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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人文”科学领域，使用科学方法进行操作的有效性总是受到质疑，引人注目的是，此种质疑首次产生于研究对象的结构内部，而该种结构的逻辑恰恰不同于科学逻辑。这里涉及的是语言逻辑（尤其是诗性语言的逻辑）；这种逻辑的彰显来自于“书写文字”（l’écriture）——我指的是那种能够让诗性意义变得可感可触的“动态书写”（gramme dynamique）。于是，文学符号学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沉默与放弃，要么继续努力，建构起一种与此种非科学逻辑同构的模式，亦即与诗义的建构同构的模式，而诗义的建构正处于当今符号学关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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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形式主义被当代结构分析尊为思想源头，当文学和科学之外的种种理由中止了俄罗斯形式主义的研究时，它面临着相同的选择。然而研究得以继续，并在最近得以问世的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e）的分析中获得呈现。它们代表了这个学派最卓著的成果及其最强有力的超越。巴赫金远离语言学家们的专业技术规范，他写作文思泉涌，甚至带有预言性。他触及当今叙事结构研究所面对的种种根本性问题，而这使得他在大约四十年前所构拟的文本阅读具有了当下意义。巴赫金既是作家，也是学者，他率先推翻了文本的静态切割，用某种动态的模式取而代之，在那里，文学结构不是不变的存在，而是相对于另一结构而建构的。结构主义的这种动态化只有从下述观念出发才是可能的，按照这种观念，“文学语词”不是一个“点”（一种固定的意义），而是多重文本的“平面交叉”，是多重写作的对话。书写者包括作者、读者（或角色）以及当下或过去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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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将词语的地位（statut du mot）界说为最小的结构单位，并把文本置入历史和社会当中；历史和社会本身也被视为作家所阅读的文本，作家通过重写文本而将自己嵌入其中。于是乎，历时转化为共时，而在这种变化中，线性的历史呈现出抽象化。作家参与历史的唯一方法就变成了通过“书写—阅读”而背离这种抽象化，亦即一种意义结构与另一意义结构产生相关或相反关系的实践。历史和伦理在文本的基础结构中被书写和被阅读。多价的、多元定位的诗性语词有一种超越性，它超越了编码化的语言逻辑，而这种逻辑只有在主流文化的边缘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正是在狂欢节中，巴赫金去寻找这种逻辑的根源，他是率先研究这种逻辑的第一人。狂欢话语突破了语法和语义所操控的语言法则，与此同时，它也是对社会和政治的某种质疑：而挑战正统的语言法典与挑战官方法律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而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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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文本空间内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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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文类（或文本）内部建构词语的特殊地位，作为不同感知方式（文学感知方式）的能指，把诗性分析置于当今“人文”科学的关注中心：置于语言（langage，思想的真实实践[1]和空间（espace，意指通过种种差异的汇集而耦合成意义的一个总体）的交汇处。研究词语的地位，首先意味着研究这个词（作为义素组合）在句子中与其他词语的耦合情况，然后在更大序列的关联层面重新找到同样的功能（即关系）。面对诗性语言实践的这种空间观念，有必要首先界定文本空间的三个维度，不同的语义组和诗性序列的各种活动就是在这个空间中实现的。这三个维度分别是：写作主体、读者和外部文本（处于对话中的三种成分）。于是词语的地位[2]决定于a）横向轴：文本中的词语同时属于写作主体和读者，b）纵向轴：文本中的词语指向先前的或共时层面的文学文本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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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文本的对话空间中，受话者仅作为话语本身而存在。它融入与作者本人的书写形成对照的他话语（他文本）；于是，横向轴（主体—读者）和纵向轴（文本—语境）汇聚一处共同揭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每一个词语（文本）都是词语与词语（文本与文本）的交汇；在那里，至少有一个他语词（他文本）在交汇处被读出。另外在巴赫金那里，被他分别称为对话性（dialogue）和双值性（ambivalence）的两个轴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然而，这种见解与其说是严谨不足，毋宁说它体现了巴赫金为文学理论首次做出的一个深度阐释：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从而，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概念取代主体间性概念而确立，诗性语言至少能够被双重（double）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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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作为文本最小单位的词语就担任了中介者（médiateur）的角色，连接结构模式与文化（历史）语境；另外，它还担任着把历时性转变为共时性（转变为文学结构）的调节者（régulateur）的角色。通过“地位”概念，词语被置于空间之中：它在三个维度（作者—读者—语境）中运作，作为一个对话中的义素组，或一个双值的元素组。基于此，文学符号学的任务就是在文本的对话空间中，找到与词语（序列）不同组合模式相对应的各种形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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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描写词语在不同文类（文本）中特定的运作模式要求一种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的方法：1. 视文类为非纯粹的符号体系，“它的意义藏在语言下面，但永远不脱离语言”；2. 以更大的言语单位如句子、回应、对话等运行——不一定遵循语言学的模式——这种活动由语义扩张的原则所论证。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并论证以下假说：文学体裁的演化均为语言结构在不同层面上的无意识的外化。小说尤其是外化了语言的对话活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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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词语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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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形式主义学者执著于“语言对话”的思想。他们强调语言交际的对话性[4]，并且认为独白作为通用语（langue commune）的“萌芽形式”[5]晚于对话。他们中的一些人把“相当于一种心理状态”的独白话语[6]与作为“独白话语之艺术模仿”[7]的叙事相区别。艾亨鲍姆（Boris Eikhenbaum）对果戈理（Gogol）的《外套》的著名研究就是基于上述观念。艾亨鲍姆发现，果戈理的文本参照了一种口头叙述形式及其语言特征（语调、口语的句法结构和词汇结构等）。艾亨鲍姆由此得出叙事中的两种叙述方式，即间接叙述和直接叙述，并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在大部分情况下，这部作品的作者固然参照了某种口头表述（discours），但这种口头表述首先参照了一种他者表述，而口头表述只是他者表述的一种副产品（“他者”是口头表述的承载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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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赫金看来，对话与独白的区别远远超过了俄国形式主义者使用它时的具体意义。它不等于叙事或剧作中直接与间接（独白与对话）之间的区别。在巴赫金那里，对话可以是独白的，而人们称之为独白的东西却经常是对话性质的。对他而言，“对话”与“独白”关涉到这样一种语言的基础架构：其研究落在了文学文本的符号学身上，而文学文本的符号学不应该满足于语言学方法或逻辑规则，而应从两者出发进行建构。“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研究其特属逻辑和各种实体单位，它们使对话交流成为可能，但是语言学并不关心对话关系本身……对话关系也并不转化为逻辑关系或意指关系，后两者自身并不含有对话要素。它们需要语词成分，需要成为阐述行为（énonciation），成为使用语词的表达，成为不同主体的立场，它们之间才会出现对话关系……没有逻辑关系和意指关系，就没有对话关系。但是对话关系绝不能转化为逻辑关系和意指关系，因为它有自身的独特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Problemipoetiki Destoïevsk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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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在坚持对话关系与纯粹的语言关系间差异的同时，强调叙事结构所依赖的关系（如作者与人物的关系，我们可以加上言说主体（sujet de l’énonciation）与阐述主体（sujet de l’énoncé）[9]的关系）之所以存在，那是因为对话性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巴赫金没有解释语言的这种双重性具化为什么，但他强调“对话是语言存在的唯一可能。”今天，我们可以在语言的多个层面找到对话关系：第一，在语言（langue）/言语（parole）的二元组合中；第二，在语言系统（集体契约，独白系统，以及在与他人对话中实现的关联性价值系统）中；第三，话语系统（根本上是“组合的”，它不是纯粹的创造，而是在符号交流基础上的个人建构）中。在另一个层面上（可与小说的双值性空间相比较），人们甚至证明了“语言的双重性”：组合性（syntagmatique，通过换喻实现于延伸空间、在场）与聚合性（systématique，通过隐喻实现联想、不在场）。把这两个语言轴线的对话性交流作为小说双值性的基础，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它们相当重要。值得关注的还有编码（code）/讯息（message）的双重结构和它们的跨越关系（罗曼·雅各布森：《普通语言学文集》［Essai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第九章），它们也有助于具体阐明巴赫金关于对话性内在于语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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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的观点指出了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在谈论“话语（discours）”时所指涉的东西，即“语言是个人所承担的活动”，或者用巴赫金本人的话来说：“为了使逻辑关系和意指关系变成对话性关系，它们应该脱胎换骨，亦即进入另一种存在范畴：成为话语，即被言说（énoncé），从而产生作者，即阐述主体的诞生。”（《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Problemipoetiki Destoïevskovo）。但是，巴赫金生活于关注社会问题的革命时期的俄国，对他而言，对话不仅仅是由主体承担的语言，而且是某种书写，人们从中可以读到他者（l’autre）（没有任何关于弗洛伊德的暗示）。由此，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书写（écriture）既有主体性又有交际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互文性。面对这种对话理论，“个人即写作主体”的概念渐渐消退，让位于另一种概念，即“书写的双值性（l’ambivalence de l’écriture）”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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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双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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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双值性”蕴含着历史（社会）植入一个文本和文本植入历史的性质；对于作家来说，这两者是一回事。当巴赫金提及“叙事中交汇的两种路径”时，他认为写作是对先前文本集合的阅读，而文本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与回应（他视复调小说的形成是对狂欢话语的吸收，而视独白体小说为文学结构的一种压制，因为它的对话性，巴赫金称之为“梅尼普［Ménippée］讽刺体”）。以这种观点来看，单从语言学角度是不能完全掌握文本的。巴赫金认为他所谓的，基于语言对话性发展出来的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科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互文关系，亦即在19世纪被称为文学的“社会价值”或道德“声音”的关系。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意图通过写作而臣服于一种“高等的道德”（haute moralité）；在他的实践中，这种精神追求实现为文本的双值性：《马尔多罗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和《诗集》（Poésies）自始至终都是与以往文学资料库的对话，是对之前文本不断的质疑。这样，对话性与双值性就呈现为唯一能够使作家进入历史的方式，宣扬某种双值性的道德，否定时亦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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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性和双值性可以得出如下重要结论：某一文本内部空间以及多种文本空间的诗性语言具有双重性。索绪尔所谈论的诗的复量（paragramme；易位构词法从零扩展到二：在它的场域里，单位“一”（定义，“真理”）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定义”“规定性”、符号“=”和符号的概念本身，都设置了一个纵向（层级的）分割能指—所指，它们都不适用于诗性语言，因为后者包含着无数配置和组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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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能指—所指/Sa-Sé）概念是科学抽象的产物（同一性［identité］—实体（substance）—原因（cause）—目的（but），印欧语句的结构），它指示一种纵向的、分层级的线性划分。双重性的概念则是深入思考诗性语言（非科学语言）的结果，标志着文学序列（语言序列）的空间化和关联化。它意味着，诗性语言的最小单位至少是双重的（不是能指/所指的二元分立，而是“一者”与“他者”的双重性），它使人们想到，诗性语言是以列表形式（modèle tabulaire）运作的，表中的每个“单位”（此后这个词就只能放进引号里使用了，因为每个单位都是双重的）都以一个包含多重因素的交汇制高点（sommet）来发挥作用。双重性是这种复量符号学的最小序列，复量符号学从索绪尔（易位构词概念）和巴赫金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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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并不沿着这种思考一直走下去，谨在下文中强调它的结论之一：基于0—1序列的逻辑系统（真—假，虚无—存有）对解释诗性语言的运作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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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语言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建立在希腊（印欧）句式基础上的逻辑方法，这种句式以“主语+谓语”为构架，以一致性、判断（détermination）和因果（causaité）关系为推导手段。从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皮阿诺（Giuseppe Peano）到卢卡西维茨（Jan Lukasiewicz）、阿克曼（Robert Ackermann）和彻奇（Alonzo Church）的现代逻辑，都是在0—1维度范围内演进的，甚至布尔（George Boole）的现代逻辑，作为集合论的一部分，给出了与语言运行同构的种种形式化格式，但是它们在诗性语言的领域内都是无效的，因为在诗性语言里，“1”不再是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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