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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城市 第三章 城镇和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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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纪时在西部欧洲那种基本上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中，是否有城市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根据所给予城市一词的含义而定。如果所指的是一个地方，其居民不是以耕种土地为生，而是从事商业和工业，那么回答应该是“否”；如果我们把城市理解为一个社会，具有法人的资格，并拥有自己特有的法律和制度，那么回答也是否定的。反之，如果我们认为城市是一个行政中心或者一个堡垒，则我们不难相信加洛林时代几乎与其后的数世纪有着同样多的城市。这就是说存在于当时的城市没有中世纪和近代城市的两个基本属性——市民阶级的居民和城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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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定居的社会，无论多么原始，也需要为它的成员提供一些集会的中心，也可以说碰头的地点。为着举行祭祀、开设市场、召集政治和司法会议，必须指定一些地方用以接待那些希望参加或必须参加这些活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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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的需要在这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当外敌入侵之时，人们必须有避难之处，以便得到暂时的保护。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战争。有了战争几乎就有了堡垒的构筑。人类建造的第一批建筑物很可能是保护围墙。甚至在今天，几乎在一切野蛮部落中都可以见到这种围墙；无论追溯过去多远，情况照样如此。希腊人的卫城（acropoles），伊特鲁里亚人、拉丁人和高卢人的重镇（oppida），日耳曼人的城堡（burgen），斯拉夫人的城镇（gorods），像南非黑人的村寨（kraels）一样，开始时都只不过是聚会的地方，尤其是庇护所。它们的设计和修建自然取决于地形以及当地所有的材料。但是总的布局到处都是一样的，包括一块方形或者圆形的地方，围以用树干、泥土或石块做成的壁垒，有壕沟护卫，有大门出入。简言之，是一个围子（enclos）。我们立即会注意到，在现代英语和俄语中表示城市的词（分别为town和gorod），原意都是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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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时，这些围子总是空着的。只有当举行宗教的或世俗的典礼，或者战争迫使人们带着牧群到那里避难的时候，人们才涌到那里。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些地方逐渐地由间断性的热闹变成经常性的热闹。庙宇建立起来了；地方长官或酋长设置了他们的邸寓；商人和工匠也来定居。当初只是偶尔作为集会中心的地方变成一座城镇，即这个部落全境的行政、宗教、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这个地方通常就以这个部落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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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许多社会中，特别是在古典时代，城镇的政治生活不限于城镇的墙垣之内。城镇实际上是为部落而建立的，部落的每一个人，无论居住在城墙之内或之外，都同样是城镇的公民。无论希腊或者罗马都没有过类似于中世纪的具有严格的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那种市民阶级。城镇生活与民族生活融合在一起。城镇的法律就像城镇的宗教一样为全民族所共有，城镇是全民族的首府，全民族以城镇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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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城市制度在古典时代等于政府组织制度。当罗马帝国将其统治伸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时候，就把这种制度作为帝国行政制度的基础。日耳曼人入侵以后这种制度在西部欧洲得以幸存。①毋庸置疑，5世纪以后很久，在高卢、西班牙、非洲和意大利仍可发现这种制度的痕迹。然而社会组织的没落，使得这种制度的大部分特点逐渐消失。到8世纪，无论十人团，或者城市志，或者城市保卫官都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伊斯兰向地中海推进，使得直到那时在各城市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活力的商业不可能继续下去，因而迫使城市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落。但是这尚未判处城市的死刑。尽管城市缩小和萧条了，但是还继续存在。在当时的农业社会中，不管怎么说，城市保持着极大的重要性。如果想了解城市以后所起的作用，则必须充分了解城市当时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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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教会根据罗马城镇的区划来建立自己的教区。由于教会受到蛮族的尊敬，因此当蛮族定居在帝国各省之后，教会得以将城市制度继续保留下来，因为教会是以这种制度为基础的。商业的中断和商人的离去对于教会组织并无影响。主教们驻节的城市变得更加贫困和人烟稀少，而主教们并未受到影响。反之，愈是普遍地由富变穷，主教们的权力和影响愈是显示出来。主教们因国家威信的丧失而享有更高的威信；他们得到信徒的大量捐赠；加洛林王朝吸收他们参加社会的管理，由于这一切，主教们就同时凭借他们的精神权威、经济力量和政治活动而受到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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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查理大帝的帝国崩溃的时候，主教们的地位远未受到损害，仍然很巩固。那些摧毁了王权的封建王侯们，并未触及教会的权力。因为教会的权力源于神授，所以免遭损害。王侯们害怕主教们，因为主教们可以向他们投以逐出教会这项可怕的武器。他们将主教们当作秩序和正义的超自然的保护者来尊敬。在9和10世纪的混乱之中，教会的权势因而未受触动，而且教会当之无愧。为了与王权往后无力压制的私人战争的灾难作斗争，主教们在他们的教区内建立了上帝的和平制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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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们的优势自然赋予他们的驻节地——即古代的罗马城镇——以特殊的重要性。拯救这些城镇免于毁灭的正是这一点。在9世纪的经济中，这些城镇实际上再无存在的理由。由于不再是商业中心，这些城镇十分显然地失去了大部分的人口。在墨洛温时代城镇还保留着的城市特性随着商人一起消失了。对于世俗社会来说，城镇再无丝毫用处。在城镇的周围，大领地自给自足。本身是建立在单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没有理由关心城镇的命运。加洛林王侯们的宫殿不是坐落在城镇，这一点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这些宫殿无一例外地在乡间、在王朝的领地内：在默兹河流域的赫斯塔尔、朱皮勒；在莱茵河流域的英格尔海因；在塞纳河流域的阿蒂尼厄、基埃西等等。埃克斯-拉-夏佩勒的名声不应引起对该地性质的错觉。该地在查理大帝时期暂时放射的光芒，仅仅由于它是皇帝喜爱的住处这一优越条件。在虔诚的路易统治末期，该地就沦为无关重要了。在四个世纪以后该地才成为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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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罗马城镇的继续存在不能做出丝毫的贡献。作为法兰克王国省份的伯爵领地也没有各自的首府，正如王国本身没有一个首都一样。受托管理伯爵领地的伯爵不居住在固定的地点。他们经常在其辖区内巡回，以主持审判会、征收捐税和招募军队。行政中心不是他们的衙署，而是他们本人。因此无论他们在城镇中是否有官邸都无关紧要。由于他们是从该地区的大领主中招聘的，他们通常住在自己的领地内。他们的城堡如同皇帝的宫殿一样通常是在乡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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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教会的纪律迫使主教常驻一地，他们必须经常住在各自教区的主教教座所在的城镇。城镇虽然在世俗管理方面失去了作用，但是并未失去宗教管理中心的性质。每个主教管区仍然以其大教堂所在的城市为中心。从9世纪起，civitas（城市）一词意义的变化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这个词变成了主教管区和主教管辖城市的同义词。civitas Parisiensis一语既指巴黎主教管区也指主教驻节的巴黎市本身。根据这双重含义，人们还记得教会使古代的城市制度适合于教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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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变得贫穷和人口减少的加洛林城镇所发生的事情，与当4世纪时“永恒的城市”不再是世界的首都，在一个重要得多的舞台——罗马，所发生的事情十分相似。皇帝们抛弃罗马去拉文纳，随后去君士坦丁堡，他们把罗马遗弃给教皇。罗马在宗教管理方面继续起着它在国家管理方面不再起的作用。皇帝之城变成了教皇之城。罗马的历史威望提高了圣彼得的继承者的威望。因为与世隔绝，他似乎更加伟大，同时变得更有权力。人们也只能看到他；旧的主人不复存在，人们也只能听命于他。他继续居住在罗马，使罗马成为他的罗马，正如每个主教使他居住的城镇成为他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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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帝国末期，尤其在墨洛温时代，主教对于城镇居民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利用世俗社会的日益瓦解，接受或曰僭取了权力，对于这种权力，居民尽量避免提出异议，国家对此不感兴趣，而且也无法制止。教士从4世纪起开始享有司法和税收方面的特权，这进一步提高了主教的地位。由于法兰克国王们大量授予主教特免证书，主教的地位更加突出。根据特免证书，主教实际上摆脱了伯爵对他们的教会领地的干涉。从那时（即7世纪）起，他们被赋予对其人民和土地的不折不扣的领主权。除了他们已经对教士执行的教会审判权以外，又加上了世俗审判权，他们把世俗审判权委托给一个由他们建立的法庭，法庭的庭址自然固定在他们驻节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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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世纪，由于商业消失，城市生活的最后痕迹随之消失，那些残存下来的属于城市居民的东西不复存在，这时，已经如此广泛的主教权势变得无与伦比。从此以后，城镇完全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在城镇中事实上几乎也只有或多或少直接从属于教会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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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非常准确的资料，然而还是可以猜测出这类居民的性质。他们包括大教堂以及聚集在其周围的其他教堂的教士，修道院的修士（他们来到主教管区的主教教座所在地定居，有时为数相当多），教会学校的师生，最后还有仆役以及自由的或非自由的工匠（他们对于满足祭祀的需要以及教士日常生活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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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里几乎总是可以看到每周一次的市场，附近的农民把他们的农产品拿到那里。有时在城镇里甚至还举行一年一度的市集（annalis mercatus）。在城门口对进出的每件东西征收商品通行税。在城内设有一个铸币厂。在城镇里还有几座塔楼，住着主教的封臣、推事或城堡主。除此之外，最后一定还有粮仓和仓库，堆积着主教领地和修道院领地的收获物，是由佃农们定期用大车从外面运来的。在每年的重大节日，教区内的教徒涌入城镇，使之在几天中显出不寻常的喧嚣熙攘生气勃勃的景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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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整个小小世界承认主教既是精神首领也是世俗首领。宗教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结合起来，确切地说，在他身上混成一体。在一个由神甫和议事司铎组成的宗教会议的协助下，他根据基督教道德的箴言管理城镇和教区。由于国家的软弱，更由于国家的恩宠，由副主教主持的教会法庭大大地扩大了职权范围。不仅有关教士的所有案件归它审理，而且有关在俗教徒的许多案件也归它审理：如婚姻、遗嘱、身份等等案件。指定由城堡主或推事主持的世俗法庭的权限也得到类似的扩大。从虔诚的路易在位时起，世俗法庭不断地侵越职权。政府管理越来越混乱不堪，既说明了越权的原因，也说明了越权是正当的。并非仅仅享有特免权的人归世俗法庭管辖。很可能至少在城镇的墙垣之内，每个人都受世俗法庭的管辖，世俗法庭事实上代替了伯爵在理论上还拥有的对自由民的审判权。⑤此外，主教还行使未严格规定的警察权，据此他管理市场，规定商品通行税的征收，监督硬币的铸造，负责城门、桥梁和壁垒的维修。简言之，在城镇的管理方面再没有一个领域，他不是以秩序、和平和公众福利保护者的身份，根据法律或权力进行干预。神权制度完全代替了古代的城市制度。居民由主教进行管理，他们不再要求分享丝毫的政府权力。有时确实在城镇中爆发骚乱。主教在其殿堂内受到袭击，有时甚至被迫出逃。但是不可能从这些暴动中看到丝毫城市精神的痕迹。这些事件是由于阴谋诡计或私人争端而导致的。如果认为这些事件是11、12世纪城市公社运动的前兆，那是绝对错误的。再者，这类事件也是很稀少的。一切表明，主教的管理一般来说是仁德的，也是得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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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这种管理并不限于城镇范围之内，而是扩展到整个主教管区。城镇是管理的中心，而主教管区是管理的范围。城镇居民丝毫也不享有特权地位。他们生活其下的制度是习惯法的制度。城镇居民中包括骑士、农奴和自由民，他们与城镇之外的同类人的区别仅在于他们是聚居在一个地方。中世纪的市民阶级将要享有的特别法和自治，这时还找不出任何痕迹。当时的文献中用来指城镇居民的civis（公民）一词仅仅是地形学上的一个名称，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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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是主教驻节地同时又是堡垒。在罗马帝国的末期，必须在城镇的四周筑起墙垣以免受蛮族的侵袭。几乎在各地这些墙垣依然存在，主教们以更大的热情忙于对其加以维修或者修复，因为萨拉森人和诺曼人的入侵在9世纪时使人们日益紧迫地感到需要防护。因此罗马的旧城墙继续保护城镇免遭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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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的布局在查理大帝时代仍然是君士坦丁时代的样子。一般来说呈长方形，围以墙垣，侧建塔楼，有城门与外界相通，门数通常为四。如此围在墙垣之内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边长很少超过四至五百公尺。⑦而且城内也远非满建房屋，房舍之间有耕地与园圃。墨洛温时代还展开在墙垣之外的郊区（suburbia）已经消失。⑧由于有城墙的防卫，城镇几乎经常胜利地抗击来自北方和南方的侵略者的进攻。在这里只要回想885年诺曼人包围巴黎的著名事件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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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管辖的城市自然成为附近居民的避难所。修士们甚至从遥远的地方去到那里寻求躲避诺曼人的庇护地，例如887年圣瓦斯特修道院的修士们去到博韦，881和882年圣康坦修道院和根特的圣巴沃尼斯修道院的修士们去到拉昂。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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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和混乱赋予9世纪下半叶一种十分阴郁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确确实实地进行保护的使命于是落到了城镇头上。城镇不折不扣地是受到侵略、掠夺和充满恐怖的社会的保障。然而不久，城镇不再单独起这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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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9世纪的混乱状态加速了法兰克王国不可避免的解体。伯爵们同时又是他们地区最大的领主，他们利用当时的形势为自己僭取了完全的自治权，把他们的职位变成世袭的产业，把委托给他们的政府权力和他们对自己的领地行使的私人权力结合起来掌握在他们手中，最后把所有他们能够夺取的伯爵领地合并成一个单一的诸侯国，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加洛林帝国于是在9世纪中叶以后分裂成为许多块领土，分属于许多地方王朝，与国君仅仅保持着脆弱的封建臣属关系。国家过于软弱，无力对抗这种分裂。毫无疑问，这种分裂是通过暴力和背叛的手段来实现的。然而，总的来说，这对于社会是有利的。王侯们攫取了权力，也就立即承担了由此而产生的义务。他们最明显地关心的是保卫和保护已经成为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人民的那些土地和人民。他们不会不执行只要关心私人利益就不得不执行的任务。随着权力的增长和巩固，他们越来越关心如何给予他们的诸侯国一种能够保证社会秩序与治安的机构。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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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应付的第一需要是防御，既要防御萨拉森人或诺曼人，也要防御邻近的王侯们。因此，从9世纪起，每个地方都布满了堡垒。⑪当时的文献给予这些堡垒各种各样的名称：堡（castellum）、营（castrum）、镇（oppidum）、城（urbs）、市（municipium）⑫；这些名称中最常用而且无论如何最具有专门用语性的是城堡（burgus）这个词是后期罗马帝国的拉丁文从日耳曼语中借用来的，而且所有的现代语言中都保留着这个词：burg, borough, bourg, borgo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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