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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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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六、越人的航海能力与勾践迁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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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徙都琅邪一事虽然确切无疑，但在被楚国夺走淮上疆土之后，越人究竟依循怎样的路径仍得以远徙琅邪，就成为必须解答的难题。前述顾栋高对勾践迁都琅邪一事之所以感到困惑，实质上就是难以理解旧都会稽与新都琅邪在空间上具有很大间隔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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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第一节所述，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曾引述《郡国县道记》，怀疑越人徙都琅邪的真实性，谓勾践只是“因会诸侯于河，权于此观望经旬”，亦即不过是巡游间暂作停留而已。民国时劳榦论及这一问题，似即循此思路，加以引申，“据《史记·勾践世家》谓勾践平吴乃以兵北渡淮，既去而以淮上地与楚”，从而推论说：“是徙都之时不长。”〔233〕后来陈伟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也谈到了大致相似的调停办法，以为勾践只是很短暂地将都城由会稽迁出，旋即重归故地，其北居琅邪的时间，应当是在“《越世家》‘北渡淮’至‘渡淮南’之间”〔234〕。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在颠倒勾践迁都时间与越人“以淮上地与楚”时间前后次序的错误前提下做出的判断，所说自然不能成立，但是，却可以从中看出，劳、陈二氏以为勾践理应通过所谓“淮上地”由陆上向北渐次移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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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在论述战国初期各个大国的领土时，概括越国疆域的轮廓是：“约自今山东省的琅邪台起，沿海而南，有今江苏省苏北的运河以东地区和全部苏南地区，……北境和齐、鲁及泗水上的各小国交错接界，西和楚接界，东边靠海，南和百越接界。”〔235〕杨氏谓越国辖有琅邪以南的今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并没有提出具体证据，实际上这只能是基于他对越王勾践北迁路线的理解，即杨氏以为勾践徙都系沿今苏北地区向琅邪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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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杨宽讲述，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当中包括春秋、战国地图在内的秦以前地图，都是由他主持编绘，“作好地名考证之后”，再交由钱林书“仔细画上地图”，而且他在谈论战国地图的编绘情况时，还特别举述勾践迁都琅邪一事作为例证，说明自己的考订工作〔236〕。因此，《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战国时期图幅上对越国疆域范围的标识，即体现了杨氏上述看法〔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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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似，钱林书曾从许多角度来论证勾践迁都琅邪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但也没有直接说明勾践的迁都路线，只是谈到在越国迁都琅邪以后，“一方面向南通过海道可直达越国故地。另一方面又可以稍向西到莒，通过沂水南入泗水，再经过邗沟到达吴越故地。又因今江苏东部控制在越国手中，所以这两条水道也是比较安全的”〔238〕。然而，钱氏同样没有举述具体证据，以说明越国确实控制着包括今苏北东部地区在内的沂水和泗水流域；特别是钱氏没有说明，假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勾践灭吴以后“与鲁泗东方百里”这一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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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直至勾践五世孙王无彊的时候，尚有楚国“淮、泗之间不东”以及楚之“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的说法〔239〕，因此，像杨宽和钱林书这样的说法，与唐人李吉甫所说句践渡淮而迁都琅邪，实际上并没有本质性差别，似可姑且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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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当时国家领土的分布状况，与后代有很大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越过其他国家的领土而在远方拥有“飞地”，人称“越国鄙远”，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很多土地亦且“朝秦暮楚”，变化不定，这本来是很普遍的现象，清人俞正燮对此曾做有论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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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鄙远，春秋战国时最多。齐有廪丘，郑有州、有祊，邾戍过鲁，鲁田在许，杞田在成，晋有范、有戚，又有乌余之邑。即大夫亦有之，晋有栾氏州邑，范、赵、韩皆欲之；齐以宋地封秦泾阳君；赵以灵丘封楚春申君。鲁桃在今泗水；莱柞在今莱芜，而以莱柞为桃山，皆鄙远之证。《郑语》虢、郐十邑皆有寄地，亦内、外传相应。僖公三十年，晋、秦围郑，郑谓秦曰：“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言晋大国，数欺秦，秦难越之以鄙远，明他国不难也。至晋文公卒，秦潜师欲得郑，是谓晋襄无能为，欲循越国鄙远之事，其义互明矣。此事在《左传》甚多而义甚隐，故言地里者多有地远之疑。〔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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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曾撰写《战国时期的插花地》一文，专门论述这种特殊的疆土领属形式〔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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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谓勾践将都城远迁至琅邪，并不仅仅是“越国鄙远”，实乃堪称“越国都远”，即《越绝书》所说，“勾践大霸称王，徙琅邪，都也”〔242〕，已经不是在境外领辖普通的聚邑，但这依然不乏同类事证，其最为昭著的事例，就是魏惠王三十一年由河东地区的安邑迁都至陈留地区的大梁。史念海描述魏国迁都后的疆域状况说：“河东、河内之间还有上党，河东、陈留之间还有河南，皆非魏国的领土。无论魏人取道黄河以南或黄河以北，都要假道于他国。”〔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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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越王勾践跨越数国疆域，将都城迁离于国家故土之外，在当时也并不是特别背戾常规的做法，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魏国都城东迁以后，整个国家的重心，都已经随之向东转移，东部区域的疆域面积至少不在西部之下，其东、西两部，相距也并不十分辽远；同时，魏国都城的东移，还有较大被动成分，乃是由于“秦用商君，东地至河”，“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244〕，而越国都城的北移，则完全是出于勾践北上争霸的战略追求。琅邪附近地域狭促，缺乏足够的腹地来保障国都的供给，直至后来被迫退回南方，越人始终未能在这里扩展很大范围，犹如军队攻击作战过程中在前方建立的前进基地，根本离不开江南故地的战略支撑，两地间必须保持顺畅的经常性联系。再说江南故地，同样也需要必要的防卫保障，即如清人刘翼明所质疑的那样：“且勾践以阴谋灭吴，诸强国耽耽伺其后，齐即献琅邪，越人敢徙都于外乎？”〔245〕首尾之间，相互照应似乎存在较大难度，若是没有合理的缘由，并不会轻易做出这一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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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如前所述，在琅邪与江南故地的交通联系方面，似乎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迄至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以为勾践北徙，是通过陆上，由淮河北岸向琅邪挺进，人们好像都忽视了越人是一个擅长航海的民族，他们或许也有可能通过海上通道，直接北迁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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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本以“习之于海”而著称于当时〔246〕。勾践尝自言，越地居民乃“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迁都琅邪前夕，葬大夫种于国之西山，使“楼船之卒三千馀人，造鼎足之羡”；而“初徙琅邪”之际，亦尝“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247〕，为乃父允常营建墓冢。这些举措，都显示出越国楼船水师之兴盛。当其徙琅邪而起观台以望东海之时，勾践拥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248〕。琅邪台周边，别无大川大河，可以通行这些战舰，此三百戈船，只能是从会稽扬帆驶来的海船。此前黄池之会时勾践即命范蠡等“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249〕，大规模浮海北上的水师，正是越国航海能力的实际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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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很早就清楚注意到越人善于航海的特点，并且指出：“勾践之徙都琅邪以图霸中原，当亦倚其海上舟师之盛也。是越人之都会稽，都琅邪，都东冶，都东瓯，皆为滨海便航之地，显非偶然。”《庄子·山木》篇记春秋时楚国有名市南宜僚者，设譬喻云时人可“涉于江而浮于海”以抵达南越“建德之国”〔250〕，正说明遵海而行本是越人南北往来的正途。蒙氏复明确指出：“琅邪为联系山东半岛与三江五湖之重要港口，故‘勾践并吴，欲霸中原’，遂‘徙都琅邪也。’”〔251〕遗憾地是蒙氏未能更进一步，论证各项相关问题，清楚判明勾践迁都所选择的路径到底是海是陆。不过，顾颉刚已先于蒙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明确指出勾践迁都琅邪的海上路径。顾氏在1960年2月的读书笔记里，曾就勾践灭吴后范蠡随即从会稽“浮海出齐”一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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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朱公是否即范蠡，所不敢知。然观《越世家》云：“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出齐，……耕于海畔。”则自越至齐系行海道。此即勾践所以迁都琅邪之故，盖海上交通滋便利矣。〔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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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诚可谓一语破的，前人若能识及，或不至于出现前述种种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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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范蠡能够轻易下海远航，正应当是以越人兴盛的航海活动为前提，而勾践正是恃此独门绝技，绕过楚国封锁，成功北上琅邪，称霸中原。同时，也正是依赖这条海上交通运输线，越人才得以将琅邪这一都城维持了二百馀年之久；亦惟赖此长技，越人才能够在“楚考烈王并越于琅邪”之后，复“去琅邪徙于吴”〔253〕，沿着当年的进军路线，顺利实施战略撤退，真所谓进退自如，非并世内陆雄强如彼楚国者所能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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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都城北迁之后，在南北悬隔的情况下越人如何治理南方旧壤，似乎仍可借用蒙文通过去所做的说明，即：“战国时列国本多徙都之举，徙都之后犹保持其旧都，而同时并有二都，犹周之既有丰镐，又有成周也。全越之时，或亦并有琅邪、会稽也。”〔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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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七、苏北海岸的自然环境与秦始皇因航海北上而颠簸致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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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擅长航海，固然会选择利用海道来打破陆上的限制，但琅邪距离越人的会稽故地确实比较遥远，海上航行需要花费较多时间以及其他很多费用。可是，在琅邪与会稽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苏北海岸，既便于越人往来于旧疆新都之间，又不像琅邪那样僻处海角一隅，而在史籍中并没有见到楚人或其他诸侯强国占据的迹象。勾践为什么不在这里登陆，却偏要远至琅邪不可呢？考察苏北海岸的历史环境，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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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江苏北部的濒海地带，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以前，海岸线比现在要偏向内陆一侧很多，一般认为，大致稳定在范公堤一线（阜宁—盐城—东台）。建炎二年，黄河改道，由泗入淮，从此以后，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改道，黄河重返北流，回归渤海时为止，长达七百多年时间，黄河一直经由淮河水道，在苏北流入黄海南部。在此期间，由于黄河挟带的大量泥沙，在河口地带迅速淤积，并在沿岸海水水流以及波浪的作用下，向河口南北两侧推移，致使苏北海岸向外侧不断淤涨。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北流之后，主要泥沙来源断绝，苏北海岸大部分地段中止淤涨，并略有退缩，逐渐形成现有海岸轮廓（参见“苏北海岸变迁图”）〔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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