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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八、简短的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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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论述世界旧大陆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地理基础时，曾经谈到：“地中海是世界的心脏，因为它是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那就好像罗马或者雅典没有了全市生活会集的‘市场’一样。”〔299〕黑格尔说地中海是世界的心脏，这当然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但地中海周围地区确实是西方文明的渊薮，在西方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地中海非但不是阻碍交往的屏障，反而是沿岸地带相互往来不可或缺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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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这个规模庞大的大陆王朝，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相对于海洋来说，一直处于高度内敛的状态，缺乏面向海洋发展的意欲，以致学者们在探讨历史时期的政治与军事地理格局时，往往会忽略海洋这一要素，或者说仅仅是将其视作一种天然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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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迟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东部滨海地带的齐、吴、越诸国，特别是吴国和越国，以及东南沿海的其他越人，已经体现出较高的航海技能，《禹贡》记述扬州贡道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300〕，说明沿海航行，早已成为日常的通道〔301〕，其政治、军事、经济举措，便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与内陆居民截然不同的海洋式特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海洋民族来说，大海是联系的通道，而不是阻隔，越王勾践徙都琅邪，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蒙文通尝就顾栋高等人所困惑之琅邪僻处东海一隅问题论述说：“吴、越所统之族，并亦及于海外，以全越之地观之，琅邪固非一隅也。”〔302〕实际上，这就是在讲海洋对于越人的沟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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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这一时期滨海地带的历史问题时，假如能够对此予以相应的关注，会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某些事件的真相。尽管后来由于秦人灭齐、楚人灭越，中止了这一外向的海洋式发展趋势，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齐人和越人的行为方式，仍然时常体现出明显的海洋性特点，而且直到汉武帝最终灭掉闽越、南越之前，惯于航海的越人，还一直从海上对中原政权构成一定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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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秦末汉初刘邦胜楚时，齐人田横“与其徒属五百馀人入海，居岛中”〔303〕，就是在困窘于内陆之时转而向海外寻求生存的空间。又如，据卫宏《汉官旧仪》记载，“汉承秦，郡置太守。……边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304〕，可知秦朝在边郡也应设有“司马”和“候”这一类武官，而秦封泥有“临菑司马”、“琅邪司马”、“琅邪候印”和“城阳候印”〔305〕，说明这几个郡都处于边地。临菑（临淄）、琅邪两郡一北临渤海，一东临黄海。西汉城阳国系秦城阳郡之延续，今人一般以为汉城阳国不临海疆，属于内郡，但据此“城阳候印”，可知秦城阳郡也一定属于濒临黄海的边郡。秦人在海上究竟何所备御，可以从司马迁对汉初天下大势的记述当中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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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以南，太行左转，渡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皆外接于胡、越。〔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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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草地上的胡人自与临淄、琅邪、城阳略无干涉，只有远在今福建、广东地区的越人能够从海上对其构成威胁，这也就是今山东半岛地区秦朝各边郡所防御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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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秦廷在统一天下后的第三年亦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始皇帝巡视琅邪的时候，向这个僻在海陬的琅邪台下“徙黔首三万户”，并给予“复十二岁”的优厚待遇〔307〕，其首要目的，应该是用以加强琅邪这一海上交通要冲的实力，这是与汉武帝时期徙民会稽或是徙民西北边地属于同一性质的举措〔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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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尝谓秦始皇此举，是因为有勾践在此建都的基础而使其发展成为齐国的商业都会，秦始皇才乐于徙民于此，以令其继续得到发展〔309〕。商业都会何以需要如此大规模迁徙普通黔首，顾氏所说疑似未能中其肯綮，若是能够像思考勾践迁都的路径时一样重视海上问题，他或许就会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在这一点上，蒙文通倒是比顾颉刚更为清楚地看出了事情的本质，蒙氏是将此事与《越绝书》所记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会稽时“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一事联系起来〔310〕，以为“此当亦为备东海外越也”。蒙文通且由此引发出一段很精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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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灭六国，皆未见徙民六国都城之事，而独于越之南北二都皆徙民镇之，或皆因东海外越尚未臣服，不得不增强备御耶！其情犹如后世之唐太宗、元世祖，铁骑虽能驰骋于大陆，而舟师则不能得志于海上。〔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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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合理把握这一思路，可以解决很多类似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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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3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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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史》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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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陈直《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之《地理志》第八上（页206）云：“《十钟山房印举》举二、四十一页，有‘狼玡令印’。琅字假借为狼，与汉堂琅洗作堂狼相似。”惟秦封泥有“琅邪司马”、“琅邪候印”、“琅邪司丞”、“琅邪都水”、“琅邪水丞”、“琅邪左盐”、“琅邪发弩”，用字俱作“琅邪”。本文为省眉目，不拘引述史籍和前人著述，抑或本人称述，乃一律书作“琅邪”。上述秦封泥并见周晓陆、陆东之编著《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页26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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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一五《六国年表》，页688；又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45—1746。参见陈梦家《六国纪年》（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之《六国纪年表》，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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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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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袁康、吴平《越绝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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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页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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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续汉书·郡国志》三梁刘昭注，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志第二十一，页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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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汉赵晔《吴越春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吴琯刊《古今逸史》本）卷六《勾践伐吴外传》，页23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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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案检核存世最早的元大德十年绍兴路儒学刻本《吴越春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本）卷一○《勾践伐吴外传》，此处亦同作“從”字（页138a），知讹误由来已久，别无善本可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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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蒙文通《越史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之《越人迁徙考》，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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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魏郦道元《水经·潍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影印清光绪壬辰长沙思贤讲舍原刻本）卷二六，页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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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汉袁康、吴平《越绝书》卷一《越绝外传本事》，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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