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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三、越都北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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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越都北移的时间，史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赵晔《吴越春秋》记作勾践二十五年（公元前472），亦即越人灭吴之次年〔95〕；今本《竹书纪年》记作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时值晋出公七年，亦即越王勾践二十九年〔96〕。前后相差四年，其间自有一误。然而清初顾祖禹撰著《读史方舆纪要》，但取《竹书纪年》之勾践二十九年说〔97〕；清中期官修《大清一统志》，徒述《吴越春秋》之勾践二十五年说〔98〕，都没有说明取舍的缘由。清朝末年人王先谦更未加审辨，便贸然将其合为一事，径谓之曰：“《纪年》贞定王元年越徙都琅邪，勾践二十五年也。”〔99〕王氏所说本不足为训，然而今杨宽等编著《战国会要》，复依样袭用其说〔100〕，则似乎已难辞粗疏之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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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是在天下一统之太平盛世，考证清楚这前后四年的时间出入，也许并不十分重要，但在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国间征伐频仍，往往导致疆土范围急剧变迁，政治和军事地理格局因即随之大为改观，所以，我们应当尽可能对其做出更为清晰和准确的复原。特别是越国的国际地位，在灭吴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前述春秋两季输以皮币、玉帛、子女而宾服于楚、晋、齐三大强国，倏忽转变成为中原盟主。尽管越国这种盟主地位，实际并不十分充分，而且未能持续多长时间，但墨子论天下好战之国，以楚、越、晋、齐并称，谓“以并国之故，万国有馀皆灭，而四国独立”，并且还说这几个国家本来“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101〕，这些话很形象地反映出，越国已经由宾服其下的附庸而骤然上升至与楚、晋、齐相并峙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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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王国维于1917年夏撰著《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于周贞定王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琅邪”条下附有疏证云：“《吴越春秋》六，勾践二十五年，霸于关东，徙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102〕王氏以为今本《竹书纪年》殆无一不袭自他书，“所增加者年月而已”，而此等缀加之年月“又多杜撰”，故“其说为无征无用”，废之可也，在这种情况下，他之所以还要好事撰述此书，不过是想仿照清人惠栋著《古文尚书考》和孙志祖著《家语疏证》的先例，“一一求其所出”，为捕盗者而获得其真赃而已〔103〕。依此宗旨可知，在勾践徙都时间这一问题上，王国维同样并不认同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年月，其言外之意，应当是以《吴越春秋》的勾践二十五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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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国维的看法不同，钱穆在所撰《先秦诸子系年》中通过比对《吴越春秋》与《左传》两书的相关记载发现，由于越王勾践三年，值鲁哀公元年，亦即勾践之元年早于鲁哀公元年两年，而《吴越春秋》往往会将鲁哀公若干年的史事错系为勾践若干年，这样一来，《吴越春秋》所记年代，往往就要早于其实际发生时间两年，而书中所记勾践灭吴以后的历史活动，还存在着比这更为复杂的年代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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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七年又如越，而卒。《吴越春秋》系哀公奔越事于勾践之二十四年，是又误以鲁哀年为勾践年也。其事遂前后相差五年。下文又云：“二十七年冬，勾践卒。”例推亦当隔五年，则仍是三十二年卒矣。〔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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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表述得不够清楚，需要适当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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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文所说，假如仅仅是“误以鲁哀年为勾践年”，那么，《吴越春秋》的记载只会比实际提早两年，而不会“前后相差五年”。如同钱穆所述，《左传》记载鲁哀公如越，前后相继有两次，一次是在哀公二十四年，一次是在哀公二十七年。其哀公二十四年下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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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年夏四月，……闰月，公如越，得大子适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公孙有山氏使告于季孙。季孙惧，使因大宰嚭而纳赂焉，乃止。……六月，公至自越。〔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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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纪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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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间。……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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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史记·鲁周公世家》记同事较《左传》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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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哀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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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春秋》在勾践二十四年灭吴后记哀公如越之行事，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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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哀公患三桓，欲因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难。哀公奔陉，三桓攻哀公，公奔卫，又奔越。鲁国空虚，国人悲之，来迎哀公，与之俱归。〔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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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互对比，可知《吴越春秋》应是先将哀公二十七年如越事误视为哀公二十四年事，复又“误以鲁哀年为勾践年”，从而错系于勾践二十四年之下。因哀公二十七年本来值勾践二十九年，这样被《吴越春秋》错记作勾践二十四年之后，“其事遂前后相差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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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文中没有清楚讲述的另外一个重要看法，是他认为《吴越春秋》在此勾践二十四年以后的一些记事，都有可能受这一时间坐标点错位的牵连而“前后相差五年”，上文所述勾践卒年，就是一个例证。亦即本此系年讹误之通例，钱氏对徙都琅邪一事做有如下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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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春秋》）又叙越起琅邪观台于勾践之二十五年，考今本《纪年》越徙琅邪在晋出公七年，即鲁哀公卒岁。而翌年越在琅邪大起观台，亦适合。〔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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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认为，《吴越春秋》所记勾践二十五年兴造琅邪台的记载，很不合乎情理，盖“越灭吴在勾践二十四年，其明年，决不急遽北迁”〔110〕。在钱氏看来，应当在《吴越春秋》所记勾践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叠加上五年的错位，来作为“越在琅邪大起观台”的年头。这一年为越王勾践三十年，亦即周贞定王二年。至于勾践徙都琅邪的具体年代，钱穆以为理应信从今本《竹书纪年》所记之周贞定王元年，亦即勾践二十九年。这样，头一年迁都，第二年大兴土木，建造望海观台，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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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钱穆为了使这一解释更为顺畅，有意原封不动地引述《吴越春秋》明显错讹的文字，将“徙琅邪，起观台”书作“从（從）琅邪起观台”，这样一来，《吴越春秋》在所谓“勾践二十五年”下有关新都的记载，就只剩有徙都后在琅邪建造观台一事（实属勾践三十年），而看不到迁移都城的确切时间。其实“从（從）琅邪起观台”这句话完全不通，将“从（從）”订正为“徙”字，并不会妨碍钱氏上述观点。盖迁徙都城，工程浩大，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很可能在勾践二十九年启动之后，到第二年亦即勾践三十年才最终完成。再说按照钱穆的看法，勾践迁都与建造观台，不过是转年前后相继的事情，《吴越春秋》牵连书之于一处，也完全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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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勾践徙都琅邪时间这一问题上，钱穆所持周贞定王元年之说，显然最为可信，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后来的研究者却大多疏忽未能注意到钱氏所做考订，故或如前述杨宽等简单袭用王先谦胡乱折中调和的荒唐说法；或如陈桥驿虽然承认今本《竹书纪年》周贞定王元年“于越徙都琅邪”的记载“是可靠的”〔111〕，却只是简单采信《吴越春秋》所谓“勾践二十五年”的记载，谓勾践二十四年灭吴后，随即“于次年迁都琅邪”〔112〕。另外，蒙文通则根本不理会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并同钱穆一样，也对《吴越春秋》“从（從）琅邪起观台”的文字讹误遵而不改，仅据此判定所谓勾践二十五年时越人已经徙都琅邪，从而“姑定徙都之年为勾践之二十四年”〔113〕，亦即越人灭吴之当年。钱林书后来研究越国迁都琅邪问题，对此也持有大致相同的看法〔114〕。虽有个别学者如童书业认同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但也只是说“此说自有所据，或本于古本《竹书纪年》”〔115〕，既没有顾及《吴越春秋》的记载，也没有就钱氏《先秦诸子系年》的考订有所表述，显然同样没有深入探究这一问题。凡此种种，均说明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钱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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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哀公二十五年（亦即越王勾践二十七年），卫出公在诸卿大夫的逼迫下，仓惶出逃，幸臣拳弥谓晋、齐、鲁诸地均不宜前往，同时劝诱出公曰：“请适城鉏，以勾越，越有君。”出公即如其所言，经此城鉏而出奔于宋国。晋人杜预注释云，城鉏乃“近宋邑”，而拳弥谓可因城鉏以“勾越”，则是因为“越新得诸侯”亦即刚刚成为中原盟主，而“宋南近越”，得以“转相钩牵”，入越请求勾践出兵扶助，恢复其国君的地位。后来卫出公果然派人“如越请师”，勾践亦于次年应邀发兵，打算护送出公返回卫国〔116〕。案此事发生在越王勾践灭吴三年之后，亦在《吴越春秋》所说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两年之后，卫侯为获取越国庇护而南逃至宋，足以确切证明越国都城尚未北迁。又《左传》载同年鲁哀公自越归国，“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杜预谓五梧乃“鲁南鄙地”〔117〕，这可以进一步印证此时越都仍在江南故地，而钱穆谓越都迁徙于继此之后的鲁哀公二十七年（亦即越王勾践二十九年、周贞定王元年），恰恰与之合若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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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应，如前所述，顾栋高尝谓“（鲁哀公）二十七年越使后庸来正邾、鲁之界，公与之盟于平阳。后哀公尝欲以越伐鲁而去季氏，公又尝如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见于《孟子》。武城今沂州费县西南九十里，季氏之私邑亦在费，与琅邪之说相合”，即谓若非都城北移至琅邪，由于南北相去悬远，上述诸事当无以生成。钱穆根据他考定的勾践迁都时间，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些事件恰好都发生在越都北徙之后〔118〕。由此可见，勾践徙都琅邪的时间，理应以钱穆所说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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