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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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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一 史前时期聚落的环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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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是人类的居止之处，也是生产地与生活地的结点。史前时期正处于人类的蒙昧时代，这时的人类带有鲜明的动物性特征，不仅对于环境有强烈的依赖性，且以延续自身生命为目的，将寻觅食物视作根本之务，因此聚落选择在什么地带，不仅意味着人类在那里可以凭借渔猎、采集获得丰厚的食物，而且意味着那里也是一处能够运用石刀、石铲将周围土地开垦为农田的地方。聚落所在之地，拥有满足史前时期人类生存需要的资源与环境，因此，针对聚落展开的历史地理学术探讨，目的在人而不在聚落，聚落仅是储存人类活动信息的载体。依托这些信息，通过人类在哪类地理环境起步、凭借什么生产活动起步这类问题，在追寻人类社会进化轨迹的同时解读人与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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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关系研究涉及人、地两者，史前时期并无文字记载，作为人类活动的标识唯有考古文化遗址，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先后出现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等考古文化类型，从属于这些考古文化的聚落不仅载有人类活动的信息，且因考古文化的变化而呈现时代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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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加以概括的西辽河流域环境比较复杂，具有丘陵山地与河谷平原兼备的地貌特征，整个流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西辽河干流横穿流域中部，在河流的长期作用下形成冲积平原。受地形影响，来自于东南方向的降水沿山地呈C字形分布：C字核心地带最为干旱，年降雨量约200毫米，跨西辽河南北两侧的科尔沁沙地即分布在这里；C字形的边缘随地形抬升而面迎水汽，年降雨量增至400毫米，并因降雨量增加为森林、草原等多种生态系统的存在提供了条件。西辽河流域半干旱地区的气候特征，使水资源成为环境中的制约性因素，而地貌、高程不仅影响水资源再分配与动植物资源的重新组合，也是人类存活与聚落选址的必要条件，因此研究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的环境选择自然需要从这两项要素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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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的聚落早已湮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下，西辽河流域史前时期各考古文化期的聚落位置来自于《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中的第二次文物普查资料，由于流域内各旗县文物普查力度不一，并非所有旗县的普查结果均具备统计要求，其中以敖汉旗的调查最为充分。利用GIS技术获得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高程与地貌信息，且以敖汉旗为主进行的分析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各考古文化期的聚落主要在400—700米的高程区域内，坐落在这一高程区的聚落占同一文化期聚落总数的70%以上，其中兴隆洼文化遗址坐落在400—700米高程内的聚落共占95.1%，赵宝沟文化占87.7%，红山文化占87.2%，小河沿文化占64.8%，夏家店下层文化占73.0%，夏家店上层文化占71.8%，具有明显的共同选择趋向。与400—700米高程区不同，400米以下、800米以上高程区很少有聚落分布。针对地貌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从兴隆洼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前后5000年左右的时段内，聚落在地貌选择上的总体取向偏重于分布在河谷两侧的坡地、山坡。这样的地貌位置与400—700米高程相吻合。就高程与地貌而言，事实上不仅敖汉旗一地，其他旗县史前聚落均有相近的特征，兴隆洼文化典型聚落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赵宝沟文化命名地赵宝沟遗址等处房屋均处于山坡，且呈现明显的顺坡排状分布。1999年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组也观察到，分布在赤峰附近的兴隆洼文化聚落主要坐落于锡伯河和半支箭河流域，河漫滩与远离主要河流的较高山丘上都没有发现聚落遗址，近90%的聚落遗址分布在距河道40—50米的坡冈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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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高程与地貌的分析可见：史前时期人类对于聚落位置的选择几乎有着统一的意识、统一的要求，即400—700米高程区的近河山坡、坡地是聚落的首选位置，这一高程之外的山顶、河谷只在一定时期发挥过作用。面对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环境选择的结果，我们不禁要问：在没有任何人、任何信息指导先民建构生产与生活之地的时代，是什么动力推动人们形成如此统一的认识并走向共同的地理环境？其实，史前时期尽管人类拥有明确的觅食目的，却没有一定的行动方向，如今我们看到的考古聚落遗址均是人们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向上、向下，经历许多探索的结果，而探索过程中走入不宜生存之地的先民多数有去无还，没有留下遗迹；其中少数则面对困境做出重新选择，并在反复探索中成功地走到宜居之地，落脚生根。显然，西辽河流域绝大多数史前聚落坐落的400—700米高程区近河山坡就是宜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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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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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聚落环境选择与人类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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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文明之火为后代带来怎样绚丽的光华，点燃它的火种却是人类以生存为目的的觅食方式，而人类生存必需的是水源与食物，因此聚落坐落的位置就应是人类获取水源、食物的理想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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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从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至距今3000年夏家店上层文化，前后延续5000年，各考古文化期的聚落围绕400—700米高程区的山坡形成最主要的分布区，尽管5000年内，人类对水源、食物的追求贯穿始终，但却经历着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变化，食物来源不同，人类对于环境的利用幅度、利用方式自然不会一样。那么，从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夏家店下层到夏家店上层各考古文化期，人类通过什么方式利用自然且赢得了自身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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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兴隆洼、赵宝沟文化的采集、渔猎生存方式与聚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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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聚落为依托留存的人工制品、人类居住遗迹以及文化堆积，不仅从各个角度揭示了人类生存方式的特征，而且也展示了聚落所在地的环境面貌。兴隆洼、赵宝沟文化分别存在于距今8000—6500年与距今7100—6400年的时段内[2]，工具以及动植物遗存显示，这一时期人类处于食物采集者的阶段，生存方式基本以采集与渔猎为主，遗址中几乎没有发现栽培作物的种粒以及配套的农耕生产工具。[3]史前时期没有文字资料，对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佐证，来自于古人类食物结构与石器微痕研究等技术鉴定。20世纪中期考古学界引入古人类食性分析技术，这项技术的核心理论认为，人类在一定环境中生活，且长期以某类植物为食物，经人体消化吸收，转化为人体组织成分，因此人体骨组织的化学组成与食物中的化学组成密切相关，食物来源不同，人骨的化学成分也存在差异。因此，根据人骨的化学成分，即稳定同位素比值和微量元素含量，便可揭示人们的食物结构、生活方式以及生存环境等多方面信息。依食物特性可将植物分为C3、C4两类，C3类植物与稻米、小麦以及坚果相关，C4类植物包括粟、黍等作物。针对兴隆洼文化期人骨的测量结果显示，C3类植物的摄入量较多，由于此时西辽河流域还没有种植水稻、小麦，故人类直接摄入的C3植物来自于坚果；间接摄入与以C3类坚果为食物源的动物相关。此外兴隆洼文化期人类的δ15N值也较高，这是食肉较多的反映。[4]δ15 N值高与人体吸收含氮食物相关[5]，人类吸收氮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食用具有固氮功能的豆科类植物，二是食用已转化了的氮化合物，即非豆科类植物、陆相动物、海洋生物等。兴隆洼文化期西辽河流域还没有种植豆类作物，因此δ15 N值应与食用动物相关。与古人类的食物结构对应，人类使用的石器也保留了食物类型的信息。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细石叶具有明显的E1、E2（被加工物为动物皮、肉类）以及D1、D2（被加工物为骨头、鹿角）型光泽，这类光泽说明细石叶是用来切割肉类或解体动物的。赵宝沟文化遗址的细石叶也同样具有E1、E2、D1、D2型光泽。细石叶之外，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刀极少数作砍砸之用，主要用于加工木材或动物骨骼，多数为肢解动物的工具。这一文化期出土的石斧同样属于加工动物皮革、鞣制兽皮的工具。[6]以上古人类食物结构与石器微痕分析，进一步将西辽河流域人类食物指向坚果与动物，而无论坚果还是动物均来自人类的采集、渔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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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类以动植物为对象的食物采集，并非盲目的行为，而是立足于地区环境。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遗址的房址与灰坑内均发现植物果核，经鉴定属于胡桃科的胡桃楸。[7]胡桃楸为温带乔木树种，不适宜干旱以及夏季高温闷热环境，却具有一定的耐寒性，最适宜生长温度为15—30℃。此外通过浮选，在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了黄芪、球序卷耳等草本植物种子[8]，其中黄芪为典型旱生多年生草本植物。胡桃楸果核、黄芪等出现在兴隆洼文化聚落遗址中，不仅说明今天具有温带半干旱草原气候特征的西辽河流域，8000—6400年前却呈现出温带针阔混交林的环境景观，而且也显示了聚落位置具有森林、草原双重属性的环境特征。与植物籽粒对应的是兴隆洼聚落房址的居住面上以及灰坑内发现的鹿骨、狍骨以及猪骨，鹿、狍都属于活动在针阔混交林林缘地带的动物，这些动物骨骼的发现进一步指示了聚落所在位置的环境属性应为林缘地带，即林地与草地的结合部。生态学研究将鹿作为典型的林地指示动物，而牛则为典型的草地环境指示动物，对此考古学界也已形成共识。[9]与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动物骨骼相似，林西县白音长汗兴隆洼、赵宝沟文化遗址中有马鹿、斑鹿、狍子等林地环境中的动物，也有牛这类适宜草地生存的动物，并通过动物骨骼鉴定确定为野牛，即属于猎取物，并非人工驯养的家畜。[10]这样的动物类型明确地告诉我们，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时期聚落选址具有林缘地带的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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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缘地带处于林地与草地的结合部，究竟与林地存在什么样的距离关系？美国学者简·麦金托什（Jane McIntosh）根据民族学研究证明，在仅能维持生存的原始经济中，人类的定居点通常选择在最接近觅食地的地方，如猎人通常在距离营地2小时路程的范围内活动；农耕者则将耕地开垦在距离聚落1小时路程的半径内；采集者也会将他们的采集范围限于1小时的行走半径内，通常这一行走半径大约相当于5公里的路程。[11]处于原始经济背景下的兴隆洼文化期，以聚落为核心，人类的活动半径也应大致如此，即从聚落至林地边缘大约5公里。林缘地带兼具林地、草地双重资源特征，不仅动植物资源种类丰富，而且觅食较易，自然成为采集、渔猎生存方式下聚落首选之地。人们将聚落安置在这里，依托林地、草地不同种属的动植物为食物来源，完成了自身的繁衍，也为西辽河流域播撒下文明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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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山文化与原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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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用考古文化表示考古遗存中观察到的共同体，即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而遗存的背后，则应是具有共同关联的社会群体。考古文化之间的替换、覆盖，事实是一个具有共同关联的社会群体对于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取代。继兴隆洼、赵宝沟文化之后，距今5700—4800年，西辽河流域出现了红山文化。[12]西辽河流域进入红山文化期，不仅仅是考古文化类型的转变与替换，就文明进程而言，这一时期西辽河的先民已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这无疑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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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一般将推动农业起源的原因归为社会发展与动植物驯化，20世纪6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全方位审读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重要命题，即农业需要人类付出比采集、狩猎高得多的劳动代价，而且实现这两种生存方式的转变还涉及漫长而艰巨的物种择优汰劣的选择驯化过程，没有万不得已的外界强大压力和持久不懈的实践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13]无疑，这一观点所指陈的事实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而且将思考的核心放在迫使人类将生存方式由采集、渔猎转向农业原因的解读。有人将采集、渔猎归为利用型经济，农业等则为生产型经济，人们放弃劳动代价较小的利用型经济，转向劳动代价较高的生产型经济，只有在自然资源不能保证直接索取的前提下才会出现，而影响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取决于资源本身，另一方面则与人口密度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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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农业萌生与人口相关，那么红山文化期人口是如何发展的？赤峰中美联合考古项目组利用遗址面积与陶片数量这两项指标获得了衡量人口规模的指标——人口指数，兴隆洼文化期为0.16，赵宝沟文化期为1.06，红山文化期则增至2.78。[14]比较这三个文化期的人口指数，红山文化期人口呈现大幅度增长。红山文化期在人口增加的同时，人类生存方式也出现重要变化，来自于聚落遗址的工具以及动植物遗存表明，原始农业开始在人类生存方式中占突出地位。资源与人口这两项因素在红山文化发展历程中孰先孰后，对于解读人类将生存方式由采集、渔猎转向农业的原因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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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人口规模取决于可获得食物的数量，当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增长已经打破了人与食物资源之间的平衡，往往会通过溺婴等手段自觉抑制人口增长速度，因而由人口增长而导致动植物资源短缺，进而将利用型经济转向生产型经济的理由并不充足。红山文化是人们从采集、渔猎转向原始农业的关键阶段，近年关于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环境变化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大家在确认距今8500—3000年存在全新世大暖期的同时，也指出这一时期在总体气温呈上升趋势的背景下，也经历着冷暖、干湿的气候波动，红山文化期所处的时段正是大暖期内“气候波动剧烈”的阶段。距今6000—5000年中国北方处于波动降温期，各地普遍出现落叶阔叶林减少、寒温性和温性针叶树种增加以及海平面下降事件，且在距今5500年前后气候呈变干趋势。[15]虽然这样的气候波动并不能改变大暖期的总体气候特征，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动植物资源分布，在西辽河流域这一生态敏感地带更为突出。与气温下降、气候转干相伴的是动植物资源减少，进而导致人们单纯通过采集、渔猎获取食物变得困难，为了保证人口的生存繁衍，在惯常的利用型经济中加入生产型经济，并通过农业获得稳定的食物补给成为必要的选择。固然如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所说的那样，“早在农业革命之前，人们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16]，但推动原始农业在人们经济生活中地位提升的，应是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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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渔猎、采集等生存手段相比，农业是一个人口承载力较大的部门，这一点正如科恩（M.N.Cohan）所阐述的那样，农耕方式虽然并不比狩猎采集方式更容易，而且也不提供更高质量、更美味的食物来源，但与狩猎、采集相比唯一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在单位土地及单位时间内提供更多的卡路里，并因此得以支持更密集的人口。[17]正是由于农业生产的这一特征，当它在红山文化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时，人口也因之而不断增加。完成上面的论述后，可归纳出这样的因果关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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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关系图中，引发人类生存方式改变以及促使人口增殖的根本原因在于气候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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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农业起源并不意味着在一天之内就占有优势且取代采集、渔猎，原始农业从起源到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本业经历了漫长时期。马克内森（R.S.MacNeish）在研究中发现，中美洲人类对栽培作物的依赖从5%增加到75%用了近7000年的时间。[18]根据中国考古学界对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赵宝沟、红山等考古文化工具类型以及植物籽粒的研究，可以肯定人们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是逐渐增加的。取自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细石叶具有明显的E1、E2以及D1、D2型光泽，而赵宝沟文化遗址的细石叶同样具有E1、E2、D1、D2型光泽，少数还具有A类光泽。如前文所述，E1、E2、D1、D2型光泽为切割动物的结果，而A类光泽与禾本植物、竹子等相关。如果赵宝沟文化期细石叶具有的A类光泽确实是原始农业的产物，那么兴隆洼到赵宝沟两类文化之间石器微痕从E1、E2 D1、D2型光泽到A类光泽的出现，反映的应是原始农业比重增加的过程。此外，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证明，兴隆洼、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食用C4、C3类植物的百分比分别为85.3%、14.7%，100%、0%，100%、0%，即兴隆洼文化期人类对C3类植物的摄入量在当时的食物总构成中占14.7%，而红山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几乎不存在这一类型的食物，其比例均为0。如前所述，C3类植物的直接摄入与坚果有关，间接摄入与以C3类坚果为食物源的动物相关。无论C3类植物还是动物的获得均与采集、渔猎生存方式相关；与C3类植物不同，C4类植物应部分来自原始农业。C4、C3类植物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关系，间接地向我们展示了原始农业在各考古文化期中所占的比例，这一比例是逐渐递增的。正由于原始农业从起源到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经济生活方式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因此红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原始农业不仅不是独立存在的，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伴生于采集、渔猎等利用型经济生活方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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