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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07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60]
1704911208 四 学问不是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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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10 据说,最近十年,中国学术大有长进。标志之一,便是不再由某个领导说了算,谁都得过“评审”这一关。从此之后,谁是英雄,谁是狗熊,拿出你的评审成绩单,便一目了然。于是,大学里的教授们,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引导下,整日里昏天黑地,不是你评我,就是我评你。大到学校定位,小至个人荣誉,中间还有研究计划、学科排名等,都需要填表、送审、汇报、打分、评比、颁奖。表面上看,整个过程井然有序,一环扣一环;可结果呢,不但没有振兴学术,反而让人有“今不如昔”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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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12 如今的评审,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很多实际利益(少则五万十万,多则百万千万)。而且,你还不能清高,说我不要。因为,社会上就认这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学者成绩大不大,以获奖证书及课题编号为准。你谦让,别人上去了,一步一个台阶,从此,你的生存空间便越来越逼仄。怎么办?只好和光同尘。可老实人永远弄不明白,填表(包括各种附加动作)也是一门学问,也有很多猫腻。你以为单凭业绩,就能顺利过关?没那回事。一点学问都没有,那当然不行;可单有学问远远不够,起码必须配合相声演员的嘴皮、京剧演员的脸谱、歌舞演员的身段,才可能长袖善舞,平步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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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14 是不是太悲观了?这可是“与国际接轨”呀。只是依我观察,眼下这些官气十足的评审(民间自己组织的不算,不具备“权威性”),同行评议只起咨询作用,关键是终审。一锤定音的,是主管部门领导及其信任的某些“德高望重”的专家。这个时候,桌上桌下,不乏堂而皇之的交易——美其名曰“协调”。近年揭露出来的各种评奖中的黑幕,看得你目瞪口呆;而且,所有这些黑幕,都不是发生在群众评议或初审阶段。评审太多,利益太大,权力又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焉能不出问题?这课题你明明不懂,可必须投票;这著作你明明没读,可必须表态;这学者你明明“没感觉”,可必须举手——到此份上,还能指望什么“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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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16 如此说来,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既然大家都是碰运气,彼此彼此,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可在实际运作中,这些关系重大的评审活动,很容易被“有心人”支配或诱导;而所谓专家意见,往往只是摆设——如果没有成为同谋的话。这不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日复一日、堆积如山的评审,如今已构成一种学术权力;而权力需要寻租,这就存在着以权谋私的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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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18 当今中国,没有哪个行业敢自诩清高。腐败的事多着呢,学界自然也不例外。评审中有人弄权,有人钻营,有人行贿,有人获利,这很正常。不就是“一小撮”吗?烂了就让它烂了吧。问题在于,此举影响深远,连带着搅浑了一池清水。都说近年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当然是利益驱使。利益从何获得?绝大部分就是借助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审。追求功名利禄,乃人的本能,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眼看着别人通过评审获得各种实际利益,焉能无动于衷?于是乎,学者们也开始学着吆喝,就像旧日走江湖卖假药的。正应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句话,既然参加评审,就得遵守游戏规则。倘若你脸皮薄,爱惜羽毛,调子定得太低,被刷下来,没人替你鸣冤抱屈。一开始,都还羞答答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吹牛时有点脸红;眼瞅着造假者过五关斩六将,大家也都想开了:干吗不采取模糊战略,游走于造假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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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20 就这么一种制度,催生出一大批擅长“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成功人士”。不能说他们不读书,更不能说他们没才气,关键在于,他们很早就大彻大悟,明白仅仅做学问是不够的;于是,及时调转船头,专攻“关系学”,并积极投身于各种评审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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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22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有这么一则故事,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是至理名言,以功名利禄驯服天下英才,古今中外,屡试不爽。何止科考,能够陷天下英雄于各种有形无形的牢笼,招数多着呢。就拿眼下这备受非议的评审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明知评审不能长学问,你我还不是照样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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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24 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作假的行业。不信,你走进超市,随手拿起日用必需的油盐酱醋烟酒茶,包装袋上,保准密密麻麻写着本产品荣获某某金奖银奖。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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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26 记得一则逸事,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得知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大奖,竟很不领情,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审!当代中国,还有这样极为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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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28 2005年2月1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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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30 (原刊《中国书评》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07年7月6日《人民日报》转载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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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32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61]
1704911233 五 《读书》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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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35 大约两年前,网上流行一俏皮的文章,题目叫《爱读书,不爱〈读书〉》。好多人知道我是《读书》的老作者,以前常在《读书》上露面,现在不怎么写了,还曾在座谈会上对《读书》文体的变化表示担忧,于是纷纷催促我发言。这年头,观众最喜欢的,莫过于文人学者捉对厮杀。主动投身某一热门话题,变成记者们炒作的资料,这种傻事,我是不干的。现在好了,风头已过,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读书》是否有必要或能够坚持自己独特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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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37 话说公元2004年,平日里不太喜欢抛头露面的我,竟连续在四个不同的场合公开谈论《读书》。先大致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再引申开去,谈谈知识传播与学术表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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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39 那年七月,三联书店召开纪念邹韬奋逝世六十周年座谈会,会上,我借三联刚出版的《韬奋》一书(此书乃集合以前出版的《韬奋画传》、《经历》和《患难余生记》三书而成),谈新闻出版的理想性及操作技巧。因与会者大都义愤填膺,集中火力批评当时主持书店工作的汪某,对我的发言,大概只听出对于三联书店光荣传统的表彰。我所提及的三联书店出版理念,以及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的经验,没多少人感兴趣。1937年,邹韬奋出版《经历》一书,对其接办《生活》周刊,短短几年间,将一个发行仅2800份(其实主要是赠送)、中华职教社主办的侧重个人修养的小刊物,发展成为发行15万份、影响极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刊物,有过很精彩的自我陈述:“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基于这一理念,邹称:“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第186—187页)《生活》周刊大获成功,朋友纷纷前来请教,邹韬奋提供了几个原则:要有创造的精神,内容力求精警,要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发行的技术和计划也很重要等。我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点。第一,“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具体说来,就是“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第二,既然是大众文化读物,而不是专门性学刊,“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第196页)。从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一转便是曾引领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界风骚的《读书》杂志。不过,我说得很含蓄,而且基本上是“老调重谈”:在我看来,对于报刊来说,“文体”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内容”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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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41 接下来,鬼使神差的,大家都来找我谈《读书》。来人目的不同,有想让我提供砖头,好敲打敲打今天的《读书》的;也有对《读书》十分迷恋,希望我追溯往事,给予掌声鼓励的。很可惜,我两边都不搭界,基本上是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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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43 之所以有如此荣幸,应邀谈论享有盛誉的《读书》杂志,与我此前十几年的“出色表现”不无关系。曾检索《〈读书〉杂志20年》光盘,发现我竟在上面发了37篇文章。并非专栏作家,如此投入,让我自己都有点吃惊。这你就能理解,2004年4月《新周刊》上刊出《〈读书〉二十年大盘点》,其中“《读书》十大文章”和“《读书》十大作者”【1】,我都忝列其间。正因为有此因缘,我谈《读书》,始终本着理解、呵护、期待以及添砖加瓦的心态,深怕出言不慎,不独于事无补,还授人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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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45 大概是八月中旬,我被迫接受了某周刊的电话采访。说“被迫”,那是因为,人家锲而不舍,我心里并不情愿,可最后还是勉强做了。老实说,那位记者提问的方式,让我感觉很不愉快:“新老《读书》的差距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现任主编不满?”这哪里是采访,分明是考试,而且“标准答案”已经准备好了。不理会记者的提问,依旧自说自话,谈我对《读书》的印象。可以想象,这样没有“猛料”的“答客问”,很让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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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47 九月间,又一次被邀谈《读书》,这回是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读书时间”改版为“记忆”,希望从《读书》、《中国青年》、《收获》等杂志的创刊,切入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那是朋友的活,必须帮忙,于是,我冒险出镜。记得是在北大五院接受采访,背景是满墙的爬山虎,很是壮观。谈我与《读书》诸君的交往,谈思想史文化史上的《读书》,也谈《读书》别具一格的文体。随问随答,拉拉杂杂,说好只是提供素材,让导演回去自己剪辑。节目播出来,竟效果极佳。上下两集,都拿我的话做穿插。我的研究生看了,说是借以了解1980年代的思想氛围及学术潮流,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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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49 转眼到了十月,万圣书店在西山庭园搞了个《读书》回顾展,吸引了不少读者。23日,星期六,下午三点,应主办者邀请,我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赵一凡合唱一台戏。时间紧,来不及商量,我擅自确定了演讲的题目“《读书》的文体”。事后证明,这主意不错。两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听众也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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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51 不到半年时间,竟然四次被邀“妄谈《读书》”。为什么大家突然对作为杂志的《读书》那么感兴趣,而且是从历史总结的角度,将其作为“记忆”来品味?关注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潮流的朋友,多从“主义”、“立场”、“流派”、“利益集团”乃至具体的人事关系着眼;不才识小,我谈《读书》,始终限制在“文体”。在我看来,“话题”可以转移,“立场”可能变迁,但自觉的“文体”意识,不该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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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53 谈及办杂志,我的体会是,真有学问的杂志难,真有思想的杂志更难;有学问有思想又有文体,这样的杂志,可就难上加难了。找到恰当的对象(故事或论题)不容易,找到恰当的文体更难——对于社会的影响,后者或许更长远。记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陈独秀的《新青年》,鲁迅、周作人的《语丝》,胡适的《独立评论》,储安平的《观察》,都是有很鲜明的文体特征的。好的杂志文体,不是凭空而降,总有继承与发展。比如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思想文化刊物《新青年》对于前辈的继承:梁启超《新民丛报》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章太炎《民报》的政治立场与论战姿态、章士钊《甲寅》讲究逻辑性的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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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911255 在《杂谈“学术文化随笔”》一文中,我曾提及,《读书》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体上学习的是《语丝》;现在看来,邹韬奋先生《生活》周刊的“以少胜多”与“一挥而就”,也是其直接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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