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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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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剑”是怎样“磨”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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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绍《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出版座谈会上，任继愈等前辈都表扬其“二十年磨一剑”。我当然也很敬佩，不过，还想做点补充。剑磨得好不好，既系于个人心境，也需要外在环境的配合。作为当代中国学者，如果你真的想“二十年磨一剑”，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不怕抢滩”。要不，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别人抢先出版，你就白做了。你愿意磨二十年，而不是三年五年就赶紧出手，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极有自信，相信自有独立的见识与裁断，跟那些辗转抄录的不一样，不会被轻易覆盖。做“善本书录”，需要大量的资料积累，前面80％—90％的工作，相对容易些，最难的，是类似“扫尾”的10％到5％，那才真正体现一个学者的功力。有些书是开风气的，那要早点出来，不完善没关系；而属于常规建设的，则讲求“功德完满”，那需要水磨工夫，不能急。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刊行的很多学术书，大都是“半成品”——立意很好，作者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可火候不到，提前出炉，因而留下了不少遗憾。之所以“精品”不“精”，主要原因是打磨不够；而背后的因素则是，市场诱惑与学术评估并举，剥夺了学者本该有的从容、澹定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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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稍微说开去。以我的观察，最近二十年，好的人文学著作，大体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人撰写；第二，长期经营；第三，没有或很少资助。我对人文研究领域的“大兵团作战”不太欣赏，动辄四五十人的合作项目，能否“强强联合”，我有点怀疑。至于强大的经费支持，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不是最关键的，有时甚至还坏事。因为，拿人家的钱，就得急赶着出成果，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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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基本上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最后才进入人文学领域。而在我看来，最不适应这套机制的，正是人文学者。很多好学者，不是先申请到钱，然后才开始做，而是凭着自己的学术感觉，长期积累，逐渐摸索，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要他开工之前就拿出完整的规划，那只能瞎编。现在的这一套管理办法，培养出一大批“填表专家”，题目设计得很漂亮，计划也编排得很完美，主要精力和才华都用在如何把钱骗到手。你要检查吗，成果总是有的，好坏是另一回事。大家都把心思放在如何设计项目争取经费上，至于原本需要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苦心经营的著述，反而因“时间限制”而草草打发，实在是本末倒置。这就难怪，走进书店，大都是急就章，“好书名”很多，好书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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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政府改变奖励学术的机制，除了现行的课题申请，应增加事后的奖励。没拿国家资助的学者，可以凭已出版的著作，申请下一步的科研经费。经过专家鉴定，确实优秀的，不妨按质论价。举个例子，这个项目值二十万，你事先拿了，成果也不错，算你圆满完成任务；你事先没要国家一分钱，全靠自己投入，应该补发。至于学者拿这些钱做什么，只要不违反经费使用规定，都可以。因为，能有如此优异成果的学者，根本用不着催促，他／她会自己往前走。这种奖励办法，对于那些诚笃认真、行事低调、不喜欢开空头支票的学者，更合适些。增加这样的奖励方式，才能鼓励学者们坐稳冷板凳，甘心情愿地十年甚至二十年“磨一剑”。否则，再过若干年，放眼中国学界，可能全都是“短平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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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2日于香港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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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人民日报》2008年2月18日，改题为《学界中谁还能“二十年磨一剑”》，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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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1704908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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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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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关于77级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或者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历史意义，俨然成了热门话题。每当有人追问，我总是如此回应：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真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九曲十八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而且，见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当然，青春是美好的，校园生活也确实值得迷恋与追怀。之所以如此“低调”，是担心在怀旧风潮的驱使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讲古”，会日趋“高调”与“时尚”，最后沉湎其中，以为自己真的“伟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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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大学的十五年后，我为即将出版的自选集写序，题为《四十而惑》，其中有这么一段：“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有它的光荣，也有它的苦恼。图书教材、课程设置、学术氛围等，大都不如人意。后人很难想像，我们学了一年的文艺理论课程，竟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同学不满，可教师的辩解也很有力：谁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文艺理论？幸亏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方才足以弥补文革刚结束大学校园里百废待举的缺陷。比如，半夜里到书店门口排长队等待《安娜·卡列尼娜》、大白天在闹市区高声叫卖自己编印的文学刊物《红豆》、吃狗肉煲时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命运争得更加‘脸红耳赤’……所有这些只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小情景，回忆起来还挺温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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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又是一个十五年过去了。这回迎面碰上的是命题作文“谈读书”——不是辨析今天我们该如何读书，而是追怀三十年前大学校园里的读书生活。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这样的追忆，其实是很不可靠的。即便我信守承诺，不刻意夸饰或伪造；可是，能经过时间这个大筛子的，都是“过去的好时光”。如此温柔的“反思”，能有多大的批判力度，我很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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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追忆，都是事后诸葛亮，也都有腾挪趋避的特权。一旦进入游戏，你能越过虚荣心这个巨大的陷阱吗？所谓的“个人阅读史”，会不会变成“成功人士”的另一种自我吹嘘？决定一个人的读书生活的，有时势，有机遇，有心境，有能力，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微妙调整，都可以变幻出另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三十年前的万花筒，不见得就能摇出今日的“五彩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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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后来者，在仔细辨认那些因岁月流逝而变得日益依稀的足迹时，能做到不卑不亢，且具“了解之同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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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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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77级学生读书很刻苦，那是真的。因为，搁下锄头，洗净泥腿，重新进入阔别多年的校园，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至于怎么“读”，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进的是中山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课程的设计、教师的趣味、同学的意气，还有广州的生活环境等，都制约着我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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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我属于比较规矩的学生，既尊重指定书目，也发展自己的阅读兴趣；而不是撇开课业，另起炉灶。能“天马行空”者，大都是（或自认为）才华盖世，我不属于那样的人，只能在半自愿、半强制的状态中，展开我的“阅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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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受过正规训练的大学生来说，课程学习很重要，但因其“身不由己”，故印象不深，追忆时不太涉及。反而是那些漫无边际的课外阅读，更能体现一己之趣味，也容易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因此，单看回忆文章，很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大学四年，大家读的都是课外书。我也未能免俗，一说起校园生活，浮上脑海的“读书”，不是背英语单词，也不是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多少次路线斗争，而是悠闲地躺在草地上，读那些无关考试成绩的“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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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阅读状态，记得是进入三年级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刚进康乐园，一切都很新鲜；上课时，恨不得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除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求知欲，还有拿高分的虚荣心——那时没有“全国统编教材”，一切以课堂上教师的话为准。进入三年级，也就是1980年前后，一方面是摸索出一套对付考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文革”前的书籍重刊，加上新翻译出版的，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图书情报”传来，于是，改为以“自由阅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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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自由阅读”就一定好，中间也有走弯路的。我们这一代，进大学时年纪偏大，不免有点着急，老想“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站在图书馆前，幻想着能一口把它吞下去。经过一番狼吞虎咽，自以为有点基础了，于是开始上路，尝试着“做点学问”。这样“带着问题学”，有好也有坏——当选题切合自己的趣味和能力时，确实事半功倍，否则可就乱套了。我曾经围绕“悲剧人物”、“晚明文学思潮”等专题读书，效果还可以。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感兴趣，花了好多时间，读《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镀金时代》、《百万英镑》、《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人》、《马克·吐温自传》等，还有能找到的一切有关马克·吐温的“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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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悲剧”或谈论“晚明”，除了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多少还有点自己的问题意识；可“专攻”马克·吐温，几乎是毫无道理。我的英语本来就不好，对美国历史文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要说“讽刺”与“幽默”，更非我的特长，但鬼使神差，我竟选择了这么个题目，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大概是小时候背治学格言的缘故，以为真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如此“为论文而读书”，毫无乐趣可言；文章写不好不说，以后一见到马克·吐温的名字或书籍，就感到头疼。明知这种心理乃至生理的反应不对，可就是无法静下来，以平常心面对汤姆·索亚的神奇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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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大学三、四年级时，我的读书，终于读出点自己的味道来。记忆所及，有两类书，影响了我日后的精神成长以及学术道路，一是美学著作，一是小说及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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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开始“寻寻觅觅”的求学路程，恰逢“美学热”起步。因此，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以及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都曾是我朝夕相处的“枕中秘笈”。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现在不常被提及的王朝闻，他的《一以当十》（作家出版社，1962）、《喜闻乐见》（作家出版社，1963）以及《论凤姐》（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等，对各种艺术形式有精微的鉴赏，我也很喜欢。换句话说，我之接触“美学”，多从文学艺术入手，而缺乏哲学思辨的兴致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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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偶像”，一本《美的历程》，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几乎是“人见人爱”。也正因此，有现炒现卖，撷取若干皮毛，就开始“走江湖”的。那上下两卷的《西方美学史》，博大精深，像我这样的“美学业余爱好者”，读起来似懂非懂。当初引领诸多大学生入美学之门的，其实是朱先生的另外两本小书：《谈美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和《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朱先生擅长与青年对话，这点，从早年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谈文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既能作高头讲章，又不薄通俗小品，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别人很难学得来。宗先生的书，很多人一看就喜欢，尤其是“美学散步”这个词，太可爱了，一下子就变成了“流行语”。初读宗先生的书，以为平常，因极少艰涩的专门术语；随着年龄的增长，书读多了，方才明白此等月白风清，得来不易，乃“绚烂之极”后的“复归于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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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日后的研究工作毫无关系，纯属特定时期的特殊爱好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此书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我买的是1980年重印本。如此“雄文四卷”，就堆放在床头，晚上睡觉前，不时翻阅，而且是跟《贝多芬传》对照阅读。还记得《约翰·克利斯朵夫》扉页上的题词：“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不用说，这话特别适合于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大学生。主人公如何克服内心的敌人，反抗虚伪的社会，排斥病态的艺术，这一“精神历险”，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有巨大的鼓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