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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肢体动作，实践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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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不懂我们的语言，你就不理解我们的思维，倘若没有嗓音时，请你用原始的肢体动作对我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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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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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肢体动作，他停留在生物类别界限的内部，即停留在现象世界的内部，而通过声音，他把现象世界化解为它的第一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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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任何肢体动作都有一种声音与之相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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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象征性模拟与声音的最密切和最常见的联姻构成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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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1870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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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语词文化之外，还存在着肢体文化。世界上，除了我们的西方语言之外，还有其他许多语言；我们的语言选择了剥离思想和使思想干枯化的道路，在我们的语言里，各种思想是以没有活力的形态呈现给我们的，不像在东方语言里那样，顺便带动了整整一个自然类似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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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托：《关于语言的信札》，1（193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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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一、从符号到指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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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选择如此狭小的思考，并非仅仅为了指出，“反规范”思想一直对肢体动作感兴趣，经过19—20世纪的认识论决裂之后，当它通过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和某些诗性文本（洛特雷阿蒙、马拉美、鲁塞尔/Roussel），试图逃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体”、言语、交际）的藩篱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兴趣。而是更多地为了突出某种（它们的）矛盾，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突出现在语言学创新所面对的这种（它们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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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我们的文化从它的构成物——语词、观念、话语——中被捕捉时，它也尝试超越这些基石以期采纳某种位于它自身体系以外的其他视点。在关涉符号体系的这场现代思想运动中，两种倾向似乎浮出水面。一方面，作为把声音视为思想之合谋者并进而视为智识化重大手段的希腊思想原则的组成部分，文学、哲学和科学（包括在它们最少柏拉图色彩的表现中，一如埃斯库罗斯和尼采语录所证明的那样）选择了有声言语的优越地位，把它视为表达某种“现象世界”、某种“意志”或某种思想（意义）的某种声音工具。在这样切割的意指场和交际场中，符号实践的概念被排除，并通过这种排除，任何肢体性被展示为机械性的、相对于声音是多余的，而声音是话语的演示和分身，因而肢体性更多的是视觉而非行动，是“辅助性的再现”（尼采）而非程序。马克思的思想摆脱了把任何实践性（肢体性）压缩为某种再现（视觉、听觉）的西方预设：它研究作为生产力（劳动+产品交换）的体现为交际（交易体系）的某种程序。而这种情况是通过把资本主义体系当作一台“机器”来分析的，对机器的分析又是通过机器人概念即某种并非戏剧场景，而是没有作者（主体）、没有观众（信息接收者）也没有演员的自动调节场景进行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施动者”又自我毁灭这种角色，既是他的场景，又是他自己的肢体动作[1]。这样，在西方思想通过自我质疑而自我肯定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就发现了走出意指（主体的、再现的、言语的、意义的）而带之以“他者”的某种尝试：作为动作的生产，因而是无目的的，因为它毁灭“语音中心主义”（“verbalisme”，我们用这个术语表示意义的固定化和/或我们文明的文化的封闭结构）。然而，符号学还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中吸取重新融化它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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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种触及有声语言之符号学实践以外的其他符号学实践的倾向越来越清晰地得到肯定，这种倾向与对不可能压缩为我们的文化图式的欧洲外文明的兴趣并行[2]，与对动物的符号学实践（“最经常的是类似的实践”，而在人的语言中，部分交际已经实行了数字编码[3]）或者非语音的符号学实践（书写文字、书法、行为表现、标签）的兴趣并行。若干专注于肢体动作不同风貌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并尝试把肢体动作不可压缩为有声语言的性质格式化。肢体动作研究的大专家皮埃尔·奥莱龙（Pierre Oléron）在证明语法类型、句法类型和逻辑类型不能应用于肢体动作因为后者是以其他分类来运行的之后，这样写道[4]：“模拟语言不仅是语言，它还是行动和对行动的参与，甚至是对事物的参与。”最新近的研究在承认语言模式对初始切入这些实践的必要性的同时，尝试从语言学的基础图式中解放出来，在新的文本汇集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模式，然后扩展语言程序本身的能量（即修订语言的概念本身，不再把后者理解为交际，而是理解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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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之见，正是在这一点上，对肢体动作的某种研究的效益体现出来。对于建立某种一般符号学所具有的头等重要的哲学效益和方法论效益，因为这样一种研究可以在两个基本点上超越基于当今语言学强加给符号学之有声言语汇编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藩篱，而人们也经常指责结构主义不可避免的缺陷中就有以有声言语汇编为基础的缺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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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肢体动作比言语（语音）或图像（视觉形象）更容易作为先于产品的某种支出意义上、生产力意义上的某种活动而被研究，即先于作为在交际流水线上的意指现象的再现的某种活动而被研究；因而有可能不把肢体动作作为“行动的某种动机、但丝毫不触及动作性质”（尼采语）的某种再现来研究，而是作为先于被再现信息和可再现信息的某种活动来研究。显然，肢体动作在一团体的范围内传达某种信息，且仅在这个意义上才是“语言”的意思；然而超越这个已经在那儿的信息，它还是信息的建立过程（并且让人们这样设想），是在交际中先于符号（意义）建构的这种工作。从这里开始，亦即由于肢体动作的这种实践特征，某种肢体动作的符号学成立的理由应该是穿越编码—信息—交际结构并引向某种思想方式的可能性，而人们很难预测这种思想方式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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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我们的语音文明的场域中，肢体动作被压缩到某种极端可怜的形态，但是它在希腊—犹太—基督教的圈子之外的文化中却得以绽放[6]。借助于在这些文明中出现的模式进行的这种肢体动作的研究，反而可以给予我们思考我们自身文化的种种新方法。由此就产生了人类学家、文化史家、哲学家、作家与“这类话语”的符号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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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视野里，我们在这里论述作为实践的肢体动作词义在有关符号体系的思考中引入的两种颠覆：（1）肢体动作的基础功能（我们没有使用基础“单位”这个词）的定义；（2）实践—生产力/交际—意指的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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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人类学里借用了一些例子，并非用来作为坚定信念的佐证，而是作为思维的方式。涉及所谓“原始”部落之符号体系的人类学研究，据我们的了解，永远从常见的（柏拉图式的）哲学原则出发，认定这些符号实践是对先于它们的意指表现的某种理念或某种观念的表达。以同一原则为模式的现代语言学（我们想到了语言符号被划分为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对立）迅速从信息论的线路上回收了这样一种观念。于是，我们觉得，对于人类学家所引述的资料（关于符号体系运转的种种“原始”解释）的另一种解读似乎是可能的。这里，我们仅限于给出若干例子。例如：“事物存在之前首先被默默地指示和命名，并被按照它们的名称和符号而称呼。”（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强调）“当（事物）按照力量定位和指示后，另一成分离开‘格拉’（glã）贴在它们上面以辨认它们：这是人的脚印（或者‘脚粒’），那是人的意识的象征。”[7]或者：“按照刀贡人的话语理论，说一个人或一个物的具体名称这一事实相对于象征性地把他展示出来……”（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强调）[8]同一作者提及在刀贡人那里发卡作为“阿麻创世之见证”的象征主义时，突出了“物体形式与一个伸张手指的结合”，并把它阐释为“用来指示某物的伸张的食指”，由此有了“阿麻的手指一指就创造了世界”[9]这个说法（强调为我们所加）。另外，某些关于非语音的书写符号体系的研究都不失时机地强调两种符号化原则的互补性：一方面是再现；另一方面是指示。例如我们知道Lieou-chou（公元前403—247）文体的六大原则：（1）物体的图示；（2）动态的指示；（3）思想的配合；（4）音画组合；（5）意义的偏移；（6）借代；与中国文字有“文”（象形字）和“字”（偏正）的区分一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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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思考都设定了符号体系相对于“被分割之真实”的共时性前在性，令人惊异的是，与人种学家的解释相反，这种前在性不是相对于某种声音（所指—能指）的一种概念的前在性，而是相对于意识、思想的某种展示、指示、动作指示的前在性。在符号（这种前在性是空间的而非时间的）和任何意指问题（以及表意结构）之前[11]，人们能够想到某种指示实践，某种肢体动作，它不是为了表意，而是为了把“主体”、“客体”和实践囊括在同一空间里（没有义与词、所指与能指的二元对立），我们不妨说囊括在同一符号文本中。这种程序把“主体”、“客体”和实践概念变成不可能成为独立实体的概念，然而把它们包容在某种指陈类型而非表意类型的某种空洞关系中（肢体动作＝展示），它仅在某种“之后”——在它之后的（有声）语词及其结构中——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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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现代语言学作为科学是从语音学和语义学开始构成的；也许现代到了从这些语音学和语义学模式出发亦即从结构出发尝试接触非它、不能压缩为它或者完全与它失之交臂的东西。显然，语音—语义结构的这种他者的路径只有通过这种结构本身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赋予一般符号文本的这种基础功能——指示的、关系的、空洞的功能——以“指代”的名称，同时提示该术语在结构性句法中的意指[12]和它的词源。指代功能，亦即关系功能，是违反有声言语结构的，我们有必要通过后者来研究它，这种指代功能内含着某种开放，某种延伸（“后”于它的符号体系的开放和延伸，然而通过这种体系，它必然事后得到了思考），人种学家的资料只能确认这种开放和延伸（在刀贡人看来，阿麻手指造世意味着“开放”、“延伸”、“某种成果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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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般符号文本的指代功能（今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术语作为“肢体动作”的近义词来使用）构成某种程序发生的背景（或中继点？）[13]：作为静止的和再现性质的意指只能从话语和书写文字两点上捕捉到。在声音和书写之前与之后，都有指代存在：肢体动作指示、建立种种关系并取消实体单位。人们证明了象形文字与肢体动作的关系[14]。刀贡人的符号体系归根结底更像一种书写的符号体系，而非有声的言语体系，它也建立在指示的基础上：对于他们而言，学习说话就是学习通过划痕来指示。在这个民族的符号学里，指示在何种程度上发挥着首要作用被下述事实所证明，即每句“话”上都增加了某种指示它但不代表它的其他东西。这种指代或者是某种书写支撑，或者是某种自然的或人为制作的物质，或者是某种肢体动作，后者指示着符号体系建立的四个阶段（一如“遵守规则的人们的话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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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肢体动作视为指代实践之举关闭了借助于符号模式（即借助于语法类型、句法类型和逻辑类型）研究肢体动作的做法，并向我们喻示了通过函数范畴的数学类型来触及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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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指代的这些看法重温了胡塞尔（Husserl）关于符号性质的思考。事实上，当胡塞尔把符号术语定义为双重意义时，他区分了那些表示意味的表达符号与不表达任何东西即去除了“意味”功能的标志（Anzeichen，指示）符号。后来德里达（Derrida）所分析的这种区分（cf.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似乎在胡塞尔的体系中标志着某种开放（这种开放很快就被重新关上了），在那里，作为“意味”的表意一词不再通行：它成了指示的边缘。论证在判断行为——对于思考者而言，拥有指示性能的事物的形态在判断行为中构成——与被指示形态之间建立了某种象形的统一性，后者不应该被设想为建立在判断行为基础上的“结构性品质”（Gestaltqualität），指示的本质正驻足于它（Recherches logiques，t. II，p.31）。除了这种非结构性之外，胡塞尔还强调了标志的不明显性。但是，他仍然把指示关系确定为某种论证关系，其客体性关联词是“因为”，它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对因果关系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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