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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中国文学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点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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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奖已经走过100余年的历程。在这100余年里，它成为人类科学、文学和社会活动事业中最受人们重视的奖励，在中国亦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诺贝尔文学奖就成了中国人心中的追求和隐痛。作家们将其视为事业发展的顶峰，普通人虽不明白其中堂奥，但诺贝尔奖名气之大，足以让他们震撼和艳羡不已。这也难怪，闭关锁国30载，一旦敞开了国门，便想到国际上一争长短，而进军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上一个绝好的目标，一个展示民族自豪感的绝佳机会。每年的十月前后，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颁给中国作家？即使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也常常挂在中国作家的眼前。然而，著名华裔学者，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朱棣文教授直言，中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了。客观地说，目前中国最有可能在诺贝尔奖方面取得突破的是在文学领域。然而，现在看来，中国与诺贝尔文学奖也有渐行渐远的趋势。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成为近年来文学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的热门话题。毕竟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一百余年来，中国作家还没“染指”，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让人感到有些难以接受。尤其是2000年华裔作家高行健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让中国文学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各种偏激甚至过激的议论不断出现。有人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文学；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根本就还不够资格得这个世界大奖。大陆的诗人北岛就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还得十年、二十年之后才可能成熟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地步。其实，如果重新审视一下问题本身，可能更有助于对问题的回答。国际传媒及舆论普遍认为，有三分之二获奖作品的获奖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应该从文化差异、语言障碍、文学生态环境、理想主义倾向、政治侵扰和欧洲中心等各个层面探讨中国作家为何无缘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不是衡量一个民族或个人文学水准的唯一标尺，虽然它存在局限性和不公平性，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经变成了中国文学考评自己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参照。无论我们采取何种态度，这个设在遥远瑞典的奖项与中国文学产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事实。在人们的讨论中，或多或少忽略了语言的美学特质，而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优势（Each language has its genius.——尤金·奈达语）。限于篇幅，本书仅拟从汉语模糊美感在英译时的磨蚀来看待中国文学的诺贝尔奖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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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将文学作品作为考察对象的，其衡量优劣的标准也应是审美标准。一个世纪以来它遵循了一些核心的审美评奖标准。第一，描绘一个民族的风貌、时代变迁和心灵历程，即展现民族的风俗史、斗争史和心灵史。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几乎都对本民族有着深厚的挚爱，虽然他们也鞭挞假恶丑，但深藏着的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第二，以强劲的实力代表一个国家一段文学时期，引领一种文学潮流。第三，表现人类的共同情感，对真理与爱的探寻，并剖析人性中的优劣之处。第四，凭借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横溢的艺术才华，用有限的文学空间表现无限的人类生活。但是，正如世上万事万物都非孤立的、静止的一样，诺贝尔文学奖的审评也是绝非单一的标准在起决定作用，总会牵涉到各种各样的非文学因素，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推政治标准；甚至评委委员毕林也说，政治因素“虽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也不可低估”。如布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高行健的获奖足以说明这类问题的存在。因此人们有理由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在政治因素之外，语言是最大的障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经直率地说：“一个中国的或者日本的、印度的作家，完全要靠翻译。他（她）主要的作品一定要翻成外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什么的。要不然他在国外没有读者。不仅要翻，而且要翻得很好。翻得好他就可以出名了；翻得不好，读者就会以为，啊！这本小说简直不行。因为译文不好，他们就认为原文同样不好。所以，一定要大量地翻译他们的作品，而且要找好的翻译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一个英国写小说的，或者用法文、德文、俄文写成的作品，就比较容易了。……这个是事实，没有办法。”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一种语言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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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汉学家，马悦然多次提到中国文学在角逐诺贝尔奖时面对的语言问题。在与著名作家龙应台的谈话中他说：“语言，是最难克服的问题……十八位评审当然也了解语言的重要。除了母语瑞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种文字。其次，有的人懂东欧语言，有的人通西班牙、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这样的分布仍旧不能解决语言的障碍。……我们能够倚赖的，只有翻译。在已有译本的情况下，译本的好与坏影响很大。在上海开会时我曾经说过：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的中国作品简直是谋杀中国文学，坏得令人反胃。”翻译，究竟能不能够代表原作？这是个问题，尤其在诗的领域里。弃原作而就翻译，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在这个妥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使语言隔阂不成问题，文学品味又必然构成另一个难题。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一个习惯于欧美文学表现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度、波斯或中国那样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他学会了“接受”之后，又能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优劣”？马悦然甚至这样“贬”诺贝尔文学奖：“它就是十八个瑞典人给的一个文学奖，仅此而已。它不是一个世界文学奖！”〔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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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对话的媒介。没有对话的媒介，对话就没有基础和可能性。据一项资料统计，到目前为止获诺贝尔文学奖最多的语种即为英语，此外，法语、德语、俄语、希伯莱语、阿拉伯语等，亦纷纷登堂入室。1994年日本现代作家大江健三郎成为继泰戈尔和川端康成之后的亚洲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的获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借力于日本政府和民间的扶助，而泰戈尔的获奖，则是英语这一媒介在西方，特别是在北欧影响等环节上，为这位大师的崛起，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瑞典文学院常务副秘书长宇冷斯腾也承认，瑞典文学院偏袒使用“通常”文字的作家作品，忽略使用“非通常”文字写作的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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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中国缺少一流的作家，而是中国缺少能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通常”文字写作，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阅读和研究他们作品的一流文学家。在瑞典的18名院士中，只有一人可以直接阅读中文作品，而且还得益于他娶了一位中国四川籍的太太，其他人都要借助翻译。我们有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条件和实力吗？中国人坚信有！鲁迅、林语堂、闻一多、老舍、沈从文、丁玲、巴金，还有北岛、姚雪垠、钱钟书和王蒙等都曾被诺贝尔委员会提名，可见，中国不乏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更值得一提的是，若老舍先生健在，196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极有可能不是授予川端康成而是授予老舍。有意思的是，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访问中国时，这样向人们说起他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情景：当他将这一个喜讯告诉母亲时，母亲只是淡淡地说道：“你获得这个奖没什么了不起，在亚洲，有罗·泰戈尔，还有鲁迅，你要比他们低得多。”事实上，在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历史中，一些真正的大师被忽略了：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因此，慨叹“我本苍白”，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作全盘否定显然是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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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世纪作家，可以说，林语堂是中国曾经距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文人。林语堂杰出的文学成就，在海峡两岸乃至世界文化舞台久负盛名，他曾四度（1944，1972，1973，1975）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之一，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获奖。应该说，隆重推出《吾国与吾民》及创作出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的林语堂是很有可能在赛珍珠获奖（1938）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因为其作品的主题符合那时诺贝尔奖的评审标准，再者其作品数量和质量都堪为上乘，而且他是由赛珍珠提名的，而历届获奖者，尤其是上一届获奖者的提名，向来被认为是分量最重的。当时正值日本加强对中国的侵略，赛珍珠对中国的描写符合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欲望。她的作品不仅因本身的质量也因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受到极大的欢迎。但对西方读者而言，最好的认识方式，不再是西方作家（如赛珍珠）浮光掠影式的介绍，而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向他们讲述一个真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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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张艺谋的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屡有斩获，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了西方观众的某种心理，即一方面展现民族的淳朴善良，更主要的是描述其愚顽落后或称劣根性。在这点上，林语堂与张艺谋颇有几份相似，如有人将林语堂的作品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书名译作“卖 country and 卖 people”。既然迎合了西方读者的心理，产生了轰动效应，而却未能获奖，那么只能从语言本身去寻找原因了。也许西方读者只想了解言内意义，并无心也无力去感受汉语所蕴涵的美学要素和价值，这正如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在论及《京华烟云》时所言：这部小说虽然是用英文写成，却有许多奥妙处，非中国人看不出来。西洋人看书比较粗心，也许不会体悟出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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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作家方面，可以说，沈从文是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1999年，《亚洲周刊》发动全世界华人学者和作家评选20世纪100部最优秀的中文小说，沈从文的《边城》（The Border Town）作为单独的一部作品名列第一。刘洪涛经多年的研究，2002年在《文学评论》第一期推出了他的力作《〈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这是他献给沈从文百年诞辰的一份厚礼。文章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其文化隐喻被提升到民族、国家形象的层面上，除艺术品质的精湛外，高度的概括性和相当的容量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能当如此评价的作品十分罕见，而鲁迅的《阿Q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文化隐喻又完全相反的两部。”其实，朱光潜先生在《沈从文的人格和风格》中早就对《边城》做出了评价：“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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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说，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的作品，但不敢译，因为“美丽的文字是不能轻易译的”。1987年马悦然成为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后，将沈从文的若干作品翻译成瑞典文，尽管他十分热心，可他对沈从文认识的深度是有限的。他写的《沈从文——独立的人格和骨气》在对沈从文作品的评价方面，像夏志清等海外学者一样，强调他与西方作家（如莫泊桑、福克纳等）的相似性；采用“一种有意识和精心筹划的讲述风格”；证实了“文学的乡土主义可以与文学的现代主义相结合”。这些意见无论如何加以引申和发挥，也说不上有什么高明之处。相反，他说沈从文有“客观性描写”，“描写暴力美”。这确实有以偏概全之嫌。而对于沈从文运用最为娴熟、最为成功的“留白”手法（或曰模糊处理）则未做重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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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边城》中巧妙地运用了“留白”笔法，从而使小说产生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给人以回味无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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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城》内容上最显著的一块空白是翠翠父母这一代的缺失。翠翠是私养女儿，与祖父相依为命，没有享受过父母膝下的天伦之乐。对她的双亲全篇只是在老船夫或其他人断断续续的回忆和感伤中给人以只言片语。但即使是这很少的叙述也足以让我们判断出这曾经是怎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青春对歌、隐秘欢乐、决绝而死……。但所有文字都简省而平淡，诸如老船夫给翠翠讲述往事到末尾的一句：“后来的事当然长得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种歌唱出了你。”几乎不带有什么色彩，读者都要疑惑为何作者会放过这充满浪漫传奇、必定好看的一段故事。但这是和沈从文的一贯主张息息相关，他认为“应当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深究之，这种文字上回避实际还蕴涵着作者乃至湘西人对任情任性之生命体验的认同：活得胆大包天，死得不顾惜一切。〔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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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缺失是翻译无法补足的，更主要的是西方读者难以理解其中的深意。就文字表达来说，也有让西方读者难以完全领悟的地方。翠翠是《边城》中着墨最多的人物，她那种朦胧而若即若离的相思正是作家驰骋妙笔的天地。沈从文从她的心理入手，把这个小女孩情窦初开的一页慢慢揭开，其中那难以名状的、羞于出口的、欲言又止的，都被处理为情思纷乱的空白。翠翠以为自己所爱的人也应该像自己思念对方一样思念自己，全然忘了两人其实尚未明确“对话”。深处爱的幸福中，却感到了爱的无助、孤立和悲哀，甚至无端要哭。如《边城》中在刻画翠翠那种朦胧而若即若离的相思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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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翠一天比一天大了，无意中提到什么时会红脸了。时间在成长她，似乎正催促她，使她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负点儿责。她欢喜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欢喜说到关于新嫁娘的故事，欢喜把野花戴到头上去，还欢喜听人唱歌。茶峒人的歌声，缠绵处她已领略得出。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天空一起云一颗星凝眸。祖父若问：“翠翠，想什么？”她便带着点儿害羞情绪，轻轻的说：“在看水鸭子打架！”照当地习惯意思就是“翠翠不想什么”。但在心里却同时又自问：“翠翠，你真在想什么？”同时自己也在心里答着：“我想的很远，很多。可是我不知想些什么。”她的确在想，又的确连自己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这女孩子身体既发育得很完全，在本身上因年龄自然而来的一件“奇事”，到月就来，也使她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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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 is no longer a child. The slightest thoughtless remark sets her blushing. Time is ripening her, filling her heart with a new hunger. She loves to see young brides, painted and powdered, to repeat stories about them, to wear wild flowers in her hair, to listen to songs—already she thrills to the plaintive Chatong serenades. Sometimes, as if disinclined for company, she sits all alone on a rock staring raptly at a cloud or star in the sky. If her grandfather asks what she is thinking about, she looks bashful and retorts: “I was watching a duck-fight”—in other words, “Nothing in particular.” But at the same time if she questions herself, the answer is: “My thoughts were far, far away. But I don’t know just what I was thinking about.” She dreams, but cannot put her dreams into words. She is blooming like a flower and has reached the age when each month something wonderful and mysterious happens to her, making her pensive and dre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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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乃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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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内心世界显然不宜用直白的笔触来表现，于是沈从文采用了留白和闪避。“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婚姻大事，“因年龄自然而来的一件奇事”用现代的话来说无非就是生理周期，而“在看水鸭子打架！”这种闪避而自然的回答则把翠翠那种难以名状的、羞于启口的情思细腻地勾勒了出来，中国读者能够自然地理解并接受其中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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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这种“犹抱琵琶”的描写得到偏于内倾的国人的喜好，但外露、外向、激进、张扬、夸张、剧烈和迷狂、属外倾性的西方人并不一定欣赏。“茶峒人的歌声，缠绵处她已领略得出”被译为already she thrills to the plaintive Chatong serenades，“缠绵”两字蕴涵的模糊美感岂是plaintive能够承载！正如《红楼梦》中的佳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蕴涵的哲理和美感绝非译文A grasp of mundane affairs is genuine knowledge,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worldly wisdom is true learning能够再现一样。这里我们得再采用林如斯的说法：“许多奥妙处，非中国人看不出来。西洋人看书比较粗心，也许不会体悟出来。”这对以模糊美感见长的汉语文学作品来说真是太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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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翻译过程中模糊美感的磨蚀是否能够加以挽回？译界的著名“补偿原则”能否应用于此？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遗憾的是，由于英汉语语言美学生成机制的根本差异，挽回不易，补偿困难。虽说模糊美感是语言的共性，英语汉语皆共享此美。但是，根本差异的存在，甚至令英语和汉语的模糊美感的价值功能和审美效应均存在强烈反差。这些差异给翻译工作带来挑战，也酿成众多翻译遗憾。汉英翻译的最大遗憾莫过于眼睁睁地看着汉语模糊美感的磨蚀而束手无策。不谙此英汉之别者往往怨译者“译艺不精”。现在看来，将责任完全推给译者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就语言表达而言，汉语因模糊生成的诸多美学效果确实难以原汁原味地复制到把数理关系誉为语言形式美的英语中去，即使偶尔灵感所致，出现巧合的情况，但这绝不是主流的情形。撇开文学生态环境、理想主义倾向、政治侵扰和欧洲中心等各个层面不谈，我们认为英汉语语言美学生成机制的差异是横亘在中国文学通往诺贝尔奖前的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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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人认为，解决问题要靠翻译家，要靠研究院本身的努力，要靠院士、译者、文学、研究者的密切合作。他们认为，即使有语言和文字障碍上的困难，也不能交给非西语国家和非北欧国家的文学专家们做，瑞典人不愿意把自身的大权交给“局外的文学专家”们，而让自己充当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此乃人之常情。因而注重英汉语语言美学与翻译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中国文学通往诺贝尔文学奖殿堂的必由之路。它需要我们充分挖掘英语之美，以英语的优势来补偿汉语模糊语言美学效果在翻译转换过程中的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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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实质意义的“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八个学有素养的瑞典人在他们的有限能力之内所能决定的一个文学奖。世界上大部分的优秀作家没有得这个奖——或因为僧多粥少，或因为这十八个人视野不及。而得到这个奖的作家之中，有些会受到历史的长久肯定，许多也受到历史的无情淘汰。把这个奖当作一个世界文学奖项，而对它的评审委员做种种求全的要求，对这十八个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对这个奖项的严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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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梦圆何时的问题上，我们不得妄自菲薄，也不要怨天尤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融，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不断增强，诺贝尔文学奖迟早会莅临中国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国度，而且我们由衷希望这个时间不需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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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 第七章 多视角理论观照下的模糊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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