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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私人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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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污秽和潦倒的景象相对立的即是财富，“商店橱窗里透出的明亮的灯光，华丽的服装商场，锃亮的金银器皿”。[146]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工业化城市，财富的岛屿漂浮于一片由贫穷及其最醒目的产物——一个怪异而危险的人群——所组成的沼泽之中。法律和秩序的力量仿佛微弱的灯光，在黑暗之中效用甚微。面对这种情况有何应对之法？像现在一样，从棘手情况中获得解脱是最常见的解决方法。有人可能会认为，像梅休和狄更斯这样的作家让伦敦人惧怕其所在之城的可怖之处，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以文学的形式为伦敦人提供了一种解脱，使人们可以躺在扶手椅上以轻松的心态阅读这些对城市的戏剧性描述。在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种更为容易的解脱方式——侦探小说。侦探小说中，警察或许是迟钝的，但是私人侦探永远聪明绝顶。此外，私人侦探不同于警察的地方，还包括他通常是一位尊重客户隐私的绅士——即使他有着非常规的，甚至是波希米亚式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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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柯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福尔摩斯。除了绝顶聪明以外，福尔摩斯还有着其他出众的品质。比如，他拥有非比寻常的方向感（福尔摩斯从不会迷失，无论是在伦敦的后街小巷还是在西藏的荒野之中），以及可与社会的各个阶层打成一片的品性（他可以轻松地给圣西蒙勋爵献茶，就像和街上的顽童、烟雾弥漫的地下室里的拳击手或是鸦片馆里的常客交谈一样）。福尔摩斯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或许会受到资本主义企业家钦佩却与其志性相异之人；他认同贵族的责任感，愿意为那些支付不起费用的人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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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那些较为精明的伦敦人面对蜂拥入城的人群时，或许在想，在这些冷漠的表情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情感？在他们密集的联排式住宅立面背后藏匿着什么阴谋？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进行暴力犯罪的会不会是街区里那个友好的烟草商或者戴着眼镜的图书管理员？警员通常缺乏提出这类问题的想象力，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缺乏破案能力——至少，这是小说作家所描绘的情况。福尔摩斯的确拥有必需的心理洞察力。他可以看到面具背后的东西，这一诀窍使他在他的对手面前显得异乎寻常。比如，当福尔摩斯通过“阅读”莫兰上校，并仅通过心理暗示的方法发现他是罪犯后，莫兰不禁认为这是超凡能力。“你这个聪明，聪明的恶魔！”莫兰喊道。[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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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那些前来寻求福尔摩斯帮助的人，除了被福尔摩斯的名声所吸引，也不乏出于其他考量。与法律官员不同，福尔摩斯尊重客户隐私，只要不妨碍他的调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世界的认知广博，若迫不得已，他们可以直面梅休和狄更斯所揭露的污秽肮脏的事实。但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另一个有关阴暗面的事实，即不久之后弗洛伊德所揭露的那种四帷柱床上的兽性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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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福尔摩斯寻求帮助的另一个考量，更为客观和模糊。这种焦虑与经济有关——特别是关系到财富的资本分配，其中极端的不平等可能会引发社会动乱。在某个层面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心中存在这种恼人的不安定感似乎有违常理。毕竟，他们的帝国在当时占领了大半个地球，而他们的女王亦成为其殖民地的女皇，比如被加冕为印度女皇。此外，许多科技进步和社会改善——比如更好的照明、更高效的官僚体制，以及更充足的警力——正是在1880年到1900年间，也就是福尔摩斯风潮正劲之时达到顶峰。更令人惊讶的是，福尔摩斯的受欢迎程度持续不减，一直持续到了下个世纪。福尔摩斯的经典原型，通过模仿、拼贴、严肃写作以及电影和电视的形式被极大地丰富拓展。在全球经济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新兴的富裕的亚洲国家，一个新的福尔摩斯故事或电影必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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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和其他私人侦探持久受欢迎的现象带来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走过从1850年到2000年如此漫长、事件频发的一段时期的人物，究竟有什么共同点？其中一点是，感谢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他们都经历了通讯的快速拓展。狄更斯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新技术是电报，它创造了跨越国家的广阔的社会网络。我们时代的新技术毋庸置疑是互联网，它已经成功地将人们编织在一个社会结构中，涵盖了我们全球社会。但正是这种共性，这种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具有阴暗面的全球互联，给私人侦探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例如，狄更斯早期小说的背景是“史无前例的金融不确定性。1825年发生的经济崩溃，导致大约80家银行倒闭、近500家公司破产；13年后，对这场经济灾难的记忆使其得以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一书中再度浮现”。富人变得更富，穷人更穷。亲情和家庭责任减弱；因此，工人有越来越多的怨恨，而在富人中也出现了混乱。[148]后来，在19世纪80年代，长期的经济衰退导致暴力出现在伦敦街头，“失业”这个词也随之产生。在伴随殖民地和外国移民迁入而不断膨胀的都市人口之中，不乏持不同政见者和革命者。这些人使社会看似变得无法管理，且处于威胁之中。“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采用一种新型炸药，把‘恐怖主义’添加到城市体验之中；开膛手杰克远胜于警察，暴露出边缘群体可怕的脆弱性。”[149]这些呈现于狄更斯／维多利亚时代的机能障碍，让我们想起当今时代的相似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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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福尔摩斯已经伴随了我们125年。除了破解罪案和纠正个人错误，福尔摩斯对医治社会弊病提出了什么更广泛而持久的解决方案？他的解决方案是教育——用知识的力量去消除由无知和邪恶带来的黑暗。对知识的庄重对待及长久探寻，需要建立在极大的乐观态度之上——那通常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的乐观。福尔摩斯闻名于世的分析能力实际上也是浪漫的。我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因为他的不拘俗套、他的波希米亚情怀，而是因为他对教育的信仰。在短篇故事《海军协定》中，当他和华生在火车上讨论他们对城市的观点时，福尔摩斯分享了他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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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走哪条铁路线进伦敦，都能居高临下地看到这样一些房子，这真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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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福尔摩斯是在说笑，因为这景色实在不堪入目，但他立即解释道：“你看那一片孤立的大房子，它们矗立于青石之上，就像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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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些寄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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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灯塔，我的伙计！未来的灯塔！每一座灯塔里都装满千百颗光辉灿烂的小种子，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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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长远来看，教育仍被视为医治社会弊病之方，但缺少了福尔摩斯的自信——他的天真。寄宿学校？没人再关心它们的存在。“那是灯塔，我的伙计！未来的灯塔！”我们很难想象那些20世纪诞生的侦探人物会像福尔摩斯一样发出这样的感慨，无论是英国小说家多萝西·L.塞耶斯笔下的彼得·温西勋爵，还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名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更不要提美国作家达希尔·哈米特笔下的那些硬汉派侦探了。如果说他们曾为社会提供了什么万能药，那大概会是以一种嘲讽的语气道出的。嘲讽——甚至是讽刺、世故的语调——与浪漫的气质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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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4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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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促生出三种出类拔萃之人：美学家、英雄和圣人。这三种人都有倾向于超越或逾越社会一般准则的行为或追求。这些人通常会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即使他们——特别是圣人——具有谦虚和无私的优秀品质。换句话说，美学家、英雄和圣人都是个人主义者。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在《浪漫地理学》这样一本书中为他们单设一章？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学不是关于“群体”以及“群体”的福祉与生存吗？我认为，地理学不仅是空间科学。地理学亦关乎对自然和文化的求索，既涉及对“群体”从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到在人造环境中生存的转变的观察，亦涉及对“个体”从作为生物体到作为文化体的演进的探究。地理学家对这种转变与演进所进行的研究，通常停留在“群体”层面上，并将这些转变归因于非个人化的客观外力的影响。与之不同，我试图引入“个体”这个概念。这些极具个人性的个体的故事，更多地受到内在情感与理想的推动，更倾向于脱离群体之常规，简言之，更加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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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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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其所处的自然和建成环境中的杂乱程度有着不同的审美。热带森林的居民对热带森林以外的环境一无所知，所以也毫无疑问地欣赏其杂乱状态。与之形成对比的沙漠居民，更喜欢简单开放的空间。对于建成环境，北亚文明倾向于简洁，北京的紫禁城就是一个例子。南亚和东南亚文化则崇尚复杂，比如雕塑繁复的吴哥窟。在流线机械美学的影响下，西方的现代高级艺术崇尚简单，或至少是外表上的简单。对美学的追求，使得人类从自然之杂乱渐入文明之简明，从身体之繁重渐入精神之轻盈，从形态模糊的天然状态到形态分明的优雅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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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复杂和简单两者可能被同时欣赏，但它们也标志着一种演进，一种从一端迈向另一端的渴望。这种演进之一，即从来自身体层面的生理需求，演进至来自精神层面的美与文明的追求。美国社会评论家卡米尔·帕格里亚通过比较两尊女性雕塑来解释这种演进：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像（公元前30000年）和娜芙蒂蒂王后像（公元前1350年）。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像是纯粹自然的状态——一个来自地层深处的地球之母女神。帕格里亚对这尊雕像的描述充满辱骂，描写她“只是感受，却不看亦不思考”；她是“失明的，失语的，失聪的，无手臂的，八字脚的……一个被下压的根茎”；她全身“没有直线，只有曲线和圆圈”；她是“无形的，陷在有毒的泥沼中”；她仅是“生命，因此肮脏”。[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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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娜芙蒂蒂王后像，“对天神太阳神的崇拜战胜了对粗糙与可怖的大地之母的崇拜。所有肥胖、松弛、倦怠之形都消失了”。如果说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像只关乎身体，那娜芙蒂蒂王后像则只关乎头脑。她的“面容闪耀着重生的光芒，像是永不落的太阳”。她的脖颈如此细长，像是快要断掉。娜芙蒂蒂王后的姿态向上方昂挺，“像架喷气机般冲入天际……她有着无与伦比的骨头”。她是由石头构建之物，“而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则是土制的椭圆物，一个仿若微颤的水煮蛋的女人。娜芙蒂蒂王后则是一位由数学之美塑造的女性，一位因变得更加坚硬和鲜明而获得崇高品质的女性”。[152]用以形容纤瘦和棱角分明之形的词是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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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一词显然不止限于描述女性的姿态与时尚。这个词也可以被用来描述丹麦家具、格言警句和数学逻辑。当这个词被使用时，就暗示了一种优越性。优雅意味着贵族气质。那些崇尚优雅之人，鄙视松散、无形、杂乱和粘连之态，即那种充斥于拥有“低等秩序”的生活状态，那种属于原始族群或是劳动贫民的状态。但是，这些所谓的拥有“低等秩序”之人，却享受着那些优雅或优越之人所缺失的不受约束的活力。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一定是这一观点的赞同者。在其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对抗专制的政党领导“老大哥”，除了那些有着笨拙蛮力的粗俗之人。当小说中的主角温斯顿·史密斯低头看到一个充满平凡生活气息的女性，这位被围困住的英雄心头燃起了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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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人没有头脑，她只有强壮的胳膊、热情的心肠和多产的肚皮。他心里想她不知生过了多少子女。很可能有十五个。她曾经有过一次像野玫瑰一样鲜花怒放的时候，大概一年左右，接着就突然像受了精的果实一样膨胀起来，越来越硬，越红，越粗，此后她的一生就是洗衣服、擦地板、补袜子、烧饭，这样打扫缝补，先是为子女，后是为孙儿，没完没了，持续不断，整整干了三十年，到了最后，还在歌唱。[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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