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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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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一、勾践徙都于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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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际，吴王夫差全力争霸中原，放松了对越人的注意。恰如俗语所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越王勾践先是趁吴王夫差参与黄池盟会的时候，从背后出其不意，歼灭吴国大量兵力，并杀死吴太子，给吴国以沉重打击；紧接着在四年之后，复又大举出兵，困吴王于姑苏山上，前后持续三年，长围不解，最终在周元王四年亦即勾践在位之第二十四年（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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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吴国北向中原，已经扩展了很大一片地盘，灭掉吴国之后，勾践似乎完全可以坐享其成，可是，按照《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记载，他却做出了一个非常令人诧异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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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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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勾践放弃了本已到手的淮河以北大片土地，退守淮水南岸，依旧僻处于东南一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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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勾践随后还做出了一个更为令人费解的决策，这就是把都城由今浙江绍兴附近的会稽北迁至今山东半岛上的琅邪，事见东汉人袁康、吴平纂录之《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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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徙琅邪，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并越于琅邪。后四十馀年，秦并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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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复有记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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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伐吴，霸关东，从（案原文作“從”）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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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从（從）琅邪，起观台”句，本文所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乐祖谋点校本连读作“从（從）琅邪起观台”，然而语义不通，《续汉书·郡国志》梁刘昭注引《越绝书》此文，作：“勾践徙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6〕可见今本《越绝书》之“从（從）”字应是“徙”字形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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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东汉人赵晔在《吴越春秋》中亦述及此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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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從）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丧，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风，飞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勾践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践乃使使号令齐、楚、秦、晋，皆辅周室，血盟而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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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从（從）”字，同样应属“徙”字之讹，由下文“取元常之丧，欲徙葬琅邪”以及“吾前君其不徙乎”句中两处“徙”字，可以更为清楚地证明这一点〔8〕。《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所记越国立都琅邪“凡二百四十年”，蒙文通依据《越绝书》另一篇目《越绝外传记地传》以及《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来考订，应为“都琅邪二百二十四年”〔9〕，所说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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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勾践此举之所以费解，是因为其迁都琅邪的原因，乃是“欲霸中国”〔10〕，或云“尊事周室，行霸琅邪”〔11〕，晋人郭璞乃径谓之曰：“琅邪者，越王勾践入霸中国之所都。”〔12〕琅邪位于今山东半岛东南海岸，淮河迤北地区是越人由陆地北上琅邪的必经通道。依照常理，勾践既然“欲霸中国”，似乎就不应该舍弃淮河北面的土地；而他既然想要北上称霸，那么又为什么不占据淮北而非要别取琅邪？特别是在失去淮北大片疆域之后，越王勾践又何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大举北上、远徙都城于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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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迟从唐代起，就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并进而否定其真实性，说见《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县道记》（疑即唐贾耽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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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本理（治）会稽，盖因会诸侯于河，权于此观望经旬，不应都于此，《吴越春秋》所说近于诞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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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历史地理学者当中，陈伟亦对此表述过明显的困惑〔15〕。越王勾践徙都琅邪的说法，何以竟会“近于诞谬”，《郡国县道记》文中没有具体叙述，但审度其文句语气，可以看出，除了前面所说此举明显背戾事之常理以外，《吴越春秋》成书偏晚，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乃至《左传》、《国语》等早期文献对此缺乏记载，显然也是一项重要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同样觉得事近“诞谬”，北宋人刘恕在编集《资治通鉴外纪》的时候，竟干脆略而不提勾践迁都一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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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徙都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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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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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把都城迁移到琅邪，虽然未曾见诸司马迁《史记》，但在《汉书·地理志》当中自有明确的记载，谓琅邪其地乃“越王勾践尝治此”〔17〕；又除了前面引述过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和《水经注》诸书之外，今本《竹书纪年》也记述说勾践在灭吴之后不久，即“徙都琅邪”〔18〕，故清康熙、乾隆间人顾栋高尽管同样以为“《吴越春秋》与《越绝书》所书，皆怪诞不足信”，但却在综合考虑上述“诸书所载，较若画一”这一情况之后，明确判断说，“当从《吴越春秋》、《越绝》诸书”，以“越徙琅邪为是”〔19〕。今人蒙文通复举述诸多相关史事论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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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非攻中》言：“东方有莒之国，不敬事于大，东则越人来削其壤，西则齐人兼而有之。”莒，小国，在今山东莒县，越与莒为邻，则越必居于山东。是当都于琅邪也。……《孟子·离娄》言越尝伐鲁，《世本》、《说苑·立节》皆言越尝侵齐，《越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言：朱句三十四年灭滕，三十五年灭郯。《战国策·魏策》四云：“缯恃齐以悍（捍）越，齐和子之乱而越人亡缯。”皆明越人之活动多在北方。惟徙都琅邪，始克灭滕、灭郯、亡缯、削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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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蒙氏以为“诸书所载勾践及其以后越事论之，亦必都于琅邪于理乃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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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史料的可信性角度来看，确实不宜断然否定这样一系列典籍的记载，但琅邪既遥远又偏僻的地理位置，确实还是相当令人费解。如陈梦雷在清康熙年间编著《古今图书集成》时，即以为此事“尚未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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