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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一、似真性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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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阅读等于掉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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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新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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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明及其科学由于严格遵守了柏拉图的规则（“把诗人们驱逐出理想国”）便在一种生产力面前迷失了方向，这种生产力就是书写，而接受了某种效果，即作品。这样，它们就生产了某种概念及其客体，这种概念及其客体从生产性工作中脱颖而出，以消费品的名义，进入某种交易线（真实—作者—作品—受众）。这里指的是“文”的概念和“文”的客体[1]：我们的文化[2]仅在生产后（在消费中）达到的贯穿语言的工作；一张复制“真正的真实”之屏幕的再现和/或一言语——相对于“真实”它是次要的客体，且只有在其物化的替代形式中被鉴赏、思考、评判——的聆听遮蔽并代替了生产力。文本之消费的接受及其似真性的要求正位于作为替代性言语的“文”的可知性这个层面。那么当这种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概念与“文”和“文学思想”同时出现（《诗学》）并在整个文学史（历史被视为理想，即“精神”的历史，显然，没有“文”的概念是不可能的）中无拘无束地陪伴着它，就是不奇怪的。以至于似真性似乎与文（艺术）融为一体，等同于它的替代性，并通过这个举措本身使它与我们思想的所有表语的合谋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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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可知性的同一旅程中，继庸常的接受之后，当“技能”（le savoir）涉及“文”时，也与似真性相比照。如今，当文学理论趋向于建构为自身方法的某种清醒的科学时，碰到了某种矛盾，这种矛盾把它界定为科学，指示它的开发场域，同时也为它指出了它的界限。如果它构成任意话语，所谓的矛盾在元语言层面（文学科学）便双倍地明显，后者以众所周知的基本上的某种次要言语（文学、艺术）为对象。这种矛盾如下：话语既然是一种标示，它的功能就是意味，即提供某种意义，后者或者反馈到某客体，或者参照某种语法规范，它是一种认识（知识）、一种技能（包括它的元理性蕴涵）；某种真实作为恒常的背景支撑着所有被陈述的东西；对于某个在交际链条上发出话语或聆听话语的人而言，语言永远是某种技能，言语永远是某种知识。同样位于言和听线路上并由此而获得其本质和其意味宗旨的文学科学，把自己的客体——文本界定为话语，即把它也界定为意味真实的东西。这样，对交易社会里文本生产的消费态度持支持意见的文学科学，就把符号的生产与某种陈述文相同化，拒绝在其生产性的过程中认识它，并使它符合某种真实的物体（这就是传统的哲学行为，它把文学展现为真实的某种表达），或者使它符合某种客观的语法形式（这是现代意识形态的某种举措，它把文学展示为某种封闭性的语言结构）。文学科学因此而坦承自己的局限性：（1）只能从某种符号实践与某种言语真实（语义的或句法的）的关系方面考察这种符号实践；（2）把运行整体切割成（理想主义的抽象）的部分之一：切割成被某主体消费的结果。文学消费和文学科学与文本的生产性活动擦肩而过；它们仅仅触及一个根据它们自身的模式（它们自身的社会规划和历史规划）制作成的客体，而不了解知识（它们自身）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正是在这个矛盾点上，在这种无奈的隐性承认中，我们碰到了似真性的“科学”概念，后者试图通过逻各斯中心主义对某种贯穿语言的实践予以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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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成熟年龄的文学本身——成熟可以使它像某种机器一样自我书写，而不再仅仅像某种镜子一样说话——面对它自身穿过话语的运行问题；一旦接触了这种运行的机制，它就迫使文学处理某种并非其旅程固有的问题，但是后者不可避免地对接受者（读者=听众）构成了文学，处理这种必不可少的面具，而文学正是通过这种面具即似真性、依赖它而自我建构的。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的文本向我们揭示的，正是似真性的这第三种风貌。这些文本在似真性自身的此岸讨论它并介绍它在其自身彼岸的情况，亦即在前“文学”的工作中，把它作为某种运行来讨论和介绍，在这种运行中，变成了某种书写能力的意味揭秘似真性。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试图捕捉它以期澄清它的意识形态和它的历史定位，以及似真性的“真实”即“艺术”“文学”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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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二、意味与似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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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言语之“意义”的功能，就是某种超越差异的相似功能[3]、“同一性”和“向自己展示”的功能，正如德里达（Derrida）对胡塞尔（Husserl）的卓越解读所展示的那样，人们不妨说，似真性（“文学”言语）是相似性象征关系的第二等级。由于（胡塞尔的）真正的意味是意味真实，那么真实就是酷似真实的某种言语；似真性虽然不是真实，但却是酷似与真实相似之言语的言语。作为某种偏离的“真实”，直至失去了第一等级的相似性（言语—真实），只能在第二等级（言语—言语）里施展，似真性只有唯一的持久特征：意味，它是某种意义。在似真性层面，意义被一概而论并忘却了原初决定它的关系：语言与客观真实的关系。似真性的意义除去言语便不再有客体，它与客体—语言的连接无关，真与假的问题与它无涉。似真性意义假装关注客观真实；实际上真正萦绕它心头的，是它与某种言语的关系，该言语“假装是某种客观真实”的举措被承认、接受并建制化。似真性不认识外界；它只了解意义，对它而言，意义无需真实而保持其真实性。似真性是意义的庇护所，它不是无意义，而是所有不限于知识和客观性的东西。位于知与不知、真与无意义之间的似真性是中间区域，某种乔装打扮的知识潜入其中以期通过“想—听到—谈论绝对”掌控某种贯穿语言之调查实践[4]。由于为科学保存了真实性的领域，即任何陈述行为都受其浇灌的这种绝对知识遮蔽了某种暧昧的领域、某种两可之间的领域，在后一领域，真实是某种在场的记忆（某种次要的、但一直没有泯灭的记忆），幽灵般的和原初的记忆：这是作为似真性的意义的超真实领域[5]。我们这里姑且先简略论之，稍后再详加说明，即似真性的问题是意义的问题：有意义就是似真的（语义维度或句法维度）；似真性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而是有某种意义。须知，意义是（客观真实彼岸的）某种言语间效果，那么似真性效果就是某种言语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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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尝试从语义和句法两个层面研究这种关系，同时强调两种维度的区分仅仅是操作性的：语义永远与句法交叉，而形式安排的“空白”栏目（语法）并没有免除理性主义的意向性，后者产生并调节了空白耦合的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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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似真性的极端特征如其名称所示，即相似性。任何与另一言语具有相似、认同、反映关系的言语都是似真的。似真性把两种不同的言语放置在一起（这是典型的象征举措，希腊语的sumballein=放置在一起），其中一种言语（文学言语，第二言语）投射在另一镜鉴言语上，并超越差异与之相认同。似真性把文学言语引向的镜鉴是所谓的自然言语。这种“自然原则”在一段时间内不是其他东西，而是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良知、律条、规范，它定义似真性的历史性。似真性的语义学设定与一定时期一定社会之法律的相似性并把它框定在某种历史现在时的形态下。例如，就我们的文化而言，似真性的语义学要求与我们的“自然原则”的基本“义素”的相似性，这些义素包括自然、生活、演进、目标等。当鲁塞尔（Roussel）的书写在《非洲印象》（Impressions d’Afrique）和《非洲的新印象》（Nouvelles Impressions d’Afrique）里通过似真性再现它的过渡时，它所面对的正是“自然原则”的这些“义素”。这种与文本的生产力（与自然原则）之前某种已然存在[6]的相似性，揭示了对似真性概念固有的发展思想的神秘背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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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似真性是一种“相似性”，它更多地固定在相似性的效果里，而较少固定在“使相似”的过程中。在语义层面“使相似化”不啻于把人为性、静止性、无偿性（即“自然规则”的种种所指的差异性）带回自然、生活、演进和目的（即带回自然规则的各种构成性义素）。这种“带回”的程序、发展、继续等是无法计数的。似真性诞生于相似性的效果中。因而它的第二个语义特征如下：出现在效率场本身并瞄准着效率，似真性是某种效果、某种结果、某种忘却了生产之人为性的产品。它出现在文本生产之前和之后，先于和晚于贯穿语言的工作，钉死在说—听链条的两头（一个说话主体和一个接受者有这种体验），它既不是现在时（现在生产的言语是科学），也不是过去时（过去生产的言语是历史）；它自诩普世主义。因而，它是“文学”，是“艺术”，即呈现为“超越时间”“认同”“效率”，亦即更深刻且仅符合（守成主义）某种已经存在的（言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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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的似真性大概是（一具体言语各个不同部分）派生于总的形式体系的原则。这里我们区分了两个时刻。如果我们可以使一言语的每个节段派生于该言语的结构总体，那么该言语从句法上就是似真的。因而似真性属于某种拥有特别耦合规范的结构，属于某种具体的修辞体系：一文本的似真性句法可以使该文本符合既定言语结构的各种规律（符合修辞规律）。这样，我们在第一阶段，就把句法的似真性定义为某种修辞的似真性：似真性存在于某种封闭的结构里并针对某种修辞组织的言语而言。正是通过句法的派生性原则，似真性代替了“使相似”的程序，后者悄悄地过渡到语义层面。由于语义方法把两个矛盾的实体放在一起（语义层面的似真化）已经提供了“相似性的效果”，现在的问题就是把导致这种效果的程序本身似真化。似真性的句法承担了这个任务。把“使相似”的技术似真化，不需要参照发挥某种客观真实作用的自然原则的义素。需要做的，就是重构节段的某种安排并使它们一个一个相继派生，直至这种派生确认人们先前选择的修辞律条。这样，修辞学通过派生性就掩盖了语义似真化过程中“放置在一起”的人为性。修辞学的这种派生性向天真的阅读提供了决断或谋篇的秘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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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这里有必要借助于语义概念来界定句法派生性的标准。在鲁塞尔的文本《非洲印象》和《非洲的新印象》里，句法似真化的这些语义标准对于散文而言，大概是线性（从源头到目的）和谋篇（三段论），如同二分法（韵脚、对偶、同一性、重复）对于诗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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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派生性的句法原则不仅把已消费的言语作为似真性与它自身特别的总体结构（修辞）关联起来，也与言语被表述之语言的形式体系关联起来。任何被耦合的言语都派生于其语言的语法，并以这种派生性本身（其语义和修辞暂且搁置一旁），宽容与某客体的某种相似性关系，此即似真性。似真性是社会约定（自然原则）和修辞结构的同谋，更深刻地说，它也是话语的某种同谋：语法上正确的任何陈述文似乎都是似真的。说话迫使我们似真。我们无法说出任何不似真的话语。既在似真性之内又背离似真性的鲁塞尔的赋歌曲，也在这最后一道门槛止步，因为它是在语言运行的门槛上止步的，并固定在这里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之旅。然而，在我们接触语言符号之机制本身的这个层面上，最好还是把似真性与意义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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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似真性”表示作为结果的“意义”，那么“意义”因其构成的机制而是某种“似真性”。似真性是某种修辞言语的意义；意义是任何言语的相似性。我们谈论一部组织为修辞的文本的“似真性”，而把意义同时留给话语和文本的生产力，文本在作为书写程序的写作过程中，是不关注修辞的。似真性是修辞性再现固有的形态并出现在修辞中。意义是作为再现的语言所固有的。似真性是意义的修辞度（是等于再现的符号的修辞度）。这样，对于再现似真化的鲁塞尔的文本而言，“似真性”就变成了可以探测并再现语言关键功能的机器：意义的构成；换言之，意义的构成作为似真性的某种构成在场于修辞结构之中。反之，在洛特雷阿蒙的文本的生产性中，对语言机器的去神秘化不是（不再是）一个问题：基于这一事实，似真性（叙事、结构、修辞）也不再是文本书写的某种问题；倘若它客观上出现在文本的消费中（阅读某“作品”、某“效果”的读者大众的消费），那是作为话语固有的意义之身，作为语言的意味身份。然而，即使意义和语言的意味这些概念也只是某种效果，仅对书写生产力以文本名义所占据的信息线和消费线有效：在先于产品的文本置换中，它们占据了某种空白位置。尽管如此，因为这是文本的某种解释性阅读，我们谈论鲁塞尔的似真性，他在修辞学的某种栅栏内建构自己的文本，而谈论洛特雷阿蒙那里的意义，因为他是超越修辞学和“自然原则”而玩味文本中的话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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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 三、鲁塞尔的似真性幽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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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处于二分法之中并被后者模式化的鲁塞尔的各种文本（当书写文字中和在阅读中一样）[9]，分解为两个侧面：文本的生产力一面和文本产品一面。《我如何写作我的某些书籍》（Comment j’ai écrit certains de mes livres）所揭示的作为鲁塞尔话语的开放场域的双重语义学，也构成了它们整体中的方案和写作实践。鲁塞尔把他的两部著作称作《印象》，而我们忍不住把这种能指解读为所指的双重游戏：利特雷指出，“印象”意味着某种行动，但也意味着某种效果、某种留存的东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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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塞尔在把其书写场域二分为一文本的书写场域及（工作和消费的）阅读场域，并且在阅读场域中要求同样的二分法（后者应该成为消费和工作的阅读场域和工作场域）时，他一方面被引致把其书籍思考为某种活动，一种把印象、标记、修改应用于另一不同于它们的平面（语言的平面）的活动，这种平面是它们通过为其打下某种多元性的行为即书写从它之身份、它的似真性中抽调出来的；另一方面，他被引导到把书籍再现为该行动的结果和保留，它的可从外部回收的和已经回收的效果：他的书籍“给人某种印象”，意思是“让人判断、感觉出、引发了”似真性。通过这种把书籍分割为生产力和产品、行动和存留、书写和话语并在两幅永远分离之布面永不中断的摇摆中编织书卷的路径，鲁塞尔有可能——在文学史上，唯有我们发现——一步步追随贯穿语言的工作的发展，追随这种从语词到作品此岸形成之意象的路径，如同追随言语意象之出现和消逝、诞生和死亡一样，追随似真性的这种静止效果。似真性承担了工作：修辞强化着开放性的生产力，而这种强化工作呈现为某种封闭的言语结构。“印象”行为的动态的流动性只有借鉴作为存留、效果的印象的静态的严谨性，才能融入陈述文。以至于被似真性（效果）打动的读者大众对于生产力仍然一筹莫展。《新印象》对于填补分隔行为（书写）与这种被语言囫囵吞枣般吸收的痕迹之间的鸿沟是必要的。然而这里，“作品”的修辞（封闭性结构）依然把生产似真化，而这乃是正剧，对于鲁塞尔如同对于所有那些“从事文学”本身的人们一样，倘若这种文学具有某种科学目标的话。生产力不仅无法被读释，它还无法在文学修辞中被表述。需要某种结构上开放的、被结构为某种开放、某种调查、某种修正可能性的言语，才能使这种生产力昭示于天下。这就是《我如何写作……》的言语，在那里，科学的“如何”设置了某种死亡，即我们的社会所希望的那种“作家”的死亡，也设置了作为人物的计划，人物通过生产似真性而“打动读者”。写于鲁塞尔生前但准备于他身后发表的《我如何写作……》一书，既回应了科学的这种要求，也回应了（在《非洲印象》里）通过使文本中的生产力变得清晰且可以表述而记叙该生产力的“文学家”之死的这种要求。鲁塞尔像洛特雷阿蒙一样，无法在一部书写文字中把“如何”与“似真性”、科学与文学两种方法联结在一起。这次我们从遗书的视角看，鲁塞尔的全部文本在这里再次显现为分裂和二分化。鲁塞尔没有把科学当作文学来实践（洛特雷阿蒙、马拉美已经尝试这样做了），他把文学再现为科学。然而，正是这种暧昧性赋予他的书籍以分析的意义。它们被捆绑在一起，且相互对照着阅读，对于想理解这些文本的人只能逆行着阅读，它们实现了鲁塞尔心目中的计划：把文本的连续性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并通过整体阅读每个部分。另外，《非洲的新印象》以最完善的形式提供了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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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如何写作……》首先昭示了语言机器的双重语义学计划；《非洲的新印象》继而揭示了封闭的三段式结构的“超验性”所指；《非洲印象》的第二部分警示我们所谓的句法的似真化；《非洲印象》的第一部分最终达到了语义似真性的层面，以期动摇我们思维中的“自然原则”。然而，在逆行上溯这些文本的系列的同时，我们也按照它们发表的时间顺序阅读它们，这是鲁塞尔智慧地和必然选择的顺序，以期相继达到我们的“文学消费”的各种偏见，从最肤浅的偏见到潜藏最深的偏见。他也许为了让我们明白，被阅读或书写为似真性的东西，其实只是话语意义生产的修辞层面（交际性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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