛亮，跟着论证此举的合理性与重要性。好处是允许有不同声音，你可以提出质疑与批评。只是船大掉头难，即使发现流弊，也只能慢慢转弯。而且，还得有台阶下，面子上过得去。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大学合并的高潮已过，下面是如何善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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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大学合并”好不好，很难说。若是学科发展需要，自行调整布局，那是应该鼓励的；但行政主导，拉郎配，后患无穷。大学千差万别，别老拿“国际惯例”说事。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并非都是“大而全”，你总不能说加州理工、巴黎高师不是好大学吧？关键在学术质量，声誉由此而来。至于规模大小，不成问题。办大学，做学问，不能搞“人海战术”。有一阵子，中国人民大学都快顶不住了，因为没有理工科，不是“综合性大学”。其实，办大学，切忌一刀切，有的“大而全”，有的“小而精”，那都是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来的，强求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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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克服“单科思维”，提倡“综合研究”，与今日中国的“大学合并”热潮，其实关系不大。关键在于主管部门大干快上的决心、世人“与国际接轨”的盲信、各类排行榜的催逼，还有拨款制度以及校长级别等，所有这些，才是背后的有力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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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十年前写过一篇《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文章，提出可借鉴“书院制”改造现代大学的思路，读后颇获启迪；您讲到“体制外的独立讲学，容易形成学派”，这尤其让人信服。不过，您那篇文章的着眼点似乎主要在人文学科，而理工科和其他自然科学学科是否也同样可以借鉴传统书院的某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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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篇文章中，我谈及欧美大学制度在20世纪中国畅通无阻，并非毫无道理。比如西学的魅力无法抗拒、讲求“实学”乃大势所趋、新学堂整齐划一，便于人才的批量生产等。当今之世，毫无疑问，现代大学仍是主流。问题在于，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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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声光电化、民主法制等，这些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新知，到底该如何生产与传授，确实有赖于西式学堂。那是因为，传统书院中，科学技术并非重点。面对西化大潮，连极力主张“救学弊”的章太炎，也说“为物质之学者”或“治国际法者”，只能听其“参用远西书籍”。人文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文化）追摹书院教学，效果十分明显，自不待言；我想强调的是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21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至于借鉴传统书院，假如不胶柱鼓瑟，而是专注于方法及精神，我认为理工科院校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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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键不在书院的具体功用，以及传统转化的有效性，而是对于“大学文化”的理解。我在谈论北大改革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我的大学观》中提及：“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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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样评价法国的Grandes École（大学校）与Université（大学）并行的两种高等教育体制？我们知道École的规模都很小，像巴黎高师在校学生至今不足一千人，但人家重视通识通才教育，学生选课自由，师生交流方便，鼓励发展交叉学科，这是否有点像您设想的那种现代“书院制”的思路？巴黎高师出过罗曼·罗兰、萨特、福柯、德里达、布迪厄那样的人文大师，出过十几位诺贝尔奖得主，还有六位菲立兹奖得主，如果考虑到学生人数，这等成才比例并不输于哈佛、牛津，可是为什么我们只是把眼光盯着英美的大学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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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生很骄傲，可到法国念书，一点都没脾气。因为人家不认，他们更看重的是外交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等的学生。当年德里达来中国讲学，原本想去首都师范大学，经陪同人员提醒，才知道北京大学更合适。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误解正逐渐消失。中国人也都开始明白，那个在校生只有900多的巴黎高师，是了不起的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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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高等教育实行双轨制，即大学（Université）和大学校（Grandes École）并存。前者有文、理、工、政、经、法等众多专业，招生量大，只要拥有高中文凭便可自由申请；后者则分工程师、军事、行政、师范等不同类型，有极为严格的入学考试。据说巴黎高师每年只招200多，可报名人数大约4万，可见竞争之激烈。单看入学考试，你就明白，“大学校”方才是法国的“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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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法国朋友感叹，因办学经费及学科排名等影响，目前法国的大学正在向美国大学靠拢；好在作为精英的École岿然不动，依然故我。那位朋友骄傲地说，这才是我们的学术根基。这倒让我想起，中国人喜欢说“与国际接轨”，到底该接哪个轨？目前的中国大学，即便号称不扩招的北大、清华，其实也都程度不同地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所谓“精英教育”，意味着自我限制，有所为有所不为，规模很小，选拔极严，有第一流的师长，也有第一流的学生，再加上师生间充分交流，这才可能出第一流人才。目前的思路是“广种薄收”，教学质量没大面积下滑，就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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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觉得国内的大学专业设置太细？似乎现在社会上有什么行当大学里就要开设相应的专业，查一下教育部2004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光是一个“公共管理类”就分出了十二个专业，像“公共管理”之外还要单设一个“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这有必要吗？我们一方面在嚷嚷“通识”、“通才”、“跨学科”、“文理打通”什么的，一方面何以又钻进了这种实用主义的牛角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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