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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通论 第六章 反向迁移和多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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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几章中陆续讲了“师旷劝学”等故事。这些典故都倡导了一种“活到老，学到老”或者“好学不倦”的精神。我们也讨论了学习者的动机和态度对学习成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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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学习态度好似乎也并不是一定会带来“好结果”的。例如，我国古代也有“邯郸学步”的故事，说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寿陵地方有一个富家少年，听说其邻国赵国首都邯郸的人们走路的姿态特别美，就“吃饱了撑的”，特地去“留学”了一下。结果，他“邯郸步”没有学会，而自己的“寿陵步”却又忘了，就只好爬着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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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类似的故事则是“东施效颦”。据说“四大美人”之首的西施有一个心口疼的病，出门时就老捂着胸口，还皱着眉头。当地有一个名叫东施的丑女，觉得西施这样子挺好看，就也捂着胸口、皱着眉头招摇过市。结果，富人吓得闭门不出，穷人吓得拖家带口逃走。诚如一句调侃语所说的：“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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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两个故事的寓意而言，都是比喻模仿别人不得法，反而把自己原有的本领忘掉了，效果极差。对这个寓意，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从积极的角度讲，向别人学习是可以的，或者是应该的，但一定要“得法”，否则结果会很惨。从消极的角度讲，如果无法确认自己能够坚守原有的本领，那么宁可不学新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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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邯郸学步”是一个夸张的故事。现实生活中，寿陵少年即使没有学会“邯郸步”，也不至于爬着回家。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独有的步法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他所掌握的两种步法中，即带有寿陵风格的“邯郸步”，以及带有邯郸风格的“寿陵步”，以及“邯郸步”和“寿陵步”共有的风格?而“东施效颦”的故事则反映了一个审美标准问题。人们之所以觉得“东施颦”太难看，其实是以看惯了的“西施颦”为参照的，是出于一种带有偏见的审美观。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去看“东施颦”，或许反而会觉得“别有风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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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习得其实也有一个“学步”和“效颦”的问题。所谓二语学习，就是在习得母语的基础上，再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然而，在实践中，就绝大多数人最终得到的结果而言，往往都是“邯郸步”或“西施颦”都没学到家，也就是没有达到类母语水平而始终处于中介语状态，即使是那些职业的外语工作者也往往难逃此“宿命”。再从理论上来看，关于是否有可能达到类母语水平，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或认为不可能（如“关键期假说”），或认为有可能，对此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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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接下来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二语学习者的母语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是否还能保持“寿陵步”的原汁原味，或者虽“丑”而至少还能“看看”?也就是说，在二语学习过程中，他们的母语是否受到了来自二语的“影响”或“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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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影响或迁移确实存在，那么必然会在二语学习者（也是双语使用者）的两种语言之间，出现一种既不同于一语又不同于二语的第三种语言使用状态?这种状态具体表现为，其二语带有一语的某些特征（正向迁移），而一语则带有二语的某些特征（反向迁移），而且两者之间出现一种趋同特征。如果我们以该两种语言的母语单语者为衡量标准，那就是说母语不像母语，说二语又不像二语，堪称“非驴非马”。那么，我们将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评价这样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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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观念中，“非驴非马”往往带有贬义，类似的还有“不三不四”、“不伦不类”、“四不像”等说法，反映了人们凡事追求“纯正”的传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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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二语学习者的母语在理论上是否有可能保持“纯正”，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与单语者究竟有何不同?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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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言习得通论 6.1 跨语言影响的双向性和二语对一语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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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对二语习得研究传统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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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中，人们对语言迁移研究的兴趣点基本上是在一语向二语的迁移方面。尽管后来提出了“跨语言影响”的新概念，一般也是指一语对二语的单向影响。针对这种影响，人们通过分析学习者的中介语，从心理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社会语言学等角度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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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对单向的二语习得研究传统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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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双语现象的单语者标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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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斯简（Grosjean，1989）等学者认为，把学习者语言中对母语者规范的偏离看作偏误，是出于一种“单语偏见”（monolingual prejudice）或“双语现象的单语观”（the monolingual view of bilingualism）。也就是说，从单语母语者的立场出发，把学习者的语言与单语母语者的差异一律看作是需要校正的“偏误”，这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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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什么是母语者（native speaker），近10多年来争议越来越大。英国应用语言学家库克（Cook，1999）将“母语者”定义为“一个仍然说童年时期学会的语言的单语的人”。这个定义将语言在个人发展中的优先性和使用的连续性与语言学中通常的简化假设“母语者是单语者”结合了起来。这也不排除一个人是不止一种语言的母语者的可能性，如果他/她在童年时同时习得了这些语言的话。但是，根据这个定义，对一个二语使用者来说，成为一个二语的“母语者”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二语使用者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和那么多的二语习得研究者用同样方式对待他们的一个原因：“按照定义，学习者的语言是匮乏的。”（Kasper&Kellerman，1997）换句话说，既然母语者必须具备这样一些条件，那么二语学习者将永远达不到“母语者水平”；尽管他们早已成为二语的使用者，但同时也是毫无成功希望的“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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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样的观念，格罗斯简（Grosjean，1989）认为，人类的某一个群体不应当因其他的人们不属于自己的群体就评判他们为“失败者”，不管是依据种族、阶级、性别还是语言。人们应该通过其作为二语使用者的成功而不是通过其未能像母语者那样说话而被衡量。习得一种二语的目标应该是成为一个二语使用者，而不是被算作一个母语者。二语习得研究必须公平对待其研究对象——懂两种语言的人，而不能将其从属于只懂一种语言的人。二语使用者是拥有其自身权利的一个人，而不是别的某个人的仿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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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Cook，2003）则指出，要得出世界上单语母语者的精确数字是很难的。相反，要为学习或使用二语的人们找到一些数据倒是稍微容易些。以英语为例，1999年，英国文化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曾宣称世界上有10亿人正在学习英语，包括日本所有12岁以上的孩子。每个地方都出于某种用途而使用英语（诸如学术杂志和网络）；许多从未遇见过母语者的人互相通过英语进行交流（例如做全球业务的商务人士）。一些几乎根本不把英语作为母语来说的国家（例如新加坡）特意用它作为“第一语言”；其他国家（诸如尼日利亚、喀麦隆、印度和巴基斯坦）将它作为官方语言。撇开英语不谈，比如开普敦、伊斯兰堡或布鲁塞尔的大部分人都在其日常生活中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或几种语言。单语母语者远非人类的典型特征，并且在世界上越来越难以找到，即使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这可能难以证实人类实际上大部分是由二语使用者组成的，但是至少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如果单语现象被当作是人性的正常情况，那么二语使用者就可能被看作单语现象的语言学的脚注。然而，由于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或使用者，单语者不论在统计数字上还是在人类潜能上，都可以被看作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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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二语习得和双语现象研究的常用手段是依据“平衡双语者”（the balanced bilingual）或是“精通双语者”（ambilingual）来看二语所要达到的标准。例如，托利彼奥（Toribio，2001）将平衡双语者定义为：“拥有两种语言的类母语能力的说话者”，并且将衡量二语使用者的标准看作是“一个理想化的双语者的母语者语言能力”。库克（Cook，2003）对此评论指出，这种母语者语言能力的构建可能在一语习得中是合适的，因为所有人类都能得到它，但是理想化的双语者语言能力的概念可能是极其误导人的，因为几乎没有二语使用者得到这种能力。有多少人能在其语言使用语境的一个合理范围内获得两种语言的类母语技能?如果根据他们像两种语言的母语者那样运作的能力，而不是根据他们使用两种语言的整体语言能力来下定义，那么他们只是例外，而非二语使用者的典范。使用一个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的母语者尺度，会在将来（如同过去所为）使我们对那些在两种语言之间远非类母语的而数量占压倒优势的二语使用者视而不见。母语习得研究是研究大多数人取得了什么，而不是单语的“莎士比亚们”的能力。二语习得研究同样也应该研究典型的二语使用者取得了什么，而不是双语的“纳博科夫[1]们”（Naboko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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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学者提出了一个更具整体性的观点。格罗斯简（Grosjean，1989）提醒人们注意：“The bilingual is not two monolinguals in one person”（双语者并非集于一身的两个单语者）。换言之，双语者的语言能力不应该被看作两种单语能力的简单相加，而应该结合使用者的整个语言总藏来进行判断（Grosjea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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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Cook，2003）还认为，如果二语使用者是一类不同的人，那么二语习得研究的兴趣应该是发现他们的特点，而不是他们和母语者比较出来的缺陷。库克（Cook，2002）将二语使用者的特点描述为以下四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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