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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52 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1705229654]
1705230553 如果说在“人文”科学领域,使用科学方法进行操作的有效性总是受到质疑,引人注目的是,此种质疑首次产生于研究对象的结构内部,而该种结构的逻辑恰恰不同于科学逻辑。这里涉及的是语言逻辑(尤其是诗性语言的逻辑);这种逻辑的彰显来自于“书写文字”(l’écriture)——我指的是那种能够让诗性意义变得可感可触的“动态书写”(gramme dynamique)。于是,文学符号学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沉默与放弃,要么继续努力,建构起一种与此种非科学逻辑同构的模式,亦即与诗义的建构同构的模式,而诗义的建构正处于当今符号学关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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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55 俄罗斯形式主义被当代结构分析尊为思想源头,当文学和科学之外的种种理由中止了俄罗斯形式主义的研究时,它面临着相同的选择。然而研究得以继续,并在最近得以问世的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e)的分析中获得呈现。它们代表了这个学派最卓著的成果及其最强有力的超越。巴赫金远离语言学家们的专业技术规范,他写作文思泉涌,甚至带有预言性。他触及当今叙事结构研究所面对的种种根本性问题,而这使得他在大约四十年前所构拟的文本阅读具有了当下意义。巴赫金既是作家,也是学者,他率先推翻了文本的静态切割,用某种动态的模式取而代之,在那里,文学结构不是不变的存在,而是相对于另一结构而建构的。结构主义的这种动态化只有从下述观念出发才是可能的,按照这种观念,“文学语词”不是一个“点”(一种固定的意义),而是多重文本的“平面交叉”,是多重写作的对话。书写者包括作者、读者(或角色)以及当下或过去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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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57 巴赫金将词语的地位(statut du mot)界说为最小的结构单位,并把文本置入历史和社会当中;历史和社会本身也被视为作家所阅读的文本,作家通过重写文本而将自己嵌入其中。于是乎,历时转化为共时,而在这种变化中,线性的历史呈现出抽象化。作家参与历史的唯一方法就变成了通过“书写—阅读”而背离这种抽象化,亦即一种意义结构与另一意义结构产生相关或相反关系的实践。历史和伦理在文本的基础结构中被书写和被阅读。多价的、多元定位的诗性语词有一种超越性,它超越了编码化的语言逻辑,而这种逻辑只有在主流文化的边缘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正是在狂欢节中,巴赫金去寻找这种逻辑的根源,他是率先研究这种逻辑的第一人。狂欢话语突破了语法和语义所操控的语言法则,与此同时,它也是对社会和政治的某种质疑:而挑战正统的语言法典与挑战官方法律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而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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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63 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文本空间内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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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65 在不同文类(或文本)内部建构词语的特殊地位,作为不同感知方式(文学感知方式)的能指,把诗性分析置于当今“人文”科学的关注中心:置于语言(langage,思想的真实实践[1]和空间(espace,意指通过种种差异的汇集而耦合成意义的一个总体)的交汇处。研究词语的地位,首先意味着研究这个词(作为义素组合)在句子中与其他词语的耦合情况,然后在更大序列的关联层面重新找到同样的功能(即关系)。面对诗性语言实践的这种空间观念,有必要首先界定文本空间的三个维度,不同的语义组和诗性序列的各种活动就是在这个空间中实现的。这三个维度分别是:写作主体、读者和外部文本(处于对话中的三种成分)。于是词语的地位[2]决定于a)横向轴:文本中的词语同时属于写作主体和读者,b)纵向轴:文本中的词语指向先前的或共时层面的文学文本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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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67 然而,在文本的对话空间中,受话者仅作为话语本身而存在。它融入与作者本人的书写形成对照的他话语(他文本);于是,横向轴(主体—读者)和纵向轴(文本—语境)汇聚一处共同揭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每一个词语(文本)都是词语与词语(文本与文本)的交汇;在那里,至少有一个他语词(他文本)在交汇处被读出。另外在巴赫金那里,被他分别称为对话性(dialogue)和双值性(ambivalence)的两个轴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然而,这种见解与其说是严谨不足,毋宁说它体现了巴赫金为文学理论首次做出的一个深度阐释: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从而,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概念取代主体间性概念而确立,诗性语言至少能够被双重(double)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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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69 这样,作为文本最小单位的词语就担任了中介者(médiateur)的角色,连接结构模式与文化(历史)语境;另外,它还担任着把历时性转变为共时性(转变为文学结构)的调节者(régulateur)的角色。通过“地位”概念,词语被置于空间之中:它在三个维度(作者—读者—语境)中运作,作为一个对话中的义素组,或一个双值的元素组。基于此,文学符号学的任务就是在文本的对话空间中,找到与词语(序列)不同组合模式相对应的各种形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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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71 因此,描写词语在不同文类(文本)中特定的运作模式要求一种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的方法:1. 视文类为非纯粹的符号体系,“它的意义藏在语言下面,但永远不脱离语言”;2. 以更大的言语单位如句子、回应、对话等运行——不一定遵循语言学的模式——这种活动由语义扩张的原则所论证。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并论证以下假说:文学体裁的演化均为语言结构在不同层面上的无意识的外化。小说尤其是外化了语言的对话活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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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77 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词语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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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79 俄国形式主义学者执著于“语言对话”的思想。他们强调语言交际的对话性[4],并且认为独白作为通用语(langue commune)的“萌芽形式”[5]晚于对话。他们中的一些人把“相当于一种心理状态”的独白话语[6]与作为“独白话语之艺术模仿”[7]的叙事相区别。艾亨鲍姆(Boris Eikhenbaum)对果戈理(Gogol)的《外套》的著名研究就是基于上述观念。艾亨鲍姆发现,果戈理的文本参照了一种口头叙述形式及其语言特征(语调、口语的句法结构和词汇结构等)。艾亨鲍姆由此得出叙事中的两种叙述方式,即间接叙述和直接叙述,并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在大部分情况下,这部作品的作者固然参照了某种口头表述(discours),但这种口头表述首先参照了一种他者表述,而口头表述只是他者表述的一种副产品(“他者”是口头表述的承载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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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81 在巴赫金看来,对话与独白的区别远远超过了俄国形式主义者使用它时的具体意义。它不等于叙事或剧作中直接与间接(独白与对话)之间的区别。在巴赫金那里,对话可以是独白的,而人们称之为独白的东西却经常是对话性质的。对他而言,“对话”与“独白”关涉到这样一种语言的基础架构:其研究落在了文学文本的符号学身上,而文学文本的符号学不应该满足于语言学方法或逻辑规则,而应从两者出发进行建构。“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研究其特属逻辑和各种实体单位,它们使对话交流成为可能,但是语言学并不关心对话关系本身……对话关系也并不转化为逻辑关系或意指关系,后两者自身并不含有对话要素。它们需要语词成分,需要成为阐述行为(énonciation),成为使用语词的表达,成为不同主体的立场,它们之间才会出现对话关系……没有逻辑关系和意指关系,就没有对话关系。但是对话关系绝不能转化为逻辑关系和意指关系,因为它有自身的独特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Problemipoetiki Destoïevsk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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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83 巴赫金在坚持对话关系与纯粹的语言关系间差异的同时,强调叙事结构所依赖的关系(如作者与人物的关系,我们可以加上言说主体(sujet de l’énonciation)与阐述主体(sujet de l’énoncé)[9]的关系)之所以存在,那是因为对话性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巴赫金没有解释语言的这种双重性具化为什么,但他强调“对话是语言存在的唯一可能。”今天,我们可以在语言的多个层面找到对话关系:第一,在语言(langue)/言语(parole)的二元组合中;第二,在语言系统(集体契约,独白系统,以及在与他人对话中实现的关联性价值系统)中;第三,话语系统(根本上是“组合的”,它不是纯粹的创造,而是在符号交流基础上的个人建构)中。在另一个层面上(可与小说的双值性空间相比较),人们甚至证明了“语言的双重性”:组合性(syntagmatique,通过换喻实现于延伸空间、在场)与聚合性(systématique,通过隐喻实现联想、不在场)。把这两个语言轴线的对话性交流作为小说双值性的基础,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它们相当重要。值得关注的还有编码(code)/讯息(message)的双重结构和它们的跨越关系(罗曼·雅各布森:《普通语言学文集》[Essai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第九章),它们也有助于具体阐明巴赫金关于对话性内在于语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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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85 巴赫金的观点指出了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在谈论“话语(discours)”时所指涉的东西,即“语言是个人所承担的活动”,或者用巴赫金本人的话来说:“为了使逻辑关系和意指关系变成对话性关系,它们应该脱胎换骨,亦即进入另一种存在范畴:成为话语,即被言说(énoncé),从而产生作者,即阐述主体的诞生。”(《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Problemipoetiki Destoïevskovo)。但是,巴赫金生活于关注社会问题的革命时期的俄国,对他而言,对话不仅仅是由主体承担的语言,而且是某种书写,人们从中可以读到他者(l’autre)(没有任何关于弗洛伊德的暗示)。由此,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书写(écriture)既有主体性又有交际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互文性。面对这种对话理论,“个人即写作主体”的概念渐渐消退,让位于另一种概念,即“书写的双值性(l’ambivalence de l’écriture)”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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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91 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双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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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93 术语“双值性”蕴含着历史(社会)植入一个文本和文本植入历史的性质;对于作家来说,这两者是一回事。当巴赫金提及“叙事中交汇的两种路径”时,他认为写作是对先前文本集合的阅读,而文本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与回应(他视复调小说的形成是对狂欢话语的吸收,而视独白体小说为文学结构的一种压制,因为它的对话性,巴赫金称之为“梅尼普[Ménippée]讽刺体”)。以这种观点来看,单从语言学角度是不能完全掌握文本的。巴赫金认为他所谓的,基于语言对话性发展出来的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科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互文关系,亦即在19世纪被称为文学的“社会价值”或道德“声音”的关系。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意图通过写作而臣服于一种“高等的道德”(haute moralité);在他的实践中,这种精神追求实现为文本的双值性:《马尔多罗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和《诗集》(Poésies)自始至终都是与以往文学资料库的对话,是对之前文本不断的质疑。这样,对话性与双值性就呈现为唯一能够使作家进入历史的方式,宣扬某种双值性的道德,否定时亦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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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95 对话性和双值性可以得出如下重要结论:某一文本内部空间以及多种文本空间的诗性语言具有双重性。索绪尔所谈论的诗的复量(paragramme;易位构词法从零扩展到二:在它的场域里,单位“一”(定义,“真理”)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定义”“规定性”、符号“=”和符号的概念本身,都设置了一个纵向(层级的)分割能指—所指,它们都不适用于诗性语言,因为后者包含着无数配置和组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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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97 符号(能指—所指/Sa-Sé)概念是科学抽象的产物(同一性[identité]—实体(substance)—原因(cause)—目的(but),印欧语句的结构),它指示一种纵向的、分层级的线性划分。双重性的概念则是深入思考诗性语言(非科学语言)的结果,标志着文学序列(语言序列)的空间化和关联化。它意味着,诗性语言的最小单位至少是双重的(不是能指/所指的二元分立,而是“一者”与“他者”的双重性),它使人们想到,诗性语言是以列表形式(modèle tabulaire)运作的,表中的每个“单位”(此后这个词就只能放进引号里使用了,因为每个单位都是双重的)都以一个包含多重因素的交汇制高点(sommet)来发挥作用。双重性是这种复量符号学的最小序列,复量符号学从索绪尔(易位构词概念)和巴赫金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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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99 这里我们并不沿着这种思考一直走下去,谨在下文中强调它的结论之一:基于0—1序列的逻辑系统(真—假,虚无—存有)对解释诗性语言的运作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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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601 其实,语言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建立在希腊(印欧)句式基础上的逻辑方法,这种句式以“主语+谓语”为构架,以一致性、判断(détermination)和因果(causaité)关系为推导手段。从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皮阿诺(Giuseppe Peano)到卢卡西维茨(Jan Lukasiewicz)、阿克曼(Robert Ackermann)和彻奇(Alonzo Church)的现代逻辑,都是在0—1维度范围内演进的,甚至布尔(George Boole)的现代逻辑,作为集合论的一部分,给出了与语言运行同构的种种形式化格式,但是它们在诗性语言的领域内都是无效的,因为在诗性语言里,“1”不再是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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