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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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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华北平原通向内蒙古的道路与重要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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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平原通向内蒙古的道路仍与太行八陉相关，八陉中军都陉就是通向内蒙古的必经之路，而居庸关则是控制军都陉的重要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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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关得名于秦，据元人王恽称，“世传始皇北筑时，居庸徙于此，故名”[9]。“庸”为刑徒，居庸之地为修筑长城刑徒所居之地。故《吕氏春秋》与《汉书·地理志》均留下“居庸，有关”的记载。居庸虽得名于秦，但最初仅是依山就形的郡县间关口，真正成为长城上的关隘是在北魏时期，以后历代相承，既控扼军都陉，又属长城上的一道险关。穿过居庸关向西，经今宣化、张家口、大同等地进入蒙古高原。由于居庸关紧邻北京，故自金、元以后在太行山各个关隘中最为重要，在八百多年的历史中留下许多引人回顾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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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明前期的“土木堡事变”就是一个事关居庸关通向内蒙古道路且涉及其他太行关隘的重大历史事件。明朝初年，北归草原的蒙古瓦剌部凭借马背优势，屡屡南下。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2000余人组成的使团前往北京，希望获准开放互市，然而明廷并没有允准，为此也先从几个方向进犯内地。在太监王振力主之下，明英宗仓促募兵，并率领几十万大军御驾亲征，西出居庸关沿宣府、大同一线一路向西。面对明军，也先首先诱敌深入，然后主动北撤。明军行至大同，统领军政事务的王振听到此前在大同一带与也先交战的明军惨败，急忙撤退。按照计划，这支部队应沿紫荆关一线回京，王振家乡在蔚县，本有意“驾幸其第”在家乡人面前风光一下，又怕大军损坏他家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突变，转入宣府一线。瓦剌追兵一路紧随，追袭而来，至土木堡，紧逼明军。由于路线不断变换，天色已晚明军还没有合适的住宿之处，王振鼓动英宗皇帝在土木堡过夜。土木堡为长城沿线的军事驿站，完全不具备几十万大军过夜的条件，尽管将军们反对，英宗与王振执意留在此地。一路紧随的蒙古军队见明军住在土木堡喜出望外，趁夜将明军团团围住。次日准备启程的明军发现陷入重围，几次突围均无结果。几日下来被围困的明军不仅没有粮草，更没有水。土木堡地势较高，原本作为水源的临近小河均被蒙古军队截断，干渴之下的士卒数次掘井，希望获得水源，均无果。疲羸不堪的明军最后一次突围大败，王振死于乱军之中，英宗被俘。[10]随后，瓦剌挟持英宗进攻宣府、大同。消息传入京城，朝野震惊。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了应急，廷臣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即皇帝位。次年瓦剌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明英宗）为名，令明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并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兵部尚书于谦率领北京军民坚守危城。蒙古军队数攻不下，又听说来自于山西等地的勤王部队从紫荆关一线入关，无心恋战，携英宗退回蒙古草原。数年后，英宗也被放归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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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整个过程不仅事关经由居庸关通向蒙古高原的道路，而且涉及紫荆关等太行关口。道路之间的勾连，将历史不仅置于事件本身，且与空间相互交错，展现在时空二维系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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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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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三 燕山山脉与华北通向东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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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山脉东西向延伸，横亘在华北平原的北端，山体自西向东设有三个关隘，分别为古北口（位于今北京密云县）、喜峰口（位于今河北迁西县）、山海关（位于今河北秦皇岛市），与三个关口相连接的则是华北通向东北的主要道路。尽管道路的趋向一致，但三个关口控制的道路形成历史却不同，古北口、喜峰口控制的道路均有数千年历史，山海关控制的傍海道则启用最晚，通行时间大约在13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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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北口控制的道路沿潮河河谷从华北平原伸向河北承德、平泉一带；喜峰口古称卢龙塞，汉代曾在此设过松亭关，关口连接的道路循滦河支流、大凌河支流而行，向北指向内蒙古宁城一带。古北口、喜峰口两条道路的历史均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汇集的国家第二次文物普查结果显示，距今8000年前、起源于燕山以北内蒙古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在燕山以南迁西县境内发现，距今6000年的赵宝沟文化在迁西、迁安两县均已发现，距今4000—30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北京密云、平谷、昌平、房山以及河北抚宁、青龙、卢龙、昌黎、香河、丰润、玉田、迁西、迁安等县屡有所见。燕山山脉将华北、东北分成两个地理单元，无论兴隆洼文化还是赵宝沟、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类型均发源于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这些文化类型的人群来到燕山以南，行经之处就是古北口、喜峰口所控制的道路。由于穿越燕山，古北口、喜峰口控制的道路主要通行于山谷中，不仅道路崎岖，行走艰险，而且均不能直接抵达辽东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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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一线傍海道的开启，不仅使辽东可通，且道路平坦。这样一条傍海而行的平坦道路，为什么为人所利用的时间却晚于山中道路？地质史上最后一个时期第四纪（距今下限约260万年前）以来的海侵现象，直接影响了道路的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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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上定义海侵为在相对短的地史时期内，由于海面上升或陆地下降，造成海水面积扩大，陆地面积缩小，海岸线向陆地内部推进的地质现象。与海侵对立的则是海退，即因海面下降或陆地上升，海水从大陆向海洋退缩的地质现象。山海关一线的傍海道地处辽西走廊，东临辽东湾，西依松岭山，走廊地带背山面海，形势险要，长约185公里，宽为8—15公里，走廊南端为山海关，北端即是锦州所在地。第四纪以来下辽河平原经历过三次海侵，在辽河口、双台河口与大凌河口沿海平原堆积了海陆交互相地层。其中全新世海侵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范围最广的一次海侵，大约距今8500年前，海水自河口侵入下辽河平原，淹没数十公里沿海平原，同位素测年显示距今8000—2500年是这一地区最高海平面时期。[11]与下辽河平原相连的辽西走廊经历了几乎相同的海侵历程。其后海水开始回退，在排水不良的低洼处形成湖沼。那时的辽西走廊沼泽、积水遍布，难以成行，直至13世纪初期积水陆续退却，人们才将这里正式辟为道路。傍海道一经启用，其平坦的地形立刻显示出古北口、喜峰口道路没有的优势，成为华北通向东北的主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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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走廊狭窄的地形使傍海道的南北两侧乃至中部均有控制道路、依险设关的条件，山海关位于傍海道南端，明代广宁（今辽宁锦州）位于傍海道北端，宁远（今辽宁兴城）位于傍海道中部。由于傍海道对于华北、东北两地的重要作用，明清之际主要战事均发生在这一道路沿线及周邻地区。明清之际的战事依时间顺序可归纳为抚顺之战、萨尔浒之战、辽沈之战、广宁之战、宁远之战、入口之战、松山之战、山海关之战，从军事地理角度着眼，尽管这些战役谋取的目标并不一致，但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对傍海道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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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战事发生在明王朝与清王朝建立者——女真人之间。明代女真分为三大部，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其中建州女真分布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分布在松花江流域，东海女真分布在黑龙江等地。清朝的建立者出自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出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县），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地形而论赫图阿拉位于长白山地的西坡，而广义的长白山地为中国东北地区东部山地的总称，这片山地由多列东北——西南向平行山脉和谷地组成，自西至东包括大黑山、大青山、张广才岭、老爷岭、吉林哈达岭、威虎岭、龙岗山脉、千山山脉、完达山、老爷岭和长白山主脉，这些被地质学家李四光称为“新华夏向”构造体系的山地总面积约28万平方公里，南北长1300余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罗列长白山地的构成，目的在于展示建州女真分布区域的地理环境，很明显，努尔哈赤的出生地赫图阿拉仅是女真人分布区的外缘，而部落的主体则生活在长白山地的深处，因此“新华夏向”构造体系山脉不仅是女真人通向松辽平原的障碍，也成为明清之际的首战之地。抚顺之战、萨尔浒之战的发生地均位于松辽平原的边缘，清朝的建立者赢得这两场战役，意味着生活在长白山中的女真人走出山地，进入平原，而只有据有平原才具备与明王朝进一步争雄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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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抚顺之战、萨尔浒之战后，女真人再次赢得了辽沈之战，并通过这次战役在军事地理上完成了从松辽平原边缘进入平原腹地的战略目标，并将政治核心从赫图阿拉迁向沈阳。辽河为松辽平原上的重要河流，源头为东、西两源，两源相汇后构成辽河干流。辽河干流呈南北流向，然而无论赫图阿拉还是沈阳均位于辽河以东，若赢得天下必须入关，而通向关内的傍海道位于辽河以西，因此广宁之战、宁远之战、入口之战、松山之战、山海关之战，战事地点尽管不同，但最终的战略意图却是一致的，即女真人力争赢得傍海道，进而打通通向关内的道路。与此相应，明人亦全力防守这一交通咽喉，但数次交锋除袁崇焕指挥的“宁远大捷”之外，几乎屡战屡败。广宁之战失利，导致辽西走廊北出口——广宁（今辽宁北镇市）不为明人所有；争夺转向宁远（今辽宁兴城），若宁远再失守则只能依凭山海关；当山海关大门洞开之时，东北与华北之间就再无遮拦。明廷继袁崇焕之后，松山之战、山海关之战的结果就是一步步失去辽西走廊，女真人打通了入关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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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辽西走廊而言，锦州的军事地位不在山海关之下，因此控制了锦州就等于切断了经行辽西走廊的交通道路。1948年国共之间爆发“辽沈战役”，位于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数次电令东北战场最高指挥官林彪拿下锦州，当林彪周密部署经过艰苦奋战赢得锦州之后，西柏坡一片欢腾，这意味着国民党军队通向关内的道路被堵死了，虽然葫芦岛一带尚有军舰可以利用，但最后的战局已经没有悬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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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离我们远去，通向关外那条道路也早已换了新貌，但清人纳兰性德《长相思》词中“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所写的那番心境、那份乡愁，却依然动人心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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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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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四 黄河中下游地区陆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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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平原、丘陵为主，基于地形，承担主要交通的道路多数分布在平原地带。史念海《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强调道路形成的初期，傍河而行是重要的地理选择。这一地理选择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陆路交通走向的影响尤其明显。黄河中下游地区陆路交通出函谷关沿黄河东行，经洛阳、开封至临淄，今天的这些城市，同样也是古代的城市，这些城市构成的连线既是古代也是今天交通道路的走向。以这条道路为轴，可以北上与太行山东麓道路相交，也可以南下进入江淮一带、荆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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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考古发掘将沿黄河东行道路的历史追溯到数千年前，夏、商、周三代不仅围绕这条道路从事早期的经济开发，且将政治中心设置在道路沿线。道路的形成不仅取决于自然条件，且与政治、军事相关；道路一旦形成又会反作用于政治。钱穆总结西周政治与交通的关系说：“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后面，需要一种不断的武力贯彻。周人立国，是一个坐西朝东的形势。其国力的移动可分两道。第一道由陕西出潼关，向河洛，达东都，经营黄河下流。此武王伐殷、周公东征之一线。第二道由陕西出武关，向江、汉，经营南阳、南郡一带，以及淮域。此文王化行之一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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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沿黄河中下游形成国家的官道，雷晋豪的研究确定其基本走向为：成周——坯——东虢——管——桧——楚/郜——菅/丘——曹——茅——重馆——鲁——郕——欢——阳州——禚——野井——泺——平阴——谭——徐关——齐。其中成周即今洛阳，坯为大伾山（河南浚县），东虢都城为今河南荥阳。此后道路转向南行，桧国都于今河南新郑，由桧国东入曹国，其间行经楚丘，楚丘在曹、宋之间，即今山东武成县西南，楚丘以东，经过曹、郜、茅三个封国就可抵达鲁国。菅在郜东，重馆在今山东金乡县南，《战国策》所载“径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行”的险要地带就在附近。周道抵达鲁国后，下一个目标为齐都临淄。西周时期由成周通向齐都临淄的官道还有另一条：成周——盟津（今河南孟津）——温——邢丘——怀（今河南武陟县）——共（今河南辉县）——宁（今河南获嘉）——卫——淇水——相（今河南内黄）——复关——顿丘——五鹿——莘（今山东聊城）——平阴——谭——齐（图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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