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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76 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1705229656]
1705230577 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词语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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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79 俄国形式主义学者执著于“语言对话”的思想。他们强调语言交际的对话性[4],并且认为独白作为通用语(langue commune)的“萌芽形式”[5]晚于对话。他们中的一些人把“相当于一种心理状态”的独白话语[6]与作为“独白话语之艺术模仿”[7]的叙事相区别。艾亨鲍姆(Boris Eikhenbaum)对果戈理(Gogol)的《外套》的著名研究就是基于上述观念。艾亨鲍姆发现,果戈理的文本参照了一种口头叙述形式及其语言特征(语调、口语的句法结构和词汇结构等)。艾亨鲍姆由此得出叙事中的两种叙述方式,即间接叙述和直接叙述,并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在大部分情况下,这部作品的作者固然参照了某种口头表述(discours),但这种口头表述首先参照了一种他者表述,而口头表述只是他者表述的一种副产品(“他者”是口头表述的承载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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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81 在巴赫金看来,对话与独白的区别远远超过了俄国形式主义者使用它时的具体意义。它不等于叙事或剧作中直接与间接(独白与对话)之间的区别。在巴赫金那里,对话可以是独白的,而人们称之为独白的东西却经常是对话性质的。对他而言,“对话”与“独白”关涉到这样一种语言的基础架构:其研究落在了文学文本的符号学身上,而文学文本的符号学不应该满足于语言学方法或逻辑规则,而应从两者出发进行建构。“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研究其特属逻辑和各种实体单位,它们使对话交流成为可能,但是语言学并不关心对话关系本身……对话关系也并不转化为逻辑关系或意指关系,后两者自身并不含有对话要素。它们需要语词成分,需要成为阐述行为(énonciation),成为使用语词的表达,成为不同主体的立场,它们之间才会出现对话关系……没有逻辑关系和意指关系,就没有对话关系。但是对话关系绝不能转化为逻辑关系和意指关系,因为它有自身的独特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Problemipoetiki Destoïevsk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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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83 巴赫金在坚持对话关系与纯粹的语言关系间差异的同时,强调叙事结构所依赖的关系(如作者与人物的关系,我们可以加上言说主体(sujet de l’énonciation)与阐述主体(sujet de l’énoncé)[9]的关系)之所以存在,那是因为对话性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巴赫金没有解释语言的这种双重性具化为什么,但他强调“对话是语言存在的唯一可能。”今天,我们可以在语言的多个层面找到对话关系:第一,在语言(langue)/言语(parole)的二元组合中;第二,在语言系统(集体契约,独白系统,以及在与他人对话中实现的关联性价值系统)中;第三,话语系统(根本上是“组合的”,它不是纯粹的创造,而是在符号交流基础上的个人建构)中。在另一个层面上(可与小说的双值性空间相比较),人们甚至证明了“语言的双重性”:组合性(syntagmatique,通过换喻实现于延伸空间、在场)与聚合性(systématique,通过隐喻实现联想、不在场)。把这两个语言轴线的对话性交流作为小说双值性的基础,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它们相当重要。值得关注的还有编码(code)/讯息(message)的双重结构和它们的跨越关系(罗曼·雅各布森:《普通语言学文集》[Essai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第九章),它们也有助于具体阐明巴赫金关于对话性内在于语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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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85 巴赫金的观点指出了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在谈论“话语(discours)”时所指涉的东西,即“语言是个人所承担的活动”,或者用巴赫金本人的话来说:“为了使逻辑关系和意指关系变成对话性关系,它们应该脱胎换骨,亦即进入另一种存在范畴:成为话语,即被言说(énoncé),从而产生作者,即阐述主体的诞生。”(《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Problemipoetiki Destoïevskovo)。但是,巴赫金生活于关注社会问题的革命时期的俄国,对他而言,对话不仅仅是由主体承担的语言,而且是某种书写,人们从中可以读到他者(l’autre)(没有任何关于弗洛伊德的暗示)。由此,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书写(écriture)既有主体性又有交际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互文性。面对这种对话理论,“个人即写作主体”的概念渐渐消退,让位于另一种概念,即“书写的双值性(l’ambivalence de l’écriture)”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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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91 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双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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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93 术语“双值性”蕴含着历史(社会)植入一个文本和文本植入历史的性质;对于作家来说,这两者是一回事。当巴赫金提及“叙事中交汇的两种路径”时,他认为写作是对先前文本集合的阅读,而文本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与回应(他视复调小说的形成是对狂欢话语的吸收,而视独白体小说为文学结构的一种压制,因为它的对话性,巴赫金称之为“梅尼普[Ménippée]讽刺体”)。以这种观点来看,单从语言学角度是不能完全掌握文本的。巴赫金认为他所谓的,基于语言对话性发展出来的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科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互文关系,亦即在19世纪被称为文学的“社会价值”或道德“声音”的关系。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意图通过写作而臣服于一种“高等的道德”(haute moralité);在他的实践中,这种精神追求实现为文本的双值性:《马尔多罗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和《诗集》(Poésies)自始至终都是与以往文学资料库的对话,是对之前文本不断的质疑。这样,对话性与双值性就呈现为唯一能够使作家进入历史的方式,宣扬某种双值性的道德,否定时亦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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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95 对话性和双值性可以得出如下重要结论:某一文本内部空间以及多种文本空间的诗性语言具有双重性。索绪尔所谈论的诗的复量(paragramme;易位构词法从零扩展到二:在它的场域里,单位“一”(定义,“真理”)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定义”“规定性”、符号“=”和符号的概念本身,都设置了一个纵向(层级的)分割能指—所指,它们都不适用于诗性语言,因为后者包含着无数配置和组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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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97 符号(能指—所指/Sa-Sé)概念是科学抽象的产物(同一性[identité]—实体(substance)—原因(cause)—目的(but),印欧语句的结构),它指示一种纵向的、分层级的线性划分。双重性的概念则是深入思考诗性语言(非科学语言)的结果,标志着文学序列(语言序列)的空间化和关联化。它意味着,诗性语言的最小单位至少是双重的(不是能指/所指的二元分立,而是“一者”与“他者”的双重性),它使人们想到,诗性语言是以列表形式(modèle tabulaire)运作的,表中的每个“单位”(此后这个词就只能放进引号里使用了,因为每个单位都是双重的)都以一个包含多重因素的交汇制高点(sommet)来发挥作用。双重性是这种复量符号学的最小序列,复量符号学从索绪尔(易位构词概念)和巴赫金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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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599 这里我们并不沿着这种思考一直走下去,谨在下文中强调它的结论之一:基于0—1序列的逻辑系统(真—假,虚无—存有)对解释诗性语言的运作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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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601 其实,语言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建立在希腊(印欧)句式基础上的逻辑方法,这种句式以“主语+谓语”为构架,以一致性、判断(détermination)和因果(causaité)关系为推导手段。从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皮阿诺(Giuseppe Peano)到卢卡西维茨(Jan Lukasiewicz)、阿克曼(Robert Ackermann)和彻奇(Alonzo Church)的现代逻辑,都是在0—1维度范围内演进的,甚至布尔(George Boole)的现代逻辑,作为集合论的一部分,给出了与语言运行同构的种种形式化格式,但是它们在诗性语言的领域内都是无效的,因为在诗性语言里,“1”不再是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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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603 如果一定要将诗性语言用现存的逻辑方法(科学方法)来形式化,就会扭曲诗性语言的性质。必须在诗性逻辑(logique poétique)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文学符号学,在诗性逻辑中,连续体的能量(puissance du continu)概念可以囊括0—2区间,这是一种连续体,其中的0是最基本的意义,1则隐性地被僭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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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605 在从0到2这种诗独有的“连续体的能量”中,人们发现:(语言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禁律”是1(上帝、法律、规定),而唯一摆脱此“禁律”的语言实践,是诗性话语。亚里士多德式逻辑应用于语言时的缺陷被指出,这绝非偶然:一方面被中国哲学家张东荪(Chang Tung-Sun)所指出,他来自另一种语言视野(即表意文字的视野),在那里,阴—阳“对话”的展开取代了上帝;另一方面被巴赫金所指出,他试图在一个革命的社会中通过一种动态的理论建构来超越形式主义。巴赫金将叙事话语等同于史诗话语,他认为叙事话语是禁令,是独白式的,是编码对1、对上帝的从属。因此,史诗是宗教的和神学的,而任何服从0—1逻辑的“现实主义”叙事都是教条主义的。被巴赫金称作独白式小说(如托尔斯泰的小说)的现实主义小说倾向于在这样的空间内发展演进。现实主义描写,一种“性格”的确定,一个“人物”的塑造,一个“主题”的发展,叙事的所有这些描写成分都属于0—1区间,因此也都是独白式的。0—2诗性逻辑完全实现的唯一话语大概是狂欢话语。它通过采纳梦境的逻辑,僭越了语言编码的规则和社会道德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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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607 事实上,狂欢节对语言规则(逻辑规则、社会规则)的僭越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且有效,是因为它赋予自己另一套法则。对话性并不是“畅所欲言的自由”,它是一种悲剧性的“戏谑”洛特雷阿蒙),一种有别于0的另样命令式。需要特别强调僭越的对话是违规的,同时又自立规则的特性,以此彻底和果断地区别于某种现代“情色”文学和戏仿文学所体现的伪僭越。后者自视为“自由放浪”和“相对主义”,实际上它存在于已预期了对自身的僭越的法则(loi prévoyant sa transgression)的行动场;因此,它只是独白式的某种补偿,并没有把0—1区间转移出去,且与对话主义的理论建构毫无关系,后者蕴含着与规范的形式决裂,其所包含的对立因素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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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609 吸收了狂欢节结构的小说被叫做复调小说(polyphonique)。巴赫金举的例子包括拉伯雷(Rabelais)、斯威夫特(Swift)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ïevski)。我们还可以补上20世纪的“现代派”小说,如乔伊斯(Joyce)、普鲁斯特(Proust)、卡夫卡(Kafka)的小说,而且指出,面对独白式小说,现代派复调小说具有以往对话小说的类似定位,但却明显区别于后者。这种断裂发生于19世纪末,以致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对话还是再现式的、虚构性的,而我们这个世纪的复调小说却变得“无法解读”(乔伊斯),并内在于语言(普鲁斯特、卡夫卡)。(断裂不仅存在于文学领域,还存在于社会、政治、哲学等领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互文性问题(文本间的对话问题)才真正被提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巴赫金的理论本身(以及索绪尔的“易位构词法”理论)也源于这种断裂:巴赫金能够从马雅可夫斯基(Maïakovski)、赫列布尼科夫(Khlebnikov)和别雷(Andrei Bjelyï)的作品中发现文本对话现象(仅以这些革命作家为例,因为他们在这一书写断裂的过程中留下了显著的痕迹),然后才把他的理论扩展到文学史,作为所有的颠覆力量和质疑生产性(productivité contestative)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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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611 这样,巴赫金的术语“对话性”作为法语的义素组,蕴含着双重性、语言和另一种逻辑。以这个术语为起点,诗性文本研究的一种新的方法论脱颖而出。文学符号学可以采纳这一术语。“对话性”包括以下几点:(1)一个句子中或一个叙事结构中,不同成分之间的距离与关联逻辑,指示变化过程,与连续性和实体性相反,后两者遵循本体逻辑(logique de l’être),并被认为是独白式的。(2)一种类比和非排他性对立的逻辑,与因果关系和同一性判断(détermination identifiante)层面相对立,后者被指示为独白式话语。(3)一种“超限定(transfini)”逻辑,我们向康托(Georg Cantor)借鉴了这个概念,它从诗性语言的“连续体能量”(0—2)出发,引入了第二个建构法则:诗歌节段,较之于先它出现的亚里士多德式链条(科学的、独白的或叙事的)所有序列,拥有“即时升级”(immédiatement supérieure)的特征(而非因果关系的演绎)。因此,小说的双值空间展现为由两种建构法则调控:独白法则(每个后续序列由前一序列决定)和对话法则(种种超限定序列立即高于先前的因果系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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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613 在狂欢语言的结构中,对话结构显得最明显,其中的象征关系和类比关系优先于实体—因果(substance-causalité)关系。双值性的概念将应用于人们在小说结构中观察到的两种空间的交替:对话空间与独白空间的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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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615 从诗学语言的对话性和双值性观念出发,巴赫金对小说结构进行了再评价。这个研究采取的形式是在叙事中对词语进行分类——分类与语言的类型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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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620 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1705229658]
1705230621 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叙事中的词语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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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623 根据巴赫金的研究,人们可以在叙事中区分三类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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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230625 第一类,直接词(mot direct),直接词指向它的意义所指,在所给语境的限制下,由言语主体表达最基本意义的词。直接词是作者宣告、表述的词,是可以提供直接、客观理解的本义词(mot dénotatif)[11],这类词只关注自身和它所指称的对象”,并努力与后者吻合(它对他语词的各种影响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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