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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百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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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各位苏丹在努力防暴、遏制犯罪;另一方面平民百姓也以各种方式回应不论是耶尼色里,或者是政府,又或者是普通刑事犯罪所引发的暴力事件: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其中,也会吓得目瞪口呆地观望,或者自娱自乐地看热闹,并且,他们一定会团结起来保护自己。总之,他们既是奥斯曼都城暴力之都的贡献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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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中的严重政治动乱不可避免地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城中居民的生活。1703年,按那时的一位《当代奥斯曼历史》的匿名作者所记,“伊斯坦布尔的所有居民,不管愿意与否,都卷入了那场叛乱”。228这位匿名历史学者的观点是,人们是被迫加入反叛行列的。这说明普通大众不可避免地会牵涉进叛乱活动,不管他们喜欢与否,他们是被迫参与的。但是比这个观点更容易让人相信的是,百姓似乎拥有更多的独立选择权。人们绝不总是被动地被拉进反叛行列的。相反,他们可以选择远离。在1730年,帕特罗纳·哈利勒试图推翻艾哈迈德三世。百姓所做的正是这样。“在不知道局势会引向何处的时候,他们不做任何选择,在恐慌中把自己关在家里”。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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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至1809年间高度不稳定、快速变化的政治局势,使百姓经常落入无法解脱的暴力受害者的境地。海军舰队司令拉米兹帕夏对耶尼色里聚集地阿加门(耶尼色里总部)进行炮轰——根据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记载,这是一次报复行动——不仅没能驱散他们,反倒产生了事与愿违的负面效果。这次轰炸给耶尼色里提供了反政府的言论武器,也将被炮火吓坏了的百姓推倒耶尼色里一边。大部分炮弹并没有击中目标,反而像下雨一样落在其他地方,例如库姆卡普、贝亚济区、维法和苏莱曼伊耶。甚至苏莱曼尼耶清真寺(16)都被击中,原来有一颗炮弹被不小心打进了清真寺的窗户。还有一颗炮弹击中高官奥斯曼阿加位于霍克帕夏的府邸,一人当场毙命。位于卡皮花园的耶尼清真寺也未能幸免于难。当所有在阿加门的人在炮轰的紧张和恐惧等待的时候,他们派出人骑在马背上到城区四处高喊:“穆罕默德先知的众民啊,这些人用大炮想毁掉清真寺啦,他们要把伊斯坦布尔交给异教徒啦”,230当苏莱曼尼耶被大炮击中的时候,就更给这话增加了分量。与此同时,一群人聚集到考普鲁克和艾米诺努,为要观看放炮的热闹场面。他们被当成是耶尼色里,成为炮击的目标,死于非命。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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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暴力事件都会牵连其他人。有些时候那只是可供观赏的一场热闹,就像火灾一样。按照伊福利亚·塞利比的观点,即便性情温和、文雅、有教养、有绅士风度的人不感兴趣,但是这类事件对普罗大众仍然是具有吸引力的。1649年7月,很多鸦片吸食者以及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从城里蜂拥赶到于斯屈达尔,就为了观看由“匪徒”领袖古尔库·内比、卡提尔希奥格鲁·穆罕默德和卡扎兹·艾哈迈德领导的耶尼色里对塞莱利反叛行动的战斗场面。大维齐尔在卡姆利山坐镇,位于于斯屈达尔的耶尼色里和西帕希人数高达一万人之多。这就需要每日运送五千块面包以及从切克赛斯米运水,因为那时天气炎热。232成千上万的人流向于斯屈达尔,身着盛装,在那里以及百格拉、卡拉萨赫米特苏丹修道院和米思琪恩勒尔修道院寻找合适的地点,好让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观看即将爆发的战斗。人们所关心的,就是哪个葡萄园或者哪座山包更利于观看。有些人还没找到合适的地点就开始野餐了,他们在路边享用的食品包括熏牛肉、萨库克(开胃香肠)、凯卡瓦尔奶酪、烤鹰嘴豆、坚果和棒子。这些人就像是漫步在通往凯基森的步行道上,又像是在射箭场那里享受生活。他们围坐在一起,或者是在墓地里,或者是在葡萄园中,有的挥舞着衣服到处跑,还有的在放烟花,也有的在玩球,或者是背诗唱歌,骑马周游。有些人甚至混迹于士兵中间,吸烟斗、扇扇子。当战斗打响的时候,会跟奔赴战场的士兵索取饮用水或者点烟斗的火石。有人还带来了弓和箭袋。尽管这些武器非常破旧,羽毛被虫蛀了,但是武器的主人更热衷于说大话,他们保证说要碾碎这些背信弃义的塞莱利叛乱分子。还有另外一些人预言说如果塞莱利分子得胜,那么灾难就会降临。他们说于斯屈达尔的所有人都会被扔进姑娘塔的海里,那时,贫穷、困苦的人即使有一千金币也无法找得到一条船。战斗打响了,持续了一整天,用望远镜观看的人向大家报告着进展情况。最终,塞莱利的部队后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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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福利亚·塞利比对这些人的行为非常愤怒,他们就像是在看好玩的娱乐节目,然而那些战斗中的人们却是在面对生死攸关的大事。他的描述完全没有讨好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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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群孱弱的可怜人,他们腿像蝗虫,是身上无毛的瘾君子。他们流着鼻涕、带着恶兆、弯腰驼背、嘴歪眼斜,在闷热中聚在一起。他们身穿薄外衣,或者是披着印度艾哈迈巴德布,人挨人地坐着,有人手里拿着扇子,有人拿着背挠,观看眼前的战斗情景。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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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热衷观看战斗场面,人们还会抢着看死难者的尸体。尽管他们在1730年帕特罗纳·哈利勒反叛的时候是将自己关在家里静候结果,但他们仍然没忍住,赶出来看了海军舰队司令穆斯塔法帕夏以及穆罕默德帕夏的尸体,还跟着后者走了一段。他们仇恨的眼光就好像有仇要向他们报一样。234他们厌恶地看着尼夫赛赫尔利·达麦德·易卜拉欣帕夏的尸体,并欣然向帕特罗纳·哈利勒表达感谢。但没过多久,当帕特罗纳·哈利勒失败,被新登基的苏丹马哈茂德一世处死时,人们又转而为此雀跃。他们赶来看他被扔在贝布胡马雍的尸体,为他的死而发出感谢。235公告传报员被派到城中各处,公布叛军领袖死亡的好消息。人们从以前忠心支持帕特罗纳·哈利勒的立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表示欢迎这一事件,并为苏丹的成功向真主祈求。236虽然他们愿意帕特罗纳·哈利勒扳倒易卜拉欣帕夏,但是随后的混乱状态并不是他们喜欢的。刚刚用痛恨的眼光看过倒台的大维齐尔的尸体,现在他们又很高兴地观看帕特罗纳·哈利勒的尸体。大众的立场变幻无常,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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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公众再次有尸体可看了。这回是前皇太后侍从优素福帕夏的尸体。他的项上人头是从布尔萨带回来的。之前他被流放,后被处死,尸体停放在易卜拉特塔西。237这颗头颅吸引一大群人来观看,“一连三天,很多人就像看展览一样来看这颗头颅,离开的时候都会再辱骂几句”。238这种活动很显然具有镇静作用,因为人们燃烧起来的热情因此能冷静下来,群众的愤怒程度会随之下降。2391809年人们对放在易卜拉特塔西那警示之石上的卡迪帕夏的人头反应更热烈一些。他倒台的消息使整个城市都翻腾起来,至少根据那时的奥古路奇安的记载是这样。“全城的人都涌到那里,他们冲着那颗头颅叫骂,很多人拽下胡须,他们还吐唾沫在上面,最后整颗头颅都被吐沫盖满,胡须也给拔得一根不剩”。240还有很多人过来会用脚踢它,他们对卡迪帕夏曾试图捣毁耶尼色里,用新的军队代替他们非常愤怒。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伊斯坦布尔城里就会连一个活着的耶尼色里也剩不下。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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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城的暴力绝不单单是政治原因,百姓还受普通犯罪、谋财害命、盗窃、绑架和凶杀之害的影响。与任何其他大都市一样,人们会被凶杀、绑架、强奸或者抢劫。甚至有信仰的人也会觊觎他人财物。1807年,在霍克帕夏的公共厕所里发现了一只人的胳膊。市政官穆萨帕夏下令调查。结果发现,是一所麦德莱斯(17)的两位毛拉(18)谋财害命,他们还将死者的屁股和两只脚扔到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的公共厕所里。为此,这两个人被处以绞刑。242一桩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凶杀案于1876年2月在《格拉斯哥前驱报》上连载。这个发生在培拉区的二人命案“既神秘,又惊悚”,死者是两位亚美尼亚姐妹。她们失踪后六个月尸体才被找到。奇怪的是,其中一位姐妹的房东在房租到期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重新找房客。《格拉斯哥前驱报》写道:“除了这一情况,还有一件事实,那就是这房东所住房间的天花板渗出被杀妇女的血迹。所有这些线索使人们倾向于他就是罪犯,至少也是知情人。”一位加拉塔股票经纪人似乎也有牵连。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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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凶杀案的动机令人匪夷所思,即便有高层调查机构介入,仍无定论。一个箱中尸首的案子,即使是像泽尔尼塞尼扎德·伊斯梅尔阿加这样有能力的博斯坦茨巴西也无法拿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在1805年至1906年间,一条小船在阿尔卡帕(19)外的码头卸下一个木箱子。木箱被交到一个搬运工手里,让他送到海关,说在那里他会发现货主。搬运工把箱子运到了,但是货主并不在那里。于是他丢下箱子,离开了。过了几天,箱子里冒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人们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放着一具尸体。因为尸体是从城外过来的(也因为是从海上来的),人们将此事报了官。大维齐尔和苏丹向博斯坦茨巴西伊斯梅尔阿加提出质疑,如果这是一桩单纯谋杀案,那么尸体应该直接从船上抛到海里。为什么有意要将尸体带到海关?这很难解释。博斯坦茨巴西伊斯梅尔阿加多方努力,仍未获得任何进展。这个案子一直悬而未决。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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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受害人是位大人物,是负责调查案件的大维齐尔本人,结果有时仍然“秘不见官”。1590年,维齐尔优素福帕夏在库鲁塞斯米的家中被人用匕首刺死,是一大早被发现的。大维齐尔希南帕夏天一亮就亲临现场,进行调查。他将随从、阿加以及其他仆人都集中起来,把他们投进监狱施以酷刑,但是仍无结果。调查非常彻底,其范围甚至扩大到外国使馆。尽管如此,罪犯仍未找到。很久以后,杀他的两个仆人的尸体才被发现(优素福帕夏很显然是恶待仆人的)。在事件发生那么久以后才找到他们的尸体,这件事让人很吃惊,同时也引起猜测,那就是在帕夏之死这件事情上,有大人物染指。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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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面对犯罪行为的一个方法是群体认同。国家防暴、控暴使用统一管理的方法,百姓也是如此,他们常常以群体对抗犯罪活动。这样的群体可以是以职业划分的,就像1810年针对搬运工长期受虐问题,人们团结以待之;246或者是1811年的商人们,一些士兵在耶尼清真寺(皇太后清真寺)的院子里殴打一位妇女,他们用关自己店铺和关百叶窗的杆子痛打了这些士兵;247或者,同一宗教的人可以组成一个群体来保护自己免受迫害。1810年巴拉特的犹太人向驻扎在那里的耶尼色里发起攻击,下定决心要保护自己不再遭受他们长久以来所受的耶尼色里的迫害,他们已经到了不计后果的程度。这次冲突之后,他们中有些人被抓,有的则被绞死。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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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确定伊斯坦布尔市民身份归属的一个标志是马哈勒,事实上对任何奥斯曼人都是如此——不管他走到帝国的哪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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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 马哈勒(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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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勒是城市的中心单位,是群体管制的实际表现,城市结构就是由马哈勒构成的。城区的划分也是按马哈勒分成各个社区或者叫居民区。国家权力和掌控的实施,不是靠直接出面,而是通过马哈勒一级的官员,包括伊玛目,以及十九世纪时的穆赫塔尔(马哈勒的世俗领导)和卡迪。管理马哈勒事务的,是伊玛目和卡迪。他们主持公义、施行处罚、限制包括卖淫这样的不道德行为、保护社区名誉。国家让马哈勒负责管理辖区内外国人和滋事者的行踪,并在城中动乱加剧、犯罪增加的时候,可以命令马哈勒密切关注居民行踪,将任何可疑情况向当局报告。249伊玛目、卡迪和穆安津(21)要将不道德的妇女上报,并禁止这样的妇女在本区出现。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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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勒本身给予人很强烈的身份归属感,住在里面的人强烈地彼此认同,并共同关心本区内个人表现的好坏。马哈勒内部的公众压力,也叫马哈勒巴斯奇尼(马哈勒突袭),可以归正不良行为,公众不赞成的活动会受到大家的集体攻击。任何外来进入马哈勒的人员,其行动受到本地居民的严密监视和认真汇报。邻里之间也互相监督,保证彼此的行为正直、合宜规范。如果看到有陌生男人进入正在接受监督的妇女家里,或者单单是听闻此事,整个马哈勒都会行动起来,一场马哈勒突袭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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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突袭会搞得大张旗鼓、人尽皆知,所以非常有效。一旦在一位妇女的家里看见不相干的男人,每个人都会接到通知,然后男人们会聚集在咖啡馆里组织突袭。突袭小组的构成包括警察、伊玛目、穆赫塔尔、马哈勒的领导、手持棍棒的守夜者以及马哈勒的年轻人,他们带着棍子,甚至枪支,守夜者拿着灯笼领路,直奔事发地点,将房子包围以防止那个男人逃跑。他们大造声势,高声喊着说他们不会容忍这种不道德行为,并勒令其开门。如果不马上开门,伊玛目就会命令砸门,然后人们就一齐涌入,开始从上到下地搜查房子。如果他们没找到男人,就会散去,有可能会向那妇女道歉——虽然无论如何,这女人都得接受。如果他们果真找到了那个男人,他们就会把他拉到街上,羞辱他,往他脸上吐唾沫,在整个马哈勒人面前让他难堪。然后,他们会把他送到警察局。接下来,他们会回到那所房子,通知那个女人第二天必须离开该马哈勒——她这是被驱逐了。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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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培拉区街景,摘自艾米西斯所著《君士坦丁堡》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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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勒有很大的自主权。他们不仅可以驱逐妇女,还可以将一起喝酒和邀请女人到家里的男人驱逐出去。252这种自由意味着马哈勒可以实际上以等同于自治的方式采取行动。相应的,这种方式导致执法时的很大灵活性,如果送上钱,法律的走向就会偏离方向。格拉克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记录道,这是一种“引出很多问题”的商品。253格拉克描述了他所在马哈勒的卡迪是如何按要求提供本区不道德妇女的信息,又是如何受到威胁如果违反命令则必遭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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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得令调查妓女的人来到我们家前面的那条街上。一名卡迪和一名埃米尔(22)出现在清真寺的前面。他们让一位裹着绿头巾的官员坐在那里,将伊玛目和其他宗教人员从清真寺里叫出来,对他们说,如果在那个区里有行为不检点的妇女居住,他们必须上报,否则苏丹会惩罚他们。知道有这类妇女存在的人开始在一张纸上罗列她们的名字,并将纸放在卡迪的面前——还没结婚的或没有丈夫的妇女,会贿赂这些宗教人士,以保证她们不会被揭发在名单里。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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