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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有话”为什么不“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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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每当有人闹矛盾时，你总能听到这样的规劝：“有事好商量，有话好好说。”现在可大不一样了：这“事”若有油水，才不跟你商量呢，“法庭上见”；这“话”如果“好好说”，谁愿意听？不弄出个语出惊人，起码也得是“掷地有声”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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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这么一来，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夸张怪诞、耸人听闻的信息，仿佛不如此便无法吸引读者的眼球。文人们自然不甘落后，写文章时，也都尽量说狠话，下猛药。一时间，乱哄哄，你方骂罢我登场。至于看客呢，则普遍大呼“过瘾”。似乎惟有如此“刺刀见红”，才叫好文章。要是你看不惯，那只能证明你脑筋僵化，或者缺乏娱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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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句颇具杀伤力的“狠话”，那就是：“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成二流。”这里的“将来时”，在具体论述中，被替换成了“过去时”：“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水准，早已不是北大、清华可比的。”理由很简单，人家钱多，硬件好，薪水高，教授全世界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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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土鳖”，不敢就美国名校毕业的中国学生是否“只有在香港找不到位置的情况下才会回国”跟人家争论；但我知道，晚清以降，那么多归国留学生，并非都是在国外（或香港）混不下去，才灰头土脸回来的。至于最近二十年，那么多“海归”，他们在政治、经济、教育、学术等方面的成绩，是否就一定比不上留在国外或转到香港的，套用一句《红旗谱》中朱老忠的话：“出水才看两腿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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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和港大，到底哪个更“一流”（在我看来，都不是），本来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你爱说香港的大学特棒，那是你的自由；你要批评北大、清华，那更是时尚的话题。可单单这么说，都还不带劲；用港大来打北大、清华，那才叫精彩。于是，“扫”字一出，尽显英雄本色。其中那居高临下的姿态、充满蔑视的目光，以及“天下英雄谁敌手”的气势，着实让人心醉神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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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嘛，香港的大学在大陆招收本科生，确实能产生鲶鱼效应，对中国的大学改革不无好处。尤其是以往独霸招生市场的北大、清华受到挑战，更是符合一般人的阅读期待。可一个“扫”字，带出了很多情绪性的反应，模糊了问题的焦点，实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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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要这么说，那你是太不了解大众传媒的写作策略了。撰写专栏文章，已经不再是书斋里的独白，也不是咖啡馆里的对话，更像是广场上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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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的特点，如果用最简要的语言来描述，大致是这样的：表达口语化，故倾向于畅快淋漓；说理表演化，故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追求现场效果，故受制于听众的趣味与能力；蔑视理论体系，需要的是丰富的高等常识；忌讳“掉书袋”，故不能过于深奥，更不能佶屈聱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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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一旦入文，必定影响学者的思维与表达方式；而这，酿成了现代中国文章的两大趋势，一是条理日渐清晰，二是情绪趋于极端。其实，演说之影响文章，更值得关注的是，表述趋于夸张，或尖刻，或奇崛，全都剑走偏锋。熟悉演讲的都明白，台上台下，能否成功互动，十分要紧。演讲者固然借助语言、手势以及身段在调动听众的情绪，而听众通过拍掌、跺脚、嘘声乃至走人等，同样可以达成对于演讲者的诱惑，使其身不由己，往听众的趣味靠拢。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现场效果”，是演讲者与听众共同营造出来的。而这种“现场感”与“听众的压力”，很可能一直延续到书斋，渗透在你的思维以及笔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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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2月16日，北大成立“以修缮辞令发展思想为宗旨”的雄辩会，章士钊应邀做了专题演说，原想讨论“调和论”之是非，可下面的这句话，更让学生感觉受用：“无论何种题目，两极端之说，最易动听；一经折衷，便无光彩。”这确实是经验之谈。演说需要条理，需要智慧，需要幽默感，过于理性、稳健、缜密，其实是不合适的。某种意义上，演说与杂文相通，应该说狠话，下猛药，借题发挥，激情奔放，甚至不惜包含“语言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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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演说到杂文，再到博客写作，世人越来越喜欢“最易动听”的极端言论，而很难再接受平心静气的条分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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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困惑是：在痛快淋漓之余，我们还能认真思考并准确表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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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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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28期，7月31日，改题为《为何人人都爱“说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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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怀念“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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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也可转换成“图书该如何减肥”。一方面是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一方面却是图书市场的畸形繁荣——我说的是书越印越漂亮，完全“与国际接轨”了。每年在德国莱比锡举办的“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活动，中国也都能分一杯羹，这确实让人欣慰。可每当有国外或港台学者慨叹中国出版业进步神速，书出得比他们的还精美、还好看时，我心里都有点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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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否认最近十年，中国图书在书籍装帧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我担心的是，这种华丽背后，有着对高码洋的刻意追求。高定价，大折扣，这种策略，属于慢性自杀，这点，我相信出版业者会有共识。至于目前图书的过度包装，则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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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出版社都在努力做大，拼的是码洋而非利润。整个是粗放式经营，跟我们的工业一样，拼原材料，看GDP，这样做隐患无穷。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在《光明日报》上打广告，“日出一书”，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羡慕得不得了。现在连地方出版社都远远超越这个目标。可品种增加了，总印数却反而减少——就是那么大的阅读量，看你怎么分配。就好像摊大饼，面粉就这么多，希望面积大，那就只好摊薄了，撑开去。弄不好，吃坏了胃口，再也不读书，那可就麻烦了。在我看来，若总阅读量不能提高——即全国人民的有效读书时间不变，那么，减少三分之二的图书品种，一点都没有问题。当然，这只是比喻，不是鼓励新闻出版署管制书号。因为，那样卡下来的，说不定正是民众最需要的读物。你怎么能保证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呢？还有，人家会说，你自己的书出版了，敢情站着说话不腰痛。过去北京的公交车很挤，在车下的都喊“再往里挤挤”，已经上车的则说“别挤了别挤了，里面没地方了”。所以，减少出书品种，这话我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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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说的，是跟这密切相关的另一种“减肥”。说句玩笑话，现在世面上新出的书，绝大多数可以拦腰砍一刀，去掉一半的篇幅；电视剧那就更不用说了，砍三分之二都没问题。我感到奇怪的是，大家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怎么反而越出越厚。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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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图书的过分臃肿，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一大通病。如果评奖，评委一般倾向于“厚重”的——既然你我都没时间细读，那就只能看“分量”了。十万字的，肯定不如百万字的，人家书写得那么厚，肯定下了很大工夫。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有时候，并非工夫下得深，而是不够自信，不敢单刀赴会，什么都来一点，以示全面；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才把书弄得那么臃肿的。来不及精细雕刻，连汤带水一起上，你要什么，自己挑吧——整个一个“资料长编”。作为大趋势，书越写越厚，不是好兆头。在我看来，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以致养成这么一种风气，似乎没有四五十万字，作为学术著作，根本拿不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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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出版，也就五万字左右，钱锺书对周书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的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称周书“有系统”，实在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像这样“小而可贵”、“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的书，现在越来越少。大书多了，都是皇皇巨著，但很少有人愿意阅读，这不能都怨读者懒，也有作者自身的缘故，谁让你把书写得那么没趣——我没要求学者都到电视上“学术说书”，只是希望著述时稍为讲究一下剪裁，抵抗那种以“体积”取胜的风气。记得1980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刚出版，被人挑了好多常识性错误，据说冯友兰先生说了一句：这是一部大书。我当时听了，如醍醐灌顶，精神为之一振，除了理解冯先生的主张，读书识大体，不过分纠缠于细节外，更重要的是，明白原来书不以“厚薄”定“大小”，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也能被称为“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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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种“小而可贵”的书籍，到哪里去找？记得前些年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精选”、北京出版社刊行“大家小书”，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袖珍经典”，销售情况据说都很好。可你仔细看，那都是过去时代的书，都是老一代学者写的。我们这一代，似乎不习惯写这样的“小书”，一出手，没有三四十万字根本打不住。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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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春，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访问学人，住在东大，经常逛神保町的书店街，有感而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总题为“东京读书记”的随感，其中特别提到书店里铺天盖地的“教养新书”。在日本，“新书本”指区别于“单行本”的四十二开平装书，其主旨是追求“专门知识的通俗化”，也就是“岩波新书”发刊时所标榜的“现代人的现代教养”。选题适时，切合读者需求，撰写者训练有素，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再加出版社推波助澜，这才有了日本出版界各种“新书”的繁荣。上个月，我到东京开会，再次光顾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依旧是那么多新刊的“新书”，让人应接不暇。我把这种出版策略总结为：快节奏、大容量、粗加工、浅阅读。比起价格昂贵的“礼品书”（最离谱的是黄金书）来，日本人价格低廉、讲求专题与时效的“杂志书”，我以为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阅读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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