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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170542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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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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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沙漠是完全荒芜的。与此相对的是，硕大的浮冰和内陆的高原却都对人类有难以化解的敌意——那是一片片绝对的虚无。有谁会愿意去这种地方呢？极地的探索史以及探索者的传记反映了这些复杂的动机。18世纪以前，探险的最大动力一直是经济利益。探险者希望在世界的尽头找到抵达香料之地的路。人们一直认为，在极远的北方存在一条像遥远的南方通道（麦哲伦海峡）那样的航路，这使往复的探索变得有理可循。直到18世纪末，人们才不得不放弃这种想法。即便有这样一条北方通道，它在经济上也没有价值。[84]自那以后，人们前往格陵兰、北极、南极的主要原因便是科学考察。地理需被记述；只要还有没被记述的地方，科学家们就准备好冒着生命危险去探索和记录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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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极地探索的经济原因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不禁会问，为什么人类会为了获得像印度香料这种非必需品而付出如此大的努力。至于像荣誉、虚荣、爱国心这样的理由，我们接受它们只因我们属于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对于其他文明的人而言，极地探险可能仅仅是疯狂的。要使人们如此不计后果地行事，其背后必然有强大的力量驱动。强大力量的存在不容置疑，但究竟是何种力量呢？如果这里所说的力量指的是军事、政治、经济力量，那还容易理解。但是，它是否有可能只是一种美学信念？如果考虑到这种信念的产生和当时的时代思潮不谋而合，那么美学信念作为极地探险驱动力的想法便能成立。“崇高”是18世纪盛行的思潮之一。尽管“崇高”的概念由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在1757年详细阐述，但它事实上根植于古典时代的思辨。崇高是什么呢？它与美有一定的类似，然而它不是秩序与和谐，它也不必然产生快乐。是的，它可以唤起完全相反的情绪：被巨大、混乱，甚至丑陋之物所淹没，被几近痛苦的狂喜所浸蚀，陷入激烈地生存却渴求死亡的困境。“崇高”的思潮进而分化成两派，分别是浪漫主义和哥特，前者在18世纪尤为突出，后者则稍晚盛行。极地探险的故事有时可以像哥特罗曼司一样，其结果往往是疯狂错乱抑或同类相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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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极地探险者中，挪威人弗里乔夫·南森（1861—1930年）和美国人理查德·伊弗林·伯德（1888—1957年）是最具自省证悟与哲学思辨精神的代表。他们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观察、伟大冒险的记录，以及超人的忍耐力，更是对自然、宇宙以及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两位探险家都相信，与被书本包围相比，当生命被冰层包围时更能显现其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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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森是一位颇具成就的海洋生物学家、外交官、人类学家。然而，使他获得声名的成就是作为探险家达成的。南森的两次远征尤其引人注意。第一次，是于1888年与五位同伴成功穿越了格陵兰的冰冻高原。第二次比第一次的野心更大，他试图让他的船“弗拉姆号”漂过北极海盆而到达北极点。当南森意识到浮冰不会扶挟着“弗拉姆号”行至北极点时，他弃船而去（1895年3月14日），并与唯一的一位同伴F.H.乔汉森徒步走向目的地。他们抵达了北纬86°14′，即当时人类抵达过的最北点，却不得不因冰面参差难以逾越而放弃前行。他们回到文明世界的勇敢旅程本身也是一段传奇：靠着奇迹般的胆识，徒步走过漂移的冰面，划着爱斯基摩皮艇穿过辽阔的水面，到达法兰士约瑟夫地。在那里，他们忍过了冬天（1895—1896年），并最终被一些英国考察队成员所救。[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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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没能抵达北极点，南森却因此次探险获得了国际声誉。这次远征被认为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任何队员丧生（“弗拉姆号”在奥多·斯佛扎普的领导下安全返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趟旅程带回了有关北极地理学和海洋学各个方面的大量科学数据，其中包括厚厚的冰层覆盖着北极海盆的事实。南森在科学上的天赋本可以让他在科学研究中获得不小的成就。然而，他一定曾问过自己，科学是否是他开启极地远征的真正缘由。想想他那乘着滑雪板跨越格陵兰冰冻高原的疯狂旅程吧！由于南森在格陵兰冰冻高原的考察用到了滑雪板，记者们更愿把这次远征看作一次壮举甚至是一项运动。与之相比，南森则更愿意将其看作科学考察，因为如果按照远征结果来评判其属性的话，这次远征对科学领域有极大贡献。然而，他曾经疑惑，就像几个梦所暗示的那样。1888年，当南森乘着一块浮冰漂流在格陵兰的海岸边时，“他梦见自己在穿越冰原之后回到了家乡，却因为无法讲出路上见到的任何景物而羞愧难当”。同样，相似的梦境出现在1894年1月18日，那时“弗拉姆号”正漂向北极点。南森梦见他成功地完成了旅行并返回挪威，却发现“他忘记做具体的观测，以至于当人们问及他去了哪里，他竟无法回答”。[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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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人看来，一个渴望极限旅行的灵魂不会对“家”有过多的感觉。然而，远征与回归这两种情感是相连的。从某个角度来看，家既是一个必要的安全基地，又是探险的起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未知世界的探险会将家的好处渐渐放大。无论如何，对“家”的感觉在南森的记述中令人惊讶地强烈，与他那些形容卓绝坚忍的有力散文相比，这些文字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有点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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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上一次离开家，独自穿过花园走向海边，停在那里的“弗拉姆号”正冷漠地等待着我。在我身后，是我生命中所有珍爱的东西。我面前将发生什么？在我下一次看到这一切之前，还要过多少年？我要在那时失去多少珍爱之物，才能返程？就在那不远的窗前，小丽芙静静地坐着，拍着她的手。[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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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士约瑟夫地，与乔汉森蜷缩在简陋的窝棚中过冬时，南森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和女儿。他在日记中写道（189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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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独坐在夜里，在灯光下织缝。在她旁边，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女孩在玩着她的娃娃。她温柔地看着孩子，抚摸着她的发。她的眼睛变得湿润，大大的泪珠落在她的织物上……此刻，我身边的乔汉森睡熟了。他在他梦里微笑。可怜的男孩儿，我希望他在那里和他所爱的人过着圣诞节。[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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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是远离“家”的家，它之所以可以被看作是家，是因为其内部所能提供的熟悉舒适，与外面那陌生荒蛮的冰雪形成强烈对比。南森这样描述他在格陵兰高地上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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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今天如何艰难，不论我们如何劳累，也不论这里如何彻骨寒冷，当我们围坐在锅前，看着油灯微弱的光，耐心地等待着晚饭，所有那一切就都抛之脑后了。的确，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中有多少次看过比这更温馨的场景。当汤或炖菜，抑或无论什么可能的食物在煮着，当我们分着食物，小小的灯光照着我们将要享用的美味，我们的快乐便升到天顶。那一刻，我确定生命的意义超乎想象。[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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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南极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1874—1922年），与南森一样有对家的特殊情感——对于那些沙克尔顿为了冒险而撇下的人来说，这种情感如果不似伪善，也至少可能有些令人困惑。将南森推向那“冷漠地”等待着他的航船的力量，是他自己的期待和愿望：没有什么外力可以左右他启程。沙克尔顿似乎也被类似的矛盾和模糊不清的意识所困扰。当他于1907年启程开始北极探险时，他写信给妻子表达了他的歉意，仿佛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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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妻子，你亲切勇敢的面庞在我面前，我仿佛能看到你站在码头对我微笑。我有满腹的话却不能说，我好想现在就靠岸，把你抱紧在我怀里，爱你，关心你。[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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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森一样，沙克尔顿也对他临时的庇护所产生了强烈的情感。他在1908年10月29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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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离开那间我们舒适地度过了那么多个月的营地小屋，我们感到十分难过……它的内部十分昏暗，电石气的火与外面的太阳相比显得昏暗无力，它与一个正常住房里的火炉相比是那样的小，然而离开这个小窝令我们那样伤心。昨晚，当我们围坐着吃晚餐时，一束傍晚的阳光射进通风口，在女王的画像上投下一圈光晕。[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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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森对自然之壮丽做出敏锐的回应。关于北极光，他写道：“无论多么经常看到这奇怪的光之表演，我们从不会厌倦注视它；这光之舞似乎给我们的视觉和感觉都施了魔咒，让人无法侧目离开。”北方的神话增强了极光播洒的魔咒的力量。“这难道是火焰巨人苏特本人击打着巨大的银色竖琴，使得琴弦在真火之国穆斯帕尔海姆的火焰光芒中颤抖和闪耀？”或许，更强有力地证明了南森的浪漫气质和对大自然的热爱的证据，存在于那些他并不试图描述景观而只是记录事件的段落中。乘着帆船在月光下穿越格陵兰岛的冰原就是一个例子。南森指出：“看到两艘船在我身后匆匆而来，这是一个奇幻的景象；在白色雪原和后面巨盘似的月亮的衬托下，它们方形的维京式风帆呈现出黑色剪影。”[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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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森曾经自称为无神论者，后来又自称是不可知论者。他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来世。如果人生是有目的的话，那就是尽自己所能造福下一代。只是拥有高贵的品性并不会带来满足，他反复追寻将这种品性转化为有效的人类行动。虽然外表上看来，他在很多方面都是成功的，但在他没有参与到紧张的极地探险的时期里，他陷入了低落。甚至当他投身于探险并目睹了晶莹的冰原时，他也看到了死亡。在他的思想中，冰和死亡是紧密相连的概念。他的两卷本作品《最远的北方》的第一句写道：“在那些未见的、未被开垦的无瑕的冰幔下，坚冷的极地中沉睡着源自时间之始的最古老的死亡。”他接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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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无踪迹。在这片寂静的自然中，没有事情发生过。视野中，没有东西遮挡从那极远的冰冷夜空射来的星光，或是闪耀华丽的极光。我只能隐约辨认出“弗拉姆号”的外轮廓，朦胧地出现在荒凉的昏暗中。船只似乎在无边际的死亡的领地中迷航，就像一颗微小的尘埃。[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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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森无聊而不安地在法兰士约瑟夫地越冬时，他消沉的思想催生出了一幅幅白、冷、无情且寂静的画面。他在1895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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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没有感知的奇怪的美。这里就像一个由闪亮的白色大理石构成的死亡星球。就这样，冰山冰冷地矗立在那里；就这样，湖水冻结在雪的覆盖下；现在，月亮缓慢无声地沿着它无尽的运行轨道经过这片无人之地。一切都是静止的，如此诡异的静止，好似那种当地球再次变得荒无人烟、空荡无物般的寂静。[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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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伯德出生那年，弗里乔夫·南森航行经过格陵兰岛的内陆冰原；也就是说，这两位分别来自美国和挪威的极地探险家相差了一代人的距离。前者被培养为海军上将，后者则是大使和政治家。两位都既是成功的世界名人又是极地探险家。使他们与早先的探险家们区别开来的，是一种现代性的探求：这既是驶入地理上未知区域的征程，亦是一场展开自我发现的征程。两位都将远征经历撰写出版。南森的书已经绝版，而伯德的《孤独》一书仍在再版。伯德在这本书中对自己在南极洲罗斯冰架上独自生活四个半月（1934年）的经历的大量叙述，具有文学的永恒性。他为什么在那里？为什么是在南纬80°08′的地方过冬？他的确有去执行这个任务的充足的科学理由，然而，对他而言最重要的理由则是个人化的。他想要“与自己独处一段时间，并且去体验平和与安静，去寻找独处真正的美妙”。[96]在博林前进基地时，身体上的隔绝是绝对的：“不管看向什么地方，东西南北，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景致，即与地平线相交接的无限延展的冰扇。居住的小屋没有特定原因地朝向西边。”悲惨的经历在这一阶段发生。最糟糕的则是紧随着病痛而来的绝望。自我怀疑攻击着他。“我本来是去那里追寻平和快乐的，……（而且）我是带着正义和科学的使命而来。如今，我却看清了它们的本质：第一个是幻想，第二个是一条死路。”[97]他的想法继而延展到他对“家”的看法，并以此段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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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对任何人而言，重要的只有两件事，即对家庭的情感和理解。任何其他事物都是无关紧要的，仿若任由偏见和偏好的波流不断扰动的船只。但是家庭是永恒的锚，一个安静的港湾，在那里，人可以任由自己随着自豪和忠诚摇摆。[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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