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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通论 第五章 二语语用能力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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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二语学习的最终目标是达到母语者水平，或者“类母语水平”，也就是能够像目的语的母语者那样使用该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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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人们评价一个人的二语水平，一般首先引起关注的是他说话的流利度和发音的准确性。如果两者都不错，那就可以赞为“说一口流利的某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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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水平也可以通过测试来认定。如果听、说、读、写“四项技能”都得到高分，或者语音、词汇、语法诸要素都符合规范，那就可以说获得了“全面的语言能力”，也就是达到母语者水平，称得上“精通”了。二语习得研究中对于那些“善学者”、“成功者”的认定，一般也是这样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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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一些测试，获得的是有关学习者对目的语的符号系统掌握程度的数据，却未必能够有效反映其在实际交际场合的使用能力。也就是说，学习者对语言符号系统的熟练掌握，并不暗示着他对该系统的得体使用。这种能够得体使用的能力，就是二语语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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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中国人听到别人用英语赞美自己时，他的回应是表示感谢（如“Thanks！”），表示否定（如“No，no，no！”），还是不予口头回应（如仅仅示以微笑）?艾利斯（Ellis，1997）曾指出：“在美国，一次赞美通常需要有一个回应，而没能做出回应，则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社会语言学方面的错误。还有，在美国英语中，对赞美的回应通常是煞费苦心的，包括站在讲话者立场上的通过做出某种相反的评论来降低赞美程度的某种努力。但是，二语学习者却有不同的表现。有时他们根本没能回应一个赞美，有时又说出毫无修饰的回应，例如，‘Thank you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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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笔者在与一位国外朋友聊天时听到这样一个事例。近年来，赴英语国家留学的中学生大量增加，他们在当地的食宿一般都采用“家庭寄宿”（homestay）的方式。这些小留学生往往英语都不错，但就是“不会说话”。例如，他们的寄宿家庭“妈妈”抱怨道，这些孩子居然会直截了当地要求她们“wash the plates.”。这些“粗鲁无礼”的要求经常令对方惊得一愣一愣的。虽然她们也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不至于当场发作，但心里毕竟也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中国人怎么不讲礼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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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兹（Cenoz，2003）也提到同样的例子：一个英语学习者在与一个讲英语的家庭一起吃晚饭时，可能说“Pass me the water，please.”（请把水递给我），而不是使用诸如“Could you…?”或“Would you mind…?”那样更合适的表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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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这些“不礼貌”的例子，相反的“太客气”的现象同样存在。假如我们把上面的英语例子转换成汉语，那么也可以设想这样的情景：一个汉语学习者在与一个讲汉语的家庭一起吃晚饭时，可能说“你能把水递给我吗?”或“你介意把水递给我吗?”，而不是使用诸如“请把水递给我”那样更合适的表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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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时“太客气”会比“不礼貌”更安全，有道是“礼多人不怪”。不过，频繁的“太客气”，也会令人厌烦，甚至引起误解。这些对二语的不当使用，就叫“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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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兹（Cenoz，2003）指出：“语用失误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失误，因为这不是对话者可以轻易识别的，他们可能判断说话者不礼貌或不合作，或者把这种语用偏误归因于说话者的个性。而且，语用失误不仅常见于目的语水平低的学生中，也常见于对语法和词汇要素掌握得很好的高级语言学习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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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二语语用能力习得的研究，也是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下面我们就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一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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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通论 5.1 语言能力与交际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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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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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Saussure）采用二分法，把人类的语言行为（langage）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个方面，前者是一个抽象的语言符号系统，后者是语言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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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Chomsky）的心智主义语言学理论也采用二分法，把人类的语言行为分为“（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表现”（performance，又译“行为”、“运用”）两个方面，前者是在最理想的条件之下说话人/听话人所掌握的语言知识，即在人脑中内化的关于语言的规则系统的知识；后者是语言知识在适当场合下的具体使用，大致相当于索绪尔（Saussure）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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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虽然语言观不同，两者所提出的“语言”和“（语言）能力”的角度也不同，但都同意，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言语/（语言）表现”，而是“语言/（语言）能力”，即人脑中的那个抽象的符号结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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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我们判断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时，指的就是那个符号系统的能力。因此，当我们认定一个人的二语能力时，关注的就是他对目的语符号系统的掌握程度，而二语教学的内容自然也是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在内的那个符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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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礼德（Halliday）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从不同的语言观出发，认为语言是一种“做事的形式”（a form of doing），而不是“知晓的形式”（a form of knowing）。它同样采用二分法，把语言分为“语言行为潜势”（linguistic behavior potential）和“实际语言行为”（actual linguistic behaviour）两个方面，前者是一个人在语言行为方面被允许做的事情的范围，后者是说话人实际说出的话语，相当于索绪尔（Saussure）和乔姆斯基（Chomsky）的“言语/（语言）表现”。那么，与索绪尔（Saussure）和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语言）能力”相比，韩礼德（Halliday）的“语言行为潜势”已经大大超出了前者的范围，而是把语言使用方面的规则系统，即基于语言使用环境的交际和语用规约包含了进去。这一思想，为20世纪70年代产生“交际能力”理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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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交际能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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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概念是由坎姆贝尔和威尔士（Campbell&Wales，1970）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除了“语法”（指语言知识）能力以外，语言能力还应该包括“语境得体性”的能力，即交际能力。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语言能力=语法能力+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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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1972）在其《论交际能力》一文中，扩大了坎姆贝尔和威尔士（Campbell&Wales）的“交际能力”概念，提出了系统的“交际能力”理论。他对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能力”概念进行了抨击，批评他的狭隘的“（语言）能力”概念是一种“伊甸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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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一个人潜在的语言“能力”（capacity）包括语言“知识”（knowledge）和“语言的使用能力”（ability for use of language）。而他的“交际能力”，是指一个人对潜在语言知识和能力的运用。这种交际能力由4项参数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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