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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族心理原型对思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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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原型之差异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即汉民族的思维重综合、善意会、轻分析，英语民族的思维重分析、善逻辑、忌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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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泾渭分明的诸如“科学、哲学、经济”等的学科思想，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生命整体和部分的互摄互融，天人合一，重混茫和会通。西方文化注重分别差异、主客分离，追求确实性，注重逻辑演绎。这具体体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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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汉民族重整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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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类的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就是原始思维。关于原始思维，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曾经做过专门研究。他指出：“原始民族的语言永远是精确地按照事物和行动呈现在眼睛里和耳朵里的那种形式来表现关于它们的观念。”原始思维是人类各民族在历史早期共同的思维方式，但是人类在逐渐摆脱蒙昧状态以后，各民族思维方式就发生了分化。在中国，我们的祖先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一方面抛弃了那种原始的思维方式，实现了一种在思维方式上由低级向高级的跨越，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去发展一种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在人类文明发展面临多岔口之时，他们选择了一种具象的形象化的思维方式，即没有完全抛弃原始思维中那种基本依靠类比的思维方式，而是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同原始思维有一定继承性但无疑又是更高级的思维方式，因而这种思维具有较强的辩证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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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具象思维（有人称之为形象思维或者艺术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于它对事物的认识基本上表现为一种形象的运动，即人们总是根据事物的相似或相近进行一种类比推理，总是在一种形象的运动与转换中完成一个由未知到已知的过程。甚至在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后，都被依靠直觉、体验和整体感悟的中国人剔除了其中的逻辑推理成分和过程，而讲究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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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英语民族重解析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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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族在摆脱原始思维以后，发展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在个体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逻辑运算建立了一个抽象的庞大的概念体系，于是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就可以凭借这个概念系统通过判断、推理实现对事物的理性认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解析。这种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时，通常是从感性开始然后上升为理性认识，即从感觉、知觉、表象上升到概念、判断、推理。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因素总是属于主导地位，而形象则处于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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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族心理原型与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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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思维是汉民族传统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与西方讲究理性的解析思维不同，它不注重抽象的分析和形式的论证，而重视主体的直观感悟。在整体思维的观照下，汉民族注重对具象的感受和体悟，习惯于以近知远，以实推虚，因此，领悟多于理喻，模糊多于明确，含蓄多于直露，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美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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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唐朝的吕岩（即吕洞宾）在其《七言绝句》中写下了“击剑夜深归甚处，披星戴月折麒麟”的佳句之后，“披星戴月”四字便不胫而走，渐成汉语的一个成语，用来表达“披星光，顶月亮”的意境，用来形容早出晚归，昼夜赶路及辛劳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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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思维不仅关注事物是什么（What），更热衷事物之怎样（How）和为什么（Why），注重目的，更重视过程，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里的“所以然”指的是事物演变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演变的原因和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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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人们孤立地静止地考察事物的时候，往往容易看到事物的确定形态，获得对事物精确的认识。但是，相互联系地发展地动态地考察事物，事物的性质和状态就不那么确定了，便出现了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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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决不会接受“披星戴月”这样注重对具象的感受和体悟的表达，不欣赏汉语这种以近知远、以实推虚的审美习惯。英语执意要挑起朦胧面纱，要探究其所以然，因此，英译“披星戴月”就必然不是“以实推虚”，而是“去虚还实”，如译：travel or toil night an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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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总是与审美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是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体系的美学，它们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外倾的西方人总把心力倾注在外物上，因而追求一种对客体的真实描绘，而内倾的中国人总是注意自我与外物的交融，因而偏重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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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西方偏于再现、摹仿、理智的美学双峰对峙的我国古典美学，偏于表现、表情。它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写意。写意是我国传统艺术的一个重要表现法则，它要求艺术家抓住并突出客体与主体相契合的某些特征，以表现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评价及审美理想，抒写艺术家的主观感情、意兴，而不是写实地再现客观对象，因此，中国许多艺术的表现都讲求“气韵第一，用笔第二”，不追求表面的形似，不看重细节的真实，而看重神似。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十分自觉地把内心世界、主观精神倾注到审美对象中去，因而艺术作品所描绘的客观景物，总是饱含着作者的情思和对生活的评价。读者或观者在欣赏过程中，也必须发挥理性的想象作用，才能领悟作品的真谛，获得美的感受。重传神而不求形似，以神驭形的美学原则，使中国的艺术空灵而意远，优美而隽永，常常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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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统艺术历来主张“摹仿自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摹仿”，而摹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人通过摹仿来学习，并“从摹仿的作品中取得愉快之感”。西方艺术强调形貌的酷似与逼肖，尤其注重外在形貌的忠实写真。这也使西方的语言恪守客观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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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思维和审美差异对英汉语模糊性的总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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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阐释学理论大师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认为，语言与文化具有一种镜像关系，即语言如同镜子一样，总是反映出一种文化的各种特点，其中包括一个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史上的各种追求与追求的结果，而最重要的就是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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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思维方式对语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传统思维方式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形成，一旦形成并被普遍接受之后，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定势，从而影响人们观察事物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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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而中国的贤哲却没有走上这两步。”〔50〕西方人重视语言分析（包括语法、语义、语用分析），都与思维方式的逻辑性密切相关。为解决模糊性问题而创立的其他逻辑，如多值逻辑和超真值主义逻辑，从根本上说替代不了传统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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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总体上看，西方许多学者持“言能尽意”的观点。17世纪，笛卡尔便以“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为命题奠定了二元论哲学的基础。二元论哲学承袭了柏拉图心物平行的认知。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等等。西方人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独立学科，而中国对语言生成和应用规范的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19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因此，“汉语的精神，从本质上说，不是西方语言那种执着于知性、理性的精神，而是充满感受和体验的精神”〔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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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欧语系的语言因为具有一种外向的进取精神，因此它舍弃了在简洁、精致或者美感方面的追求，宁愿背上繁琐与刻板的重负，尽力追求严密、精确与逻辑性，在漫长的进化中使这个追求发展到极致。而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因为缺少积极的外向开拓精神，而主要具有一种“主体的自我中心性”，因此在长期的发展中，它没有把精力用于建构严密的概念体系，没有发展一套规范的结构形式用来约束汉语，致使汉语的模糊性特征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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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中西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之一在于汉民族的整体性思维倾向与西方民族的个体性思维倾向的对立。从总体上看，中国人擅形象思维，而西方人则擅长逻辑思维。一般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可以说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逻辑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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