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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与文化 小结 一句方言酿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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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3日，程千帆先生读了黄裳先生散文集《春夜随笔》后，对其中以“九鼎铭文”作者为内容的《鲁迅与顾颉刚》黄裳：《春夜随笔》，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一文颇感兴趣，便寄了封信给黄裳先生，详述当日自己在四川的所见所闻程千帆著，陶芸编：《闲堂书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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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弟在成都，颇多传闻。未见顾谱（方将求而读之），不知载其文否。据云，其时老辈能为传统堂皇赋颂之文者，尚不乏人，然闻以寿蒋，则皆敛手，故委之顾。顾本不长于文术，不能为扬、马之文，勉成韵语，其卒章云：“我士我工，载歌载舞，献之九鼎，保于万古。”朱之政敌某见之，谮于蒋曰：此四句取首一字横读之，乃“我在献宝”也。川语献宝乃出丑之意，蒋见之果然，乃大怒，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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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里，程千帆先生对“九鼎铭文”传闻作了说明，从而解开了民国四川史上的一段公案——或者说是一场闹剧更准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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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闹剧还得从1943年年初说起：为了构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1943年1月11日，英、美两国分别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英新约》和《中美新约》。新约废除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已行之百年的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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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约的签订是世界大势所然，但对中华民国来说，却也是莫大的外交胜利。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里掀起了一股“献九鼎”的热潮。以朱家骅为首的政府要员准备于1944年1月，两个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举行“献九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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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九鼎铭文”的差事，落到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身上。顾颉刚先生所拟的铭文为《顾颉刚日记》1943年1月28日记载：“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订新约废除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抗战以来第一件可喜的事，我们精神都为之一振。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訏曾作文言文，我交给他做了。”：于维总裁，允文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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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仁善邻，罔或予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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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士我工，载欣载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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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兹九鼎，宝于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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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文写成后，尽管受到了陈寅恪等人的非议，却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紧张的筹备后，仪式如期举行。活动由朱家骅、何应钦等人主持，蒋介石等国民政府要员出席观看。在仪式进行之中，蒋介石忽然大发雷霆，大骂朱家骅等人，说这是给他蒋某人难堪，是给党国抹黑。这让朱家骅等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得匆匆终止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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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这场盛事不欢而散，问题出在一个四川方言词汇上——有人在仪式进行中向蒋介石告了一状：这九鼎铭文不妥，把后四句第一字合起来，是“我载献宝”。“我在（载）献宝”是一句四川骂人话，这是自家说自家出丑丢脸呢。这要让重庆父老晓得了，那岂不笑掉大牙。——蒋介石一听，能不愤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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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盛大隆重、庄严肃穆的国家盛典，就这样被一句四川话搅黄了，成了一场大笑话。朱家骅等当事人自然拊膺扼腕，痛惜不已。如果早知有此，只须稍改一字两字，弄个锦上添花，皆大欢喜，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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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文学艺术来看，顾颉刚先生所撰的铭文无论内容形式原本是极好的。内容上，铭文歌颂了蒋介石文治武功堪比尧舜，符合当事者的需求；形式上，铭文读起来朗朗上口，颇有商周古韵。而坏就坏在这个“宝”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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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人傻，在四川方言里，一个字记之曰“宝”，两个字记之曰“宝器（气）”，三个字记之曰“宝筛筛”，四个字记之曰“宝里宝器”。而“献宝”正是这“宝”字号下的词语，作为动词，它常用来形容人因愚蠢而做事出了丑、丢了脸，其名词形式为“献世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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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如果觉得本书无聊，那权当笔者在“献宝”；如果觉得本书有趣，那也当笔者在“献宝”——向大家献上四川方言这一语言瑰宝——四川方言恰如造物者之无尽藏，一入其中，便时见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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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与文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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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故乡位于蜀之西陲，此处地僻村荒，民风甚恶，但古音尚存。祖父说，此地旧属临邛，西汉末年临邛出了一位方言学家林闾翁孺。他将方言梗概之法传授给了扬雄——中国第一部方言学专著的作者。故清人有《林闾颂》称：“翁孺之学，能通方言。子云从游，问俗輶轩。”可以说，四川是方言研究的发源地，是四川人让方言成为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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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四川方言里又沉淀了当地大量古往今来的文化信息。比如妻子把螳螂叫“三儿”，这与四川乡间把螳螂叫“青猴”“猴狲”“草猴子”“香猴子”民国《四川宣汉县志》载“草猴子，古称螳螂”；民国《南溪县志》载“香猴子，螳螂也”；民国《绵阳县志》载“螳螂曰青猴”；又光绪《方言记》载“螳螂曰猴狲”。的称谓有关——民间俗称猴为“山儿”，音讹为“三儿”。陈士元《俚言解》：“释氏《传灯录》呼狝猴为‘山儿’，俗呼‘三儿’，音讹也。”至于川人为何把螳螂叫“猴”，这可追溯到两千年前扬雄的《方言》。《方言》记载：“螳蜋谓之髦”，“髦”有两个读音，一读为毛，一读为谋。第二个读音见于《毛诗正义》“髦，音莫侯反”，这与“猴”（匣侯反）字同韵，故而川人音讹，误把“髦”作为了“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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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通行成都的“老湖广话”为主，以川西一带的“南路话”为辅；以当下尚在流行的方言语音词汇为主，以曾经通行的方言语音词汇为辅。在轻重有致、时间连贯的原则下，将四川方言所蕴含的文化一一剥现于读者眼前，以四川特有的表达方式——“摆龙门阵”的姿态闲闲道来。本书最大的特点：一是以翔实的考证确保内容的真实可信，二是以通俗的行文确保内容的鲜活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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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学者已从诸多角度对四川方言进行了探讨，但绰号、对联、网络语、民间故事与方言及文化的关系等内容，从笔者搜集的资料来看是没有人论及的，并且本书使用的资料，有的方言研究者还未使用过，如民国成都流行的《七行杂字》、《时谚声律启蒙》和《Chinese lessons—for First Year Students in West China》；有的则是被方言研究者忽视的，如四川各区市县编辑的《文史资料》和《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分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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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研究并非笔者的本业，承蒙川大张一舟教授信任，推荐写作本书，笔者率尔操觚，真是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幸得诸位方言学界前辈的关怀和帮助：川师大周及徐教授对本书提出诸多宝贵意见并赐序。川大梁德曼教授以八十四岁高龄，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通读完全稿，并逐字逐段进行改订。清人诗云“世上用心谁最苦？老年人改少年诗”，这份奖掖后进的良苦用心，笔者唯有藏之于心。导师李凯教授和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民间文化艺术保护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对本书的写作也给予了巨大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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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志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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