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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五、某种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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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关于复量网络联结的思考把我们带向有关社会所掌握之符号实践的不同类型的结论。眼下，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类型，它们相对于社会禁忌（性、语言）而定义。这三种类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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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符号亦即以作为预先确定和预先设置之元素的意义（即1）为基础的符号体系。这就是科学言语和任何再现性言语的符号体系。文学的一大部分也包括在内。我们把这种符号实践称作单义体系性的符号实践。这种符号体系是保守型的，受限制型的，它的成分被引向本义，它是逻辑性的、解释性的和不变的，且无意改变他者（信息接受者）。该言语的主体等同于律令并以某种单维联系反馈到某客体，既排斥它与接受者的各种关系，也排斥接受者与客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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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造型的符号体系。作为基础元素的符号模糊了：“各种符号”纷纷脱离它们的本义并奔向他者（信息接受者）和改变他者。魔术、瑜伽、革命时代的政治家、精神分析家的符号实践属于这一类。与象征体系相反，改造型实践是变化的，并以改造为宗旨，它不是限制型的、解释性质的或传统逻辑型的。改造型实践的主体永远服从于法律，况且客体、信息接受者和律令（=主体）三者的关系未被排斥，同时表面上又处于单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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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书写的符号实践。我们称之曰对话或复量实践。在此，符号被相关的复量节段所悬置，后者是2和0。我们可以把这种节段再现为某种四重式：每个符号有一个意指对象；每个符号没有意指对象；每个符号有和没有意指对象；每个符号并不真有和没有意指对象。倘若复量节段是π，而意指对象是D，我们可以写成下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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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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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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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用数理逻辑表述为AQB，后者表示经常互相矛盾的不同公式的某种非综合性会合。上述两个体系（象征体系和改造型体系）的三角形在复量实践中改变为律令在三角形中心占据一个点的三角形：在三角形三个项置换的某个时刻，律令等同于三个项的每一个。于是，主体与律令异化，而连接三角形三个角的量值变成了双向的。于是，它们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并归于表意的0值。有勇气追随我们刚刚用四重式所再现的这种对话运动之全程，亦即对书写中的文本中所形成之文本的某种描述和相继否定的书写，不属于人们通常称作“文学”的东西，而可能属于象征的符号体系。复量书写是某种连续的思考，是对编码、律条和自身的某种书面质疑，是某种（完整的轨迹）0；这是变成语言（言语结构）的置疑性哲学路径。但丁、萨德（Sade）、洛特雷阿蒙等人的书写是欧洲传统中上述路径的一个案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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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来把这种多价的复量空间的关系形式化的程序是从若干同构的体系中借用来的，如集论和数学。人们还可以使用象征逻辑的形式化，尝试避免因其理性主义的编码而强加给诗歌语言的各种限制（0—1的间隔，主谓句子结构的原则等）。我们将因此而落脚于某种公理化，它在诗语中的应用要求给予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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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之前，有关复量网络形式化的可能性，我们想提及古代中国向我们提供的关键见证：《易经》。在《易经》的八卦和64别卦里，数学运算和语言意义的建构混淆在一起，以证明“语言的数量与它们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它们的根本性质的”（费·德·索绪尔）。在这部文本里只能由某种数学兼语言学方法全部揭示的众多价值里，我们仅提示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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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语言学家们似乎真正被置换和结合的种种问题牵动心扉，以至于许多数学家（Mikami）提醒人们注意，64别卦是由阳爻和阴爻配合而成的，它们与计算图示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把爻（音素）和运算（语素）看做先于所有能指的东西。同样，“秘算”处理语言结合的种种问题，而著名的“三才”方法应该是回答诸如“安排9个字母其中3个是a、3个是b、3个是c的方式有多少种？”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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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的“卦”不反馈到某种萦绕心头的念头（上帝、父亲、头领、性），而是反馈到作为差异之数学运算的语言的某种普遍的代数。从时空两极拿来的洛特雷阿蒙的文本和《易经》文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把索绪尔改变语词字母位置之举的意义扩展到某种更广的范围，后者触及了语言运行的本质。为这种书写文字增色的是一部当代文本，那就是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的《正剧》（Drame），其结构表格（连续段落和被中断的段落的交替组合一共构成了64个方格）和人称（我、你、他）的配置把《易经》澄明的数字化与欧洲言语的悲剧性冲动联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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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六、作为漫画的公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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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过去了。我寻找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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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雷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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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理方法的真正历史始于19世纪，其特征是由某种实质性的（或直觉的）观念过渡到某种形式建构。这个阶段以伊尔贝有关数学基础的研究成果的问世而结束；在他的研究中，公理体系之形式建构的倾向达到了顶点并开创了当今这个阶段：公理方法作为形式化的新表意体系之建构方法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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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管这种方法的形式化程度如何，在现在这个阶段，它应该在某些定义的基础上继续建立。然而，当今的公理方法却是带着某些隐性的定义运行的：没有定义规则，而术语仅仅根据它所从属的（全部公理的）语境获得某种确定的意指。这样，因为一种公理理论的基础术语是由全部公理隐性定义的（不反馈到它们所外延的元素），那么公理体系就不描述某个客观的具体领域，而是描述一类抽象建构起来的领域。因此，研究的对象（科学理论，或我们这里的诗歌语言）变成由某种人为语言之象征构成的某种形式产物（按照确定规则进行的形式运算）。这种情况因下述原因而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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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各自的理论或诗歌语言）之语言的某种象征化：用意指严谨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某种人为语言的象征代替自然语言的符号和表达方式（具有多义性并经常标示准确的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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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形式化：把这种人为语言建构为形式运算，形式化之外将其意指抽象化；某种清晰的差异化确立于人为语言与它所描述的参照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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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于数学的公理方法在展现其优点的同时[21]，也展现了它的局限性[22]。应用于诗语时，它将避免截至现在它无法解决的某些困难（这些困难尤其与真实的无穷性概念相关）。我们再次发现，语言实际上是唯一的真实的无穷体（亦即由相互严格区分之语言行为构成的某种无穷整体）。这种观念自然被理想化了：如果我们全部阅读了整个完整的自然整体，才可能与某种真实的无穷性打交道。倘若涉及文学语言时，对于我们的意识本身而言，这是不可能的。把由无穷思想主导的数学（更具体地说，把集论）应用于作家心目中的语言这种潜在的无穷性，有助于把诗语的无穷性观念带回编码之任意使用者的意识，因为公理方法的作用就是赋予所分析的客观领域之各种元素的联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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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们可以反驳说，公理方法的极端形式化通过集论手段严格描述诗歌编码成分之间的关系的同时，把其每种成分的意指、把文学的“语义学”弃置一旁。我们还可以分享这样的意见，即语言成分的语义学（包括文学语义学），就是这些成分在语言组织中的各种关系，因而它是可以数学化的。然而，在研究的现状下，我们需要使用经典的语义分析（分割为语义场、语素分析和语素的分配分析）作为起点（作为隐性的定义），作为功能方式的某种象征化和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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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两种理论（语义学与数学）的联姻导致其一即语义学逻辑的压缩，而有益于另一种学理即数学。信息提供者的主观判断继续发挥着某种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诗语的公理化仍然可以构成象征逻辑的某种分支，使它跳出三段论和主谓语句所提的种种问题的范围（言语真实性的问题因而就被搁置起来了），以期囊括其他的思维方式。对于文学文本的分析，公理方法具有捕捉语言冲力、从诗歌信息场捕捉力量线条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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