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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170537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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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二 天然河道的利用与岭南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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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很早就与江河建立了关系，《易·系辞》“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不仅停留在文字书写的历史文献中，河姆渡、跨湖桥等距今7000年的遗址发现由整段树木凿成的独木舟，大量考古成果证明几千年前人们已经能够制作小舟，且凭借一苇之舟穿行于江湖之中。固然傍水而居、放舟水上早已存在于人类历史早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已经利用江河湖泊形成固定的水路交通。成熟且稳定的水上通道的建立，需要航行性能较好的舟船以及人们对于河湖水文、岸滩地貌的熟悉，而这一切需要相当长时间去探索，因此独木小舟的制作、应用与水路交通的出现存在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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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禹贡》与江、淮、河、济天然水道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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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什么年代形成完整的水路交通尚不清楚，但能够肯定的是，至少到战国初期，水路交通已经在全国形成网络。《尚书·禹贡》成文于战国初期，且作者为魏国人。战国初期魏国首先变法，并以强国之势称雄于列国。基于这样的背景，《禹贡》的作者怀抱魏国为天下霸主的理想，完成了文章的写作。[20]《禹贡》全篇以魏国为中心设计的贡道，大部分是通过水路实现的。这些江河湖泊涉及黄河、长江、淮河、济水几大水系的干流、支流，虽然现实中不存在从四面八方通过这些水道送至魏国的贡品，但作者的设计思想不会完全脱离他生活的世界，即水道本身确实存在于现实中。由于《禹贡》成文于战国初期，文中提及的连接江、淮、河、济这些天然河流的水路交通应该在春秋时期已经成熟，并且应用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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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江流域水道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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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不同于北方，湿热多雨、江河密布是当时主要的环境特征。依托水乡之便，利用舟楫通行各地已然成为当地的惯行。1957年4月在安徽省寿县城南邱家花园出土一件被称为“鄂君启节”的文物，节是古代帝王颁发的水陆交通凭证，鄂君启节为青铜所造，共出土5件，舟节2件，车节3件，节面刻有铭文，为楚怀王颁发给封地在今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用作舟车运输货物免税与驿传招待之用的水、陆两路通行证。经谭其骧、黄盛璋等对节牌铭文的研究，将舟节路线呈现出来：舟节可通行江河以长江中游南北各大支流为主，长江北岸支流为汉江及其支流，南岸为湘、资、沅、澧各条支流，并顺江而下东达于今安徽一带。[21]鄂君启节系统地展现了战国后期长江中游水道与南北各支流所在水域的交通路径，各条江河水路在与北方陆路衔接的同时，主要偏重于今湖南境内湘、资、沅、澧几条大河的利用。鄂君启节在为我们提供2000多年前完整的长江中游水路交通路线的同时，也显示了南方地区开发进程的信息，水程范围所及包括今湖北、湖南大部分，河南、安徽一部分，以及广西小部分。在长江中游各省中唯独没有涉及今江西省各条江河，形成如此局面一则由于今江西属于楚、越两国交界之地，此外这一地区自身的落后更是重要原因。正因此，利用长江南岸各大支流进行交通，湖南境内的湘、资、沅、澧早于江西境内的赣、信、抚、修几条大河，自战国以后至唐代，南下岭南的人员选择的几乎都是湘江水道，从利用湘江水道转向侧重于江西境内的赣江水道大约在北宋时期，而这一转变除了基于江西（宋代江南西路）社会经济不断提升的前提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北宋立都开封，从开封至岭南多数沿汴河南下，溯江而上从今九江一带进入鄱阳湖，并循赣江进入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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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岭南地区的水路与陆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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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为长江与珠江两大江河的分水岭，岭南之地即今广东、广西所辖地区。由于南岭的存在，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流域的道路首先需要克服的障碍就是这道山脉，它不但造成了陆路交通的困难，而且切断了长江、珠江各自支流的天然连通。自然条件为交通带来的障碍，使人们劈山开路首先着力的地方就是这里，正由于此，这样的地方既是连通整条道路的关键之处，也是受关注最多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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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是中国著名的纬向构造带之一，但并不是一道连续的山体。南岭基底由加里东运动（距今5.7—4亿年前）形成。燕山运动是侏罗纪至白垩纪期间（距今1.4—0.65亿年前）中国广泛发生的地壳运动，在这一地质期南岭构造带受强大的挤压褶皱隆起为山脉。此后多次造山运动使本来东西走向的构造线受到华夏式北东向构造线的干扰支离破碎，并形成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条山岭，山岭间则为南北走向或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谷，自然成为南北交通的孔道。南岭自身的地貌特征使水、陆两类交通道路均与五岭通道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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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为一体的人工运河是灵渠，据称灵渠为秦始皇时期派军戍岭南所开。灵渠位于今广西兴安县境内，这是一条连接湘江上源海洋河与漓江源头大溶江的运河，全长33公里，“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22]，顺次启闭，增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通过高地。灵渠修成后，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南北交通，从长江流域沿湘江南下的船只经漓江到大溶江转而向南入桂江，最后经梧州进入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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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南岭陆路交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战国秦汉时期，但宋代岭南的经济开发进入新的阶段，由于政治、生计，从长江流域进入岭南的人越来越多，针对越岭通道的记载也越来越明确。由长江流域越南岭进入岭南主要有三条道路，在宋人的记载中：“凡广东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离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阳下武水者亦由韶州。”[23]这三条南岭通道自西向东依次为湘桂道、骑田道、大庾道。湘桂道由湘江经灵渠下漓江而至桂州，这是一条以水路为主的通道，由湖南去广西多走此道，如北宋范成大去广西赴任就选择了这条道路[24]。桂州即今桂林，正当这条道路的要隘，是南渡人口首先选择的地方。骑田道、大庾道分别与武水、真水相关，武水源自湖南郴州，穿越骑田岭，构成骑田道；真水（浈水）源于江西赣州，穿越大庾岭，构成大庾道。两条道路南下汇合于韶州。[25]南渡人运用这两条道路，若自“湘衡而得骑田，故武水最要”，即自湖南南下岭南多取骑田道；而北宋“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水最便”[26]，这是说若从中原沿汴河南下转赴岭南，或从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去岭南，从江西走大庾道比较捷近；南宋迁都临安后，朝廷管理往来，走大庾道显得更加便捷，故南宋人陈渊称江西赣州一路不仅“贵人达官常往来”，而且“朝廷之有事交广者，出入必过”[27]。周去非《岭外代答》也记载了越岭道路，“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这五条道中，大庾道与湘桂道如前所述；潮州是由福建漳州一带进入广东的“漳州道”必经之路；循州则为由福建汀州进入广东的“循梅道”途经之地，连州处于“自湖南之郴入连”道路上，自秦代就是湘江流域南通广东的冲要。汉武帝时征南越，“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28]，路博德一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此外如周去非所述，自湖南道州溯潇水达广西贺州也是一条越岭通道（图13-2）。自福建、江西、湖南穿越南岭进入岭南后，珠江干、支流构成的水路交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水路与陆路组合为一体，将交通的终点指向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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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宋代岭南人口密度与主要越岭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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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交通凭藉舟楫、借助水力，与陆路相通，交织成网络，成为历史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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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始于先行者足下，纵横于大地之上，它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印记，也是文化传播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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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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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传》鲁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曰：“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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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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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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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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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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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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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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