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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一 太行山东麓道路与重要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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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东麓道路是以北京为起点,沿太行山东麓南北纵贯的交通道路,对于华北平原的道路体系具有支撑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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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东麓道路具有久远的历史,大约形成于距今9000年前。确定这一年代与磁山文化相关。磁山文化诞生于距今9000—8000年前,发现地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武安县境内,考古成果显示不仅磁山文化的传播经行这条道路,此后起源于河南、陕西一带的仰韶文化也沿着太行山东麓一路北上,直抵拒马河以北地带。[3]远古时期先民的串串足迹开启了这条道路,自此数千年间太行山东麓道路始终是中国南北向交通道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以北京为起点经保定、石家庄、邯郸、鹤壁、新乡一线的京广铁路北段仍然穿行于这一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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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形成多取决于山川地貌,太行山东麓道路的重要地位究竟来自于哪些自然因素?太行山为中国地形二级阶梯与三级阶梯的分界,越过太行山即进入山西高原与蒙古高原,海拔高度一般在500—700米。源于山西高原的河流穿过太行山各个谷口流向华北平原,河流在山口地带形成冲积扇。地貌学定义冲积扇为河流出山口处的扇形堆积体,当河流流出谷口时,摆脱了侧向约束,其携带物质便铺散沉积下来。冲积扇平面呈扇形,扇顶伸向谷口,从顶部到边缘,沉积物与自然环境有很大差异。冲积扇顶部位于出山口处,河流落差明显,较强水动力携带并沉积下来的物质粗大;从山口进入平原,随着河流落差降低,携带的物质变小,冲积扇中部不仅土质较细,土壤肥沃,且地下水位适中;进入冲积扇底部扇缘地带,因地下水位高,具有明显的盐碱化现象。冲积扇不同部位自然属性的差异导致人们选择性地利用环境,顶部与扇缘地带均不利于农业生产,只有中部有肥沃的土壤、良好的水文条件,成为数千年来人们定居之处。太行山南北延伸400公里,山脉东麓的冲积扇不止一个,每一个山口均有冲积扇,大小冲积扇联为一体,被地貌学称为冲积扇裙。若将冲积扇裙中部联成一线,就是太行山东麓道路的走向。由于这里自然条件的优越性远远超过华北平原其他地方,从八九千年前至今,尽管世事多变,这里却一直是人们定居之所、通行之处的最佳选择(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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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冲积扇素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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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东麓道路凭借冲积扇中部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道路,然而,一条道路的地位取决于自身的价值,也与这条道路与其他道路的关联性相关。南北延伸的太行山地质时期曾发生过多次断裂,河流切穿这些裂谷形成山中谷地——陉,古人称“连山中断曰陉”。太行山中究竟有多少陉,古人说法不一,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引晋人所撰《述征记》归纳为“八陉”,即“太行山首始于河内,自河内北至幽州凡有八陉。第一曰轵关陉,今属河南府济源县,在县理西十一里。第二太行陉,第三白陉,此两陉今在河内。第四滏口陉,对邺西。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一名望都关,第七蒲阴陉,此三陉在中山。第八军都陉,在幽州”[4]。太行八陉均呈东西走向,与太行山东麓南北向道路相接,连接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共同组成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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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兵器时代,人们利用道路交通的同时,也在山口险要之地设置关隘。太行山东麓道路与太行山口构成许多重要关隘,自北向南为:居庸关位于今北京市昌平区、紫荆关位于今河北易县、倒马关位于今河北唐县、井陉关位于今河北井陉县、天井关位于今山西泽县、轵关位于今河南济源市等。古往今来这些关口的名称与关址固然有所变动,但关口一直与各条道路组合在一起,为历史留下了不平静的一幕幕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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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5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执掌范阳、卢龙、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的安禄山及部下史思明率兵造反,安史叛军从范阳(今北京)出发,沿太行山东麓道路南下,面对毫无准备的唐军,一路势如破竹,仅至常山郡(今河北省正定)遇太守颜暠卿率部坚决抵抗;虽然颜太守最终因寡不敌众,城陷被俘[5],但还是牵制了叛军的行动。随后河东节度副使李光弼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两部会合,从井陉西端娘子关东行,出井陉关收复常山,斩首以万计,生擒四千,河北归顺者十余郡。常山郡控扼太行山东麓道路咽喉之处,且与井陉道相互呼应,收复此地就截断了安史叛军回归范阳之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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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河北,安史叛军南下渡过黄河,朝廷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以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负责守卫洛阳。连日血战,洛阳失守,高仙芝、封常清退守潼关。潼关位于今陕西省潼关县北,北临黄河,南依秦岭,《水经注》载:“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7]在当时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依托潼关地形之险,坚守此地,等待四方援军,本是可举之策,但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斩杀封常清、高仙芝,并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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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进入洛阳后,马上自立为帝,国号为“燕”,这一年为唐天宝十五年(756)。从地理角度审度这一历史事件,安禄山称帝后的日子应是他发动叛乱以来最危险而不知所措的时候:西向潼关,通往长安之道被哥舒翰控守;东向、南向进入江淮的道路分别被张巡阻于雍丘(今河南杞县)、鲁炅阻于南阳(今河南邓州),而北向回归范阳的道路则被李光弼、郭子仪两部唐军封堵。这时安史叛军大有走投无路之势。但历史总有让后人扼腕之叹,原本安史叛军面临不战自困的局面,却由朝廷给了他们生机。唐朝前期实行“重外轻内”的布兵原则,使潼关守军数量不多且多羸弱,年迈的突厥将领哥舒翰出任潼关守将,原本可以依险守关,可朝中权臣杨国忠不顾双方实力,在玄宗面前屡屡进言,并“从中督战,翰不得已出关”[8]。哥舒翰开关等于给了绝死之地的安史叛军一条生路,叛军冲进潼关,俘虏了哥舒翰,兵锋直指长安,杨国忠死于愤怒的唐朝军人手中,玄宗匆促南下入蜀避难,从此拉开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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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均与交通道路密切相关,且太行山东麓道路与井陉的作用尤其关键。如果当年唐廷能够借收复常山郡之机,困安史叛军于洛阳,结果会大不相同。但历史不可倒退也没有如果,后人只能“以史为鉴”。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并在这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拉开了全国解放的大幕。如此重要的会议为什么会选择西柏坡这样一个小山村?从地理形势来看,中共中央的选址既要保障中央机关的安全并进退有余,又要传递给全党、全军一个信号——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解放全中国的历程。历史证明,西柏坡面向华北平原且与井陉以及太行山后方相连接的地理位置,具备这样的条件,因而成为新中国的起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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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华北平原通向内蒙古的道路与重要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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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平原通向内蒙古的道路仍与太行八陉相关,八陉中军都陉就是通向内蒙古的必经之路,而居庸关则是控制军都陉的重要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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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关得名于秦,据元人王恽称,“世传始皇北筑时,居庸徙于此,故名”[9]。“庸”为刑徒,居庸之地为修筑长城刑徒所居之地。故《吕氏春秋》与《汉书·地理志》均留下“居庸,有关”的记载。居庸虽得名于秦,但最初仅是依山就形的郡县间关口,真正成为长城上的关隘是在北魏时期,以后历代相承,既控扼军都陉,又属长城上的一道险关。穿过居庸关向西,经今宣化、张家口、大同等地进入蒙古高原。由于居庸关紧邻北京,故自金、元以后在太行山各个关隘中最为重要,在八百多年的历史中留下许多引人回顾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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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明前期的“土木堡事变”就是一个事关居庸关通向内蒙古道路且涉及其他太行关隘的重大历史事件。明朝初年,北归草原的蒙古瓦剌部凭借马背优势,屡屡南下。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2000余人组成的使团前往北京,希望获准开放互市,然而明廷并没有允准,为此也先从几个方向进犯内地。在太监王振力主之下,明英宗仓促募兵,并率领几十万大军御驾亲征,西出居庸关沿宣府、大同一线一路向西。面对明军,也先首先诱敌深入,然后主动北撤。明军行至大同,统领军政事务的王振听到此前在大同一带与也先交战的明军惨败,急忙撤退。按照计划,这支部队应沿紫荆关一线回京,王振家乡在蔚县,本有意“驾幸其第”在家乡人面前风光一下,又怕大军损坏他家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突变,转入宣府一线。瓦剌追兵一路紧随,追袭而来,至土木堡,紧逼明军。由于路线不断变换,天色已晚明军还没有合适的住宿之处,王振鼓动英宗皇帝在土木堡过夜。土木堡为长城沿线的军事驿站,完全不具备几十万大军过夜的条件,尽管将军们反对,英宗与王振执意留在此地。一路紧随的蒙古军队见明军住在土木堡喜出望外,趁夜将明军团团围住。次日准备启程的明军发现陷入重围,几次突围均无结果。几日下来被围困的明军不仅没有粮草,更没有水。土木堡地势较高,原本作为水源的临近小河均被蒙古军队截断,干渴之下的士卒数次掘井,希望获得水源,均无果。疲羸不堪的明军最后一次突围大败,王振死于乱军之中,英宗被俘。[10]随后,瓦剌挟持英宗进攻宣府、大同。消息传入京城,朝野震惊。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了应急,廷臣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即皇帝位。次年瓦剌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明英宗)为名,令明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并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兵部尚书于谦率领北京军民坚守危城。蒙古军队数攻不下,又听说来自于山西等地的勤王部队从紫荆关一线入关,无心恋战,携英宗退回蒙古草原。数年后,英宗也被放归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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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整个过程不仅事关经由居庸关通向蒙古高原的道路,而且涉及紫荆关等太行关口。道路之间的勾连,将历史不仅置于事件本身,且与空间相互交错,展现在时空二维系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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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三 燕山山脉与华北通向东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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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山脉东西向延伸,横亘在华北平原的北端,山体自西向东设有三个关隘,分别为古北口(位于今北京密云县)、喜峰口(位于今河北迁西县)、山海关(位于今河北秦皇岛市),与三个关口相连接的则是华北通向东北的主要道路。尽管道路的趋向一致,但三个关口控制的道路形成历史却不同,古北口、喜峰口控制的道路均有数千年历史,山海关控制的傍海道则启用最晚,通行时间大约在13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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