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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博雅清谈”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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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谈起我1980年代写的《逛书摊》，说是很有趣；紧接着问，你现在还经常逛书店吗？说实话，那一瞬间，我深感惭愧——已经好久没在书店“流连忘返”了。有各种原因：出版社赠书，朋友寄送，网上购买，学生代劳，还有自家藏书空间的限制等，但不管如何辩解，还是必须反省：难道我失去了追寻新知识的热情？内行人都明白，逛书店不纯粹是为购买专业书籍，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休憩，一种精神享受；因此，金钱之外，更重要的是“闲心”与“闲情”。而今日中国的大学教授，实在是太忙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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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什么呢？忙着上课，忙着写作，忙着演讲，忙着开会，忙着立项与结项……整日里昏天黑地，忙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没有闲心翻阅那些与课题无关的书籍，更不要说自由自在地在书海里遨游。这可不是读书人的理想状态，尤其是人文学者，散步、清谈、遐想、做梦，都必不可少。没有超越日常生活的渴望，没有纯粹知识的追求，没有形而上的思考，必定飞不高、跑不远。1980年代中国学界流行“侃大山”，那太虚了；今日竞相做课题，又太实了。虚实如何结合，不太好拿捏；但有一点，太虚太实都不是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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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今日中国大学，我有两个小小的观察：第一，教授们没有听同行演讲的习惯（朋友捧场是另一回事），坐在听众席上的，绝大多数是研究生；第二，除了合作做课题，系里同事绝少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谈学问。全都来去匆匆，对别人的工作不感兴趣，也很少了解。不说“世界一流大学”的故事了，单是民国年间的大学教授，便多有互相听课的；至于请同事阅读文稿提意见，那更是平常事。今日中国，除了评奖、审稿或提职称，教授们很少翻阅同事的著作。作为学者，你我经常与古人对话、与外国人对话，唯独忽略了近在眼前、同样聪明绝顶的同事，这不是很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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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好的对话者，应该就是你我身边的同事。我们曾经每周参加政治学习，被迫不断“交心”，彼此间多有伤害，可也多有了解；现在反过来了，谁也不管谁，上课下课，各走各的。说实话，我怀念1980年代的文化氛围，讨论时争得脸红脖子粗，或许学理性不够，过于慷慨激昂，但那种“坐而论道”的兴致，至今难以忘怀。无关具体的研究课题，而是思路的碰撞、视野的交汇以及趣味的融合，由此酿成一种浓烈的学术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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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满街跑“大师”，那多是夸饰之词，不外稍微著名一点而已。依我浅见，好的学术环境，能让“中才”做出上等业绩；而坏的学术氛围，则使本就悬在空中的“大师”迅速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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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89年底，王瑶先生去世前不久，曾再三告诫：对于具体的学者来说，很可能是“前途光明看不见，道理曲折走不完”；大的环境你改变不了，但小环境还能自己把握。一定要学会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小环境，沉下心来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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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再对目前中国大学的状态指手画脚，只希望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让同事有兴趣、有心情坐下来，不计功利地畅谈学问、探索真理——既超越柴米油盐，也超越论文和课题，那是我们举办“博雅清谈”的最大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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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相信，北大中文系的不少教师，在职业生涯之上，还有更高远的志向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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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30日，北京大学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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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2008年11月5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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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中国作家北大行”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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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文学”如何“教育”》（《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提及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对于许多从小做着作家梦，经由无数“考场征战”方才进入北大念书的年轻人来说，绝对是当头一棒。可这话，西南联大时期，曾任中文系主任的罗常培先生就说过。我怀疑此语渊源有自，近乎中文系教授的“共识”。如何理解这句很让人丧气的“名言”，我的解读是：作家需要文学修养，但个人的天赋才情以及生活经验，或许更为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大学刻意栽培出来的。再说，北大中文系承担培养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专家的任务，倘若一入学便抱定当作家的宏愿，很可能忽略广泛的知识积累，到头来两头不着边，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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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文学教育的重心，逐渐由技能训练的“辞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这并不取决于教授们的审美趣味，而是由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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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好几代学者的长期积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想象与叙述，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要把相关知识有条不紊地传授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严格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讲课，以现在的学时安排，教师只能蜻蜓点水，学生也只好以阅读教材为主。结果怎么样？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课程）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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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文学教育”（不限于中文系），其主要功能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家，那最好；没有，也无所谓。我们的目标是：酿成热爱文学的风气，培养欣赏文学的品味，提升创作文学的能力。这样来看待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包括科系设置、课程选择、系列演讲，以及社团活动等，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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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需要“文学”，“文学”可以“教育”，这都没有问题；容易引起争论的是，什么样的“文学教育”才算是成功的。好的“文学教育”，必须兼及“专业知识”与“个人趣味”，这方面，学者与作家，其实各有专擅。这让我想起任教西南联大的沈从文先生。从“边城”走出来的大作家，站在当年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上，讲小说，讲散文，教“文学习作”课等。1940年8月3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作题为《小说作者和读者》的演讲，有这么一段话：“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读者也极为难得！这因为同样都要生命有个深度，与平常动物不同一点。这个生命深度，跟通常所谓‘学问’的积累无关，与通常所谓‘事业’成就也无关。”在沈从文看来，虽然大学设有中文系、外文系，很多人专攻“文学”，但这不见得就一定有助于好作品读者的增加，也不见得就一定有助于对作品阐释的深入。这是一个文学教授的“激愤之词”，当然，他是另类，一个有着丰富生活体验与艺术感受力的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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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昂然走进大学课堂的作家，他的讲授方式，跟一般学院训练出来的教授，本来就应该不一样。汪曾祺先生说，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作家确实不多，但沈从文先生那样的教学，突然让你悟出来，不是作家能不能培养，也不是文学能不能教，而是怎样“教文学”。作家沈从文，以其独特的教学方式，把“文学教育”的问题推到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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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此成功先例，何不勉力追踪前贤？在“驻校作家”制度建立之前，我们更倾向于采用系列讲演的方式，把众多著名作家请进大学校园，与同学们展开深入的对话，以弥补目前的文学教育过分偏重“文学史”讲授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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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北大行”系列讲演，便是如此尝试。我们的物质条件暂时不太好，但我们有最大的诚意以及最好的听众。这一点，我相信足以打动那些对中国文学的未来有信心、有承担的作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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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欢迎走进北大校园的作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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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19日，于北大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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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2009年4月1日《中华读书报》，改题为《今天怎样教“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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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学术”谁来“评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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