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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问不是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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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最近十年，中国学术大有长进。标志之一，便是不再由某个领导说了算，谁都得过“评审”这一关。从此之后，谁是英雄，谁是狗熊，拿出你的评审成绩单，便一目了然。于是，大学里的教授们，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引导下，整日里昏天黑地，不是你评我，就是我评你。大到学校定位，小至个人荣誉，中间还有研究计划、学科排名等，都需要填表、送审、汇报、打分、评比、颁奖。表面上看，整个过程井然有序，一环扣一环；可结果呢，不但没有振兴学术，反而让人有“今不如昔”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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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评审，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很多实际利益（少则五万十万，多则百万千万）。而且，你还不能清高，说我不要。因为，社会上就认这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学者成绩大不大，以获奖证书及课题编号为准。你谦让，别人上去了，一步一个台阶，从此，你的生存空间便越来越逼仄。怎么办？只好和光同尘。可老实人永远弄不明白，填表（包括各种附加动作）也是一门学问，也有很多猫腻。你以为单凭业绩，就能顺利过关？没那回事。一点学问都没有，那当然不行；可单有学问远远不够，起码必须配合相声演员的嘴皮、京剧演员的脸谱、歌舞演员的身段，才可能长袖善舞，平步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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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太悲观了？这可是“与国际接轨”呀。只是依我观察，眼下这些官气十足的评审（民间自己组织的不算，不具备“权威性”），同行评议只起咨询作用，关键是终审。一锤定音的，是主管部门领导及其信任的某些“德高望重”的专家。这个时候，桌上桌下，不乏堂而皇之的交易——美其名曰“协调”。近年揭露出来的各种评奖中的黑幕，看得你目瞪口呆；而且，所有这些黑幕，都不是发生在群众评议或初审阶段。评审太多，利益太大，权力又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焉能不出问题？这课题你明明不懂，可必须投票；这著作你明明没读，可必须表态；这学者你明明“没感觉”，可必须举手——到此份上，还能指望什么“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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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既然大家都是碰运气，彼此彼此，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可在实际运作中，这些关系重大的评审活动，很容易被“有心人”支配或诱导；而所谓专家意见，往往只是摆设——如果没有成为同谋的话。这不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日复一日、堆积如山的评审，如今已构成一种学术权力；而权力需要寻租，这就存在着以权谋私的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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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没有哪个行业敢自诩清高。腐败的事多着呢，学界自然也不例外。评审中有人弄权，有人钻营，有人行贿，有人获利，这很正常。不就是“一小撮”吗？烂了就让它烂了吧。问题在于，此举影响深远，连带着搅浑了一池清水。都说近年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当然是利益驱使。利益从何获得？绝大部分就是借助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审。追求功名利禄，乃人的本能，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眼看着别人通过评审获得各种实际利益，焉能无动于衷？于是乎，学者们也开始学着吆喝，就像旧日走江湖卖假药的。正应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句话，既然参加评审，就得遵守游戏规则。倘若你脸皮薄，爱惜羽毛，调子定得太低，被刷下来，没人替你鸣冤抱屈。一开始，都还羞答答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吹牛时有点脸红；眼瞅着造假者过五关斩六将，大家也都想开了：干吗不采取模糊战略，游走于造假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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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一种制度，催生出一大批擅长“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成功人士”。不能说他们不读书，更不能说他们没才气，关键在于，他们很早就大彻大悟，明白仅仅做学问是不够的；于是，及时调转船头，专攻“关系学”，并积极投身于各种评审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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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有这么一则故事，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是至理名言，以功名利禄驯服天下英才，古今中外，屡试不爽。何止科考，能够陷天下英雄于各种有形无形的牢笼，招数多着呢。就拿眼下这备受非议的评审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明知评审不能长学问，你我还不是照样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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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作假的行业。不信，你走进超市，随手拿起日用必需的油盐酱醋烟酒茶，包装袋上，保准密密麻麻写着本产品荣获某某金奖银奖。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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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则逸事，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得知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大奖，竟很不领情，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审！当代中国，还有这样极为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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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2月1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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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书评》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07年7月6日《人民日报》转载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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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读书》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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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年前，网上流行一俏皮的文章，题目叫《爱读书，不爱〈读书〉》。好多人知道我是《读书》的老作者，以前常在《读书》上露面，现在不怎么写了，还曾在座谈会上对《读书》文体的变化表示担忧，于是纷纷催促我发言。这年头，观众最喜欢的，莫过于文人学者捉对厮杀。主动投身某一热门话题，变成记者们炒作的资料，这种傻事，我是不干的。现在好了，风头已过，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读书》是否有必要或能够坚持自己独特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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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公元2004年，平日里不太喜欢抛头露面的我，竟连续在四个不同的场合公开谈论《读书》。先大致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再引申开去，谈谈知识传播与学术表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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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七月，三联书店召开纪念邹韬奋逝世六十周年座谈会，会上，我借三联刚出版的《韬奋》一书（此书乃集合以前出版的《韬奋画传》、《经历》和《患难余生记》三书而成），谈新闻出版的理想性及操作技巧。因与会者大都义愤填膺，集中火力批评当时主持书店工作的汪某，对我的发言，大概只听出对于三联书店光荣传统的表彰。我所提及的三联书店出版理念，以及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的经验，没多少人感兴趣。1937年，邹韬奋出版《经历》一书，对其接办《生活》周刊，短短几年间，将一个发行仅2800份（其实主要是赠送）、中华职教社主办的侧重个人修养的小刊物，发展成为发行15万份、影响极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刊物，有过很精彩的自我陈述：“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基于这一理念，邹称：“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第186—187页）《生活》周刊大获成功，朋友纷纷前来请教，邹韬奋提供了几个原则：要有创造的精神，内容力求精警，要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发行的技术和计划也很重要等。我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点。第一，“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具体说来，就是“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第二，既然是大众文化读物，而不是专门性学刊，“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第196页）。从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一转便是曾引领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界风骚的《读书》杂志。不过，我说得很含蓄，而且基本上是“老调重谈”：在我看来，对于报刊来说，“文体”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内容”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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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鬼使神差的，大家都来找我谈《读书》。来人目的不同，有想让我提供砖头，好敲打敲打今天的《读书》的；也有对《读书》十分迷恋，希望我追溯往事，给予掌声鼓励的。很可惜，我两边都不搭界，基本上是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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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如此荣幸，应邀谈论享有盛誉的《读书》杂志，与我此前十几年的“出色表现”不无关系。曾检索《〈读书〉杂志20年》光盘，发现我竟在上面发了37篇文章。并非专栏作家，如此投入，让我自己都有点吃惊。这你就能理解，2004年4月《新周刊》上刊出《〈读书〉二十年大盘点》，其中“《读书》十大文章”和“《读书》十大作者”【1】，我都忝列其间。正因为有此因缘，我谈《读书》，始终本着理解、呵护、期待以及添砖加瓦的心态，深怕出言不慎，不独于事无补，还授人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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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八月中旬，我被迫接受了某周刊的电话采访。说“被迫”，那是因为，人家锲而不舍，我心里并不情愿，可最后还是勉强做了。老实说，那位记者提问的方式，让我感觉很不愉快：“新老《读书》的差距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现任主编不满？”这哪里是采访，分明是考试，而且“标准答案”已经准备好了。不理会记者的提问，依旧自说自话，谈我对《读书》的印象。可以想象，这样没有“猛料”的“答客问”，很让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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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又一次被邀谈《读书》，这回是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读书时间”改版为“记忆”，希望从《读书》、《中国青年》、《收获》等杂志的创刊，切入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那是朋友的活，必须帮忙，于是，我冒险出镜。记得是在北大五院接受采访，背景是满墙的爬山虎，很是壮观。谈我与《读书》诸君的交往，谈思想史文化史上的《读书》，也谈《读书》别具一格的文体。随问随答，拉拉杂杂，说好只是提供素材，让导演回去自己剪辑。节目播出来，竟效果极佳。上下两集，都拿我的话做穿插。我的研究生看了，说是借以了解1980年代的思想氛围及学术潮流，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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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十月，万圣书店在西山庭园搞了个《读书》回顾展，吸引了不少读者。23日，星期六，下午三点，应主办者邀请，我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赵一凡合唱一台戏。时间紧，来不及商量，我擅自确定了演讲的题目“《读书》的文体”。事后证明，这主意不错。两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听众也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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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半年时间，竟然四次被邀“妄谈《读书》”。为什么大家突然对作为杂志的《读书》那么感兴趣，而且是从历史总结的角度，将其作为“记忆”来品味？关注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潮流的朋友，多从“主义”、“立场”、“流派”、“利益集团”乃至具体的人事关系着眼；不才识小，我谈《读书》，始终限制在“文体”。在我看来，“话题”可以转移，“立场”可能变迁，但自觉的“文体”意识，不该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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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办杂志，我的体会是，真有学问的杂志难，真有思想的杂志更难；有学问有思想又有文体，这样的杂志，可就难上加难了。找到恰当的对象（故事或论题）不容易，找到恰当的文体更难——对于社会的影响，后者或许更长远。记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陈独秀的《新青年》，鲁迅、周作人的《语丝》，胡适的《独立评论》，储安平的《观察》，都是有很鲜明的文体特征的。好的杂志文体，不是凭空而降，总有继承与发展。比如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思想文化刊物《新青年》对于前辈的继承：梁启超《新民丛报》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章太炎《民报》的政治立场与论战姿态、章士钊《甲寅》讲究逻辑性的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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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杂谈“学术文化随笔”》一文中，我曾提及，《读书》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体上学习的是《语丝》；现在看来，邹韬奋先生《生活》周刊的“以少胜多”与“一挥而就”，也是其直接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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