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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印度河流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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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考古成就之一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发现。此后数十年的不断发掘证明，它是古代世界最优异的文明花朵之一，包括的地域也十分广阔，北起萨特累季河（Sutlej）上游，南到坎贝湾，西起阿拉伯海的马克兰海岸（Makran Coast），东到恒河与亚穆纳河的交汇处，都在它的范围之内。在已经发现的100多处城市和村镇遗址中，最重要的是哈拉巴、摩亨佐达罗、昌胡达鲁、卡利班甘和罗塔尔，其中又以哈、摩两城最为典型，也保存得最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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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座城市的周长均为5公里左右，都是由一座建筑在6～15米高的土丘上的城堡和一个面积更大、地势较低的市区组成。城堡和市区之间隔有沟渠（人工河或一条大河的支流）。城堡除防御工事外，还有谷仓、公共浴室、会议厅、作坊、住房等。城堡的大谷仓高墙厚垒，十分坚固。其中的十字通道可以保证仓内有良好通风。作为城市主体的市区是居住区，街道多数修得笔直，最宽可达9米，通常是直角相交。各街区内往往又有很多纵横交错的小巷。每户都有水沟与统一的排水网相连，保证污水最后排人河流。房屋多用尺寸划一的烧制砖建成，有小住宅，也有大寓所。城市看来是经过周密设计后才动手兴建的，房舍规模的不同亦透露出贫富不均的迹象。这里的主要粮食是小麦和大麦，也种枣椰、豌豆、甜瓜及其他蔬菜和水果。饲养的动物则有牛、羊、骆驼、狗、猫、鱼等。男人和女人的衣服区别不大，性喜修饰是他们的共同特点。男人蓄各式胡子，女人戴扇形头饰。饰品用金、银、铜等做成，嵌以珠子或次等宝石。妇女用品还有椭圆形铜镜和象牙梳子等。居民主要从事农业，但手工业也很发达，在制陶、纺织、染色、造船等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技艺，也能用金、银、铜、锡、铅等金属制造各种器物。最重要的手工业是制陶。陶器可分为两类：手制的和陶轮制的。也发现了一些烧制陶器的窑。彩绘的陶器做工精巧。常用工具有针、钻、刀、斧、锯、镰。武器主要有矛、弓箭、匕首、锤子、投石器以及铜和青铜的剑。牛拉的车子可能已经发明出来。大量出土的印章雕刻十分出色。商业方面，曾与中亚、波斯、南印等地有广泛的商业联系，与西亚、埃及等地可能已有海上贸易。进口主要有金、锡、银、铜、玉石和大理石；出口的大宗是布匹。随着商业的发展，度量衡系统也变得完备和精确起来。这里的砝码一般用燧石、石灰石、片麻岩等制成，多为立方体，间或有圆形或圆锥形的。大量见于印章、石板、铜板和陶器上的象形文字是深入了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重要钥匙，可惜至今未能圆满解读出来。目前只知道这种文字在印度河流域存在的整个时期内是一致的，无大发展。这说明它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地步。当时流行的宗教信仰，一般认为是以母神为形式的女性能力崇拜；可能也有对于树木、动物、水、火、太阳等的自然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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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文明繁盛的年代估计在公元前3千纪中叶到2千纪初叶，其创造者很多学者认为是达罗毗荼人。对它的突然消失解释很多，通常的说法是野蛮的雅利安人受繁华城市和巨大财富的吸引，从西北方入侵并毁灭了它；也有人认为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河流改道或长期缺雨，或灌溉系统遭到破坏，或过度砍伐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居民迁移到别处去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印度河流域文明同以后的印度教文明具有内在联系。印度教的湿婆神和阳物崇拜等都可能是雅利安人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那里继承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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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吠陀时代及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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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人是继印度河流域居民之后创造印度文明的主要种族。印度雅利安人的祖先曾和希腊人、罗马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等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或者大家都属于同一母族，亦有可能。生活地点大约在南俄罗斯或中亚某个地区。后来分道扬镳，向南的一支来到伊朗和印度。约自公元前2千纪中叶开始，雅利安人分几批入侵印度。从这时直到公元前6世纪史称“吠陀时代”，因为人们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圣书“吠陀”来了解这一阶段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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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语“吠陀”一词的意思是“知识”，特别指那种精纯神圣、超越世俗的学问。狭义的吠陀指印度古老的经典“吠陀本集”。它是在若干世纪间逐渐纂集而成的，又通过口耳授受的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吠陀本集”有4种：①《梨俱吠陀》（Rigveda）：最古老的圣歌总集，其形成过程不少于数百年，最后编定则在公元前1500年及以后的几百年间。它是为适应祭祀需要而编的，基本采取颂诗形式，对自然现象和当时人所崇拜的诸神表示赞美和祈求。②《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一种符咒和密语的总集，其诗体咒语能降服妖魔，克敌制胜。它的编成稍晚，当在作为祭司和巫师的婆罗门阶层已经占据特殊地位的时代。③《娑摩吠陀》（Samaveda）：一种歌曲集，内容多取自《梨俱吠陀》，但为了适于祭祀时吟唱，所以配上了曲调，并在次序上做了重新编排。④《夜柔吠陀》：祭祀用的祷词总集，分《白夜柔吠陀》（Sukla-Yajurveda）和《黑夜柔吠陀》（Krishna-Yajurveda），成书于种姓制度进一步发展，吠陀祭祀已经占据重要地位的时代。前者只有祷词，后者还有散文体的关于祭仪的讨论。上述四种“本集”各有属于自己系统，但成书较晚的大量的“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此外还有帮助理解“吠陀本集”的六种“吠陀支”和讲世俗学问的四种“副吠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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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吠陀文献提供的线索看，前吠陀时期（公元前1500～前1000年）的雅利安人还只是生活在现今阿富汗、旁遮普至德里一带，尚未涉过亚穆纳河。他们战胜了当地“黑皮肤”、“扁鼻子”、“不事献祭”的土著人，迫使他们或逃入山林，或沦为奴隶。这一时期他们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牛是主要的饲养牲畜和财富的主要形式。其他牲畜还有山羊、绵羊、马、骆驼和大象等。农业已经发展起来，地位日趋重要。人们对于灌溉、耕作和施肥的意义开始有了较深的认识。他们驾二牛犁地，并用镰刀收割。村里有造车、船、犁和其他家什的手工业，也有武器和各种装饰品的制造。妇女的主要工作是纺织、染色和刺绣。医生受到普遍的尊重，他们用草药替人治病，间或也动些小手术。拿巫术符咒替人驱除邪魔则是他们的另一专长。商业也已发展起来。《梨俱吠陀》中提到的“尼湿迦”有人认为是钱币，但也有人认为是项链之类的装饰品。不过即使尚无通货，物物交换至少已经十分发达。远途贩运主要靠马匹和牛车。内河航运可能已经开始。同巴比伦和其他西亚国家的贸易关系始终未断。社会是部落性质的。最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单位是家庭。虽然已是父系社会，但妇女依然很受尊重，能同丈夫一起参加家庭祭祀活动。婚姻纽带已经具有神圣的性质。基本婚姻形态是一夫一妻制。同一氏族的若干家庭组成一个“哥罗摩”（grama），即村。掌管全村事务的是男性村长。村以上的单位是氏族公社和“阇那”（jana）即所谓“国”。“国”（有的说是部落）与“国”之间常有战争。每个适龄公民在战时都要参军上阵。军队由步兵、骑兵和战车组成。得胜的国王可以将远近若干个国置于自己的宗主权之下。国王世袭，其权力受到全体公民大会“萨密底”和元老会议“萨帕”的制约。教育采取口耳相传的方式。至今还没有证据，说明当时已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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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吠陀时期（公元前1000～前600年）雅利安人的生活区域已经进到孟加拉和德干高原。政治生活中心由旁遮普转移到了“中国”，即恒河和亚穆纳河之间的地区。经济以农业为主。土地开始为私人所占有，耕作技术亦大有提高。作物除大、小麦外，还有稻子、豆类和芝麻等。雅利安人已经认识到农时的重要性，每到播种和收获的季节，人们常聚在一起，诵唱圣歌，祝祷天神。母牛成了神圣的动物，宰杀者会受到严厉惩罚。商业交往进一步活跃，商人公会开始萌芽。专以食利为生的放债人出现了。社会上职业的划分比以前更为精细，主要有陶工、木工、金匠、织匠、绳匠、屠夫、冶炼工、理发匠、洗衣匠、编篮匠、首饰匠、商人、术士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大量剩余产品的出现，征税代替了以前的自由纳贡。地域性的王权已经形成。王国比以前扩大了，君主的世袭地位也变得更加稳固，有的可达10代以上。一个取得了宗主地位的国王常会举行一种叫做王祭的盛大仪式来宣告他的霸权。所有宾服的国王都要参加，充当陪侍的角色。君权神授的理论产生了，但国王的权力还不是无限的，牵制他的还有宫廷大臣和“萨密底”、“萨帕”两种会议。不过这两种会议的权威较之前吠陀时期已经下降。前者在文献中提到的越来越少。后者的政治职能也日益丧失，逐渐变成只管诉讼的司法机构。妇女的地位明显地下降了，拥有和继承财产的权利被取消，也不再能染指祭祀活动。一夫多妻现象普遍起来，夫死妇殉的习俗开始萌芽。印度社会所独有的种姓制度逐渐定型。种姓制度把人分成四个等级，或称四瓦尔那（varna）。梵文“瓦尔那”的原意是“颜色”、“特征”或“种类”。这种制度规定人生而属于某一瓦尔那，终生不变。理论上，其次序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前三者可以在举行入教礼后获得“再生”，即精神上的再生和血统、宗教上的承认，从而成为“再生者”。首陀罗则没有这种资格。宗教信仰的情况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前吠陀时期的诸神虽然仍旧受到崇拜，但各神的地位有所升沉。宗教崇拜仪式演变得异常繁复。有些祭祀长达十数天乃至一年，主持仪节的也变成了职责各异的成批的婆罗门。苦行成了表达信仰的重要方式。超出轮回，达到解脱的人生哲学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婆罗门教的腐败终于导致了公元前6世纪佛教和耆那教等新的宗教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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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列国时代和孔雀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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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前4世纪是印度历史上一个列国纷争，攻伐不休的时代。到公元前6世纪初，在北印和中印出现了16个强国：迦尸（Kasi）、拘萨罗（Kosala）、鸯伽（Anga）、摩揭陀（Magadha）、弗栗恃（Vrijji）、末罗（Malla）、车底（Cedi）、伐萨（Vatsa）、俱卢（Kuru）、般遮罗（Pancala）、摩嗟（Matsya）、修罗色那（Surasena）、阿萨卡（Assaka）、阿槃底（Avanti）、犍陀罗（Gandhara）和甘谟惹（Kamboja）。它们多数是王国，但也有个别的共和国。各国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和战争，在两败俱伤之际，统治者们又往往联姻取和。经过长期兼并，拘萨罗、摩揭陀、伐萨、阿槃底等势力渐大，其中尤以摩揭陀最为雄强。约公元前545年，瓶沙王（Bimbisara）登上摩揭陀国王位。不久他并吞了鸯伽，又通过与周围国家的联姻取得大片土地和丰厚的收入，使王国更加富强。其子阿阇世（Ajatasatru）约在公元前493年弑父即位。他继续奉行扩张政策。后王权两次易姓，到难陀王朝（Nanda Dynasty）统治时，摩揭陀成为北、中印度的唯一霸主。但难陀王横征暴敛，激起人民的普遍反抗。年轻的冒险家月护·孔雀（Candragupta Maurya）乘机率领一支军队参加了推翻难陀王朝的起义，最后力挫群雄，建立了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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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27年冬季，东征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开始进攻印度。他在征服了库纳尔河与斯瓦特河一带的土著部落以后，于次年春天利用船搭浮桥渡过印度河，呾叉始罗（Taksasila）王安皮献城归降。后他又巧渡杰卢姆河，打败了强大的波罗斯王（Poros）。亚历山大继续东进，蹂躏了杰卢姆河以东的许多部落和王国，然后再渡奇纳布河及拉维河并袭击夺取了桑伽罗城，最后到达比阿斯河畔。被热带疾病和连年苦战拖得疲惫不堪的士兵再也不愿与顽强抵抗的印度军队作战。他们拒绝渡河。亚历山大只好在比阿斯河岸边垒起12座高耸的祭坛，然后回师杰卢姆河，沿印度河南下，返回巴比伦。他在印度的19个月内，无数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惨遭屠杀，大批城镇遭到焚掠。亚历山大在他扫荡过的地区建立了若干城堡，屯兵据守，其他大片土地则委诸曾经投附他的印度王公。他的东侵也为印度带来了希腊文化。在以后印度的造币技术、天文学和所谓犍陀罗艺术等方面，都能看到这一文化影响的深刻表现。亚历山大的征服活动严重削弱了西北印度的众多政权，在客观上为新生的孔雀王朝建立较为持久的统一帝国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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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护在公元前324（或前321）年左右称王，定都华氏城（Pataliputra）。他的军事实力迅速扩大，在以后20年内通过战争征服了整个北印，向南直打到纳巴达河。统治叙利亚王国的亚历山大部将塞琉古（Seleucos Nikator）自立称王后，曾将势力向东扩张至印度河，后亦被月护击败，不得不割让今喀布尔和坎大哈以东大片土地，并将一希腊公主嫁与月护。孔雀王朝在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中央集权统治。原来的小王国和部落联盟失去独立，一概纳入帝国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整个帝国分为若干省区，由王子或国王的其他近亲充任总督。省区政府臣僚会议权力较大，可与国王直接沟通，以节制王子，防其叛变。中央还向地方派出各类官员，监管农、商、林、屠、酿诸业以及军事、税收、度量衡等。国王雇用大批间谍，作为他了解民情和各类官员工作情况的耳目。农民通常向国家交纳收获的1/6。手工业行会普遍建立起来，以工资为生的自由雇工也出现了。工业税一般为价格的1/10。孔雀王朝在它的第三代帝王阿育王（Asoka）时期达于鼎盛。他在公元前272年取得王位，后于公元前268年正式灌顶。即位初继续扩张，并于公元前260年以一场牺牲数十万人的战争征服了羯陵伽国（Kalinga，约当今奥里萨）。以后他断然放弃战争，改行和平政策。新政策名正法政策，是他从非暴力原则出发制定的一套广泛适用于个人伦理、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的温和政策。正法的基本原则为少行不义，多做善事，慈悲、慷慨、真诚、纯洁。它要求人做到：尊敬父母长者，慷慨对待婆罗门和沙门，怜悯穷人，尊重奴仆，放弃战争和杀生，以宽容精神对待异己教派，等等。阿育王特别着力宣传宗教团结，因为他所处的正是一个教派林立、矛盾复杂的年代。他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但他也同样尊重其他教派，为它们的僧侣开凿洞窟。他的这种态度曾经影响了不少后世的开明君主。为使正法深入人心，他将自己的教敕镌刻在石壁或石柱上，号召人民加以遵行。他还设置了正法监督官，到全国各地推行正法。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建桥修路，植树凿井，引种药草，积极从事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活动。正法政策的实施使印度人民在经历300年攻伐不休的动乱以后，第一次获得了30年和平。农村人口增加，大规模水利工程兴建起来，加上铁器的普遍使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帝国的统一减少了税卡，许多公路修筑起来，商业也变得更加兴旺。国内阶级矛盾和宗教矛盾趋于缓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都在稳定中有所提高。阿育王大力扶植佛教，广建寺塔，参与指导僧团活动。王子摩哂陀（Mahendra）等去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传教，在促使该国的佛教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佛教的第三次结集在阿育王的赞助下召开后，派出了9个大型使团到边远地区和国外传教。正是在阿育王的支持和鼓吹下，佛教从一个地方教派迅速成长为影响远播境外的大教，奠定了日后成为世界宗教的基础。孔雀王朝在阿育王去世（公元前232年）后很快发生分裂，到公元前185年便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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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孔雀王朝以后的北印和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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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孔雀王朝王位的布舍密多罗建立了巽伽王朝（Sunga Dynasty）。该王朝的领土范围大为缩小，北境仅及今旁遮普贾朗达尔和锡亚尔科特一带，羯陵伽又重新独立出去。后代诸王同西北边境的各希腊公国保持着友好关系，间有大使来朝驻节。巽伽王朝的统治延续了112年，约在公元前73年为甘婆王朝（Kanva Dynasty）所取代。该王朝四位君主统治了45年，其情况今人已无法知晓。公元前28年，它为南面的安达罗王朝（Andhra Dynasty）的建立者西穆伽（Simuka）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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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罗人属达罗毗荼人种。安达罗王朝又称萨陀伐诃那王朝（Satavahana Dynasty），国土在哥达瓦里河与克里希纳河之间。该王朝的建立年代、延续时间和历代统治者的情况诸说不一。一般认为它建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至末叶，共传王30代。它真正强大起来是在西穆伽的儿子（或侄子）萨陀伽罗尼一世的时代。他在整个德干地区掌握着霸权。后该朝受到塞人（Sakas）的侵犯，逐渐衰弱下来。第23代王乔达米布陀罗推翻塞人统治，重新在德干地区建立了权威。安达罗王朝最后灭亡的原因不很清楚。该王朝的统治者都是正统的印度教徒。他们坚持种姓制度，重视吠陀祭祀，但对于佛教和耆那教等也能采取宽容态度。安达罗王朝在公元3世纪中叶衰亡后，在它的废墟上出现了一系列小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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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希纳河和通加巴德腊河以南有三个较大的国家以及若干附属于它们的小国。这三个国家是朱罗（Cola）、潘地亚（Pandya）和哲罗（Cera）。朱罗即我国史书中的注辇，国土在科罗曼德耳海岸从内洛尔到普杜科泰之间。文献记载最早的朱罗王是公元前100年左右在位的迦厘迦罗。他和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进行过长期的战争。公元3～4世纪时，随着北方波罗伐和南方潘地亚的强大，朱罗国势衰落，到7世纪玄奘访印时，已经薮泽荒芜，民生凋敝。潘地亚所在地约当今马杜赖、提鲁讷耳佛利和特拉凡哥尔的南部，公元前4世纪时还是一个母系社会的国家。繁盛时曾与很多海上国家通商。公元前1世纪向罗马宫廷派遣过使节，公元2世纪后期败于朱罗。哲罗在我国史籍中称鸡罗，在潘地亚西北方，印度西部马拉巴尔海岸。近年境内发掘的大量罗马钱币，说明该国与罗马曾有过密切的商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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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笈多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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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帝国灭亡后，印度西北和北部接连遭到外族的入侵，先是希腊人、安息人和塞人，最后大月氏人建立了延续时间较久的贵霜（Kusana）王朝。此后北印又复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君主国和共和国。公元4世纪初，统治今西孟加拉邦北部和比哈尔邦南部的笈多家族逐渐崛起。旃陀罗·笈多（Candra Gupta）同离车族（Licchavis）的公主结婚以后，实力大为加强，自称“伟大的王中最高的王”，在将势力扩展到原属于那加人的恒河和亚穆纳河流域后，建立了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定都华氏城，并发行新金币，时为公元320年。第二代国王三摩答剌·笈多（约公元330～380年在位）以武功著称，在漫长的统治生涯中到处征战，并吞了今属孟加拉、阿萨姆、北方邦，以及马尔瓦地区的众多王国和部落，打败了贵霜和塞人。在南方，他把帝国疆界推到了纳巴达河。他的宗教政策是宽容的，虽为印度教徒，但是并不排斥其他宗教。他精通印度教传统经典，雅好诗歌音乐。当时发行的钱币就有他抚琴唱歌的图案。笈多王朝从他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公元380～415年在位的旃陀罗·笈多二世，又称超日王（Vikramaditya），是古印度名王之一。他继承前代君主的和亲与武力开边两手政策，将势力扩张到卡提阿瓦半岛，并且迁都至优禅尼（Ujjayini）。超日王极其注重对于文学和艺术活动的奖掖。他的宫廷上供养着所谓“九宝”，其中有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梵文诗人迦梨陀娑（Kalidasa）。名剧《沙恭达罗》（Abhijnanasakuntala）和名诗《云使》（Meghaduta）等都是出自他手。建筑、雕塑和其他艺术在这个时代也成就斐然。超日王以后的几代君主由守成而至穷于应付边患，尤其是西北方 哒人的入侵。到6世纪中叶，笈多政权即使在它的中心地摩揭陀也无法有效地行使统治，因此已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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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僧法显在超日王时代访印后，在他的《佛国记》中对当时的社会和人民生活情况做了生动的描述。如关于贱民，他说：“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显然，笈多时代种姓制度非常严格，“不可接触”制度已经根深蒂固。经过孔雀王朝后500年的战争和分裂，北印在笈多时代获得了政治统一。统一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也为文化的兴盛创造了条件。梵语文学的发展在这一时代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层出不穷。大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Ramayana）、最重要的法论书《摩奴法论》（Manava-dharmasastra）等都在笈多时代最后定型。数学、天文学、语言学等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在詹西、坎普尔和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s）等处，均可见到笈多时代优秀的雕塑和绘画作品。古代的婆罗门教在公元二三世纪以后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的某些教义，糅合各地的民间信仰，逐渐向印度教转化并获得了稳定的发展。佛教在印度境内日渐失去活力，开始为印度教所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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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戒日王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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