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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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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淮河一线，为我国南北一大界限，所谓南方、北方，大致即由此划分。自古及今，南方与北方，风土人情，一直迥然有别。古人云“橘逾淮而北为枳”〔1〕，便很形象地描述了淮河南北这两大地域，因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的不同，所导致的物种差异。草木尚且如此，人类对于环境的感应，自然更加敏锐。所以，历史上南人北迁，北人南徙，往往是有许多迫不得已或者说是身不由己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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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初年，戚继光由浙江调任蓟州镇总兵官，负责京师北部边防。上任伊始，即由蓟辽总督谭纶出面，上疏请求征调三千名浙江士兵到蓟州镇，得到朝廷允准〔2〕。后来在戚继光任上，又陆续调入一批浙江士兵，戍守蓟镇长城〔3〕。这些来自浙江的士兵，省称浙兵，又称南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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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边塞地带的居民，自古以来就以勇猛敢战著称，特别是蓟镇所在的“燕、赵之地，士马强悍，渔阳战卒，自古称雄”〔5〕，而“东南民素柔脆，莫任远戍”〔6〕。这是明朝人的一般看法。召募南兵戍卫北边长城，显然违背这种通识。所以，当时颇具经世才识的学者章潢，曾直接指斥说：“从古未闻假南兵捍北敌者。南兵之北，譬舟之陆也。”〔7〕南人北上，本来不宜适应，由东南沿海的浙江，迁移到明朝极北的边塞，山川气候，风物饮食，差距之大，更是令人望而生畏。水土不适，本来就会影响战斗力，那么，朝廷究竟为什么偏偏要舍近求远调集这些南人北上呢？对此，当时人即已颇感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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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燕、赵之人，素号骁健。昔人用之，北据强胡，西当秦晋，南却楚，东威齐，所向有成。古今天下，同一人也，何独今日之不然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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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问题涉及到明代嘉靖至隆万之际一些深层的地域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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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一、南兵北戍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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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就已经注意到明代南兵北戍的情况。民国二十七年，顾颉刚先生在西北考察时，在洮州、河州、西宁诸地，采访到大量习俗和家谱、口碑资料，反映出当地许多居民是明初戍卒的后裔，而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南京纻丝巷等长江下游两岸地区〔9〕。其实，在明代初年，北方边地曾比较普遍地驻有南方士兵，并不仅仅局限于洮州、河州和西宁等地。明初北边卫所中的南方士兵，多是从征北边及西北后，“既定其地，因以留戍”〔10〕。史籍明确记载，洪武时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和松亭关等地，俱“参用南北军士”〔11〕。这种南兵北戍，是由于朱元璋起兵于江淮之间，故军中士卒多来自这一地带，其留驻于新征辟地区，是基于历史因缘，不得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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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部分留驻从征南兵外，史籍记载，洪武时沿边诸卫的常驻军兵，“唯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12〕，显然是以北方土著兵员为主。不过明代卫所士兵的来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四类，沿边诸卫也不例外。“土著兵”应当主要是指元朝旧有边地军户，属于“归附”者。“有罪谪戍者”即“谪发”，是指因各种罪过发配充军的人。“从征”者是指明初参与征伐北方边地的军士，前文已有叙述。此外尚有“垛集”一类，乃不论南北各地，凡“三丁以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13〕。垛集时“大县至数千名，分发天下卫所，多至百馀卫、数千里之远者”；而谪发时“东南充军，亦多发西北，西北充军，亦多发东南”〔14〕。谪发与垛集，其间都有南人北戍，或是北人南戍。按照明代制度，凡是军户应充兵役而逃亡或是军士老故缺额者，被“清勾”亦即稽查出来之后，需要顶补旧额，称作“补伍”或“补役”。“补伍皆发极边，而南北人互易”〔15〕，这会更为加重南人戍北边，北人戍南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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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风土，差别悬殊，非要将两地人互易其位，背戾事理人情，自然会遇到困难。明朝人称：“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湿。逃亡故绝，莫不由斯。”〔16〕英宗正统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上疏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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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差监察御史清军，有以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之人，起解南方极边补伍者；有以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之人，起解北方极边补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寒冻；北方之人，死于瘴疠。且其卫所，去本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路远艰难，盘缠不得接济，在途逃死者多，到卫者少。……况今西北二边，急于防守，而西北壮勇之人，乃发南方，甚是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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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指出，从永乐年间起，成祖、宣宗、英宗都在一定范围内，对这种不合理局面，进行过调整。因此，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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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今后清出军丁，各就所近，发甘肃、宁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辽东等处补伍；云南、两广、贵州、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隶，今后清出军丁，各就所近，发四川、云南、贵州、两广及边海卫所补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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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者以为照他这样的建议，会紊乱祖制，所以没有理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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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二年，山西巡抚李侃，又上奏朝廷，试图调整这种不合理做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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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北之地，与穷荒无异。非生长其间者，未有能宁居而狎敌者也。今南人戍西北边，怯风寒，闻寇股栗；而北人戍南，亦不耐暑，多潜逃。宜令南北清勾之军，各就本土补伍。人情交便，戎备得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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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当地就近补充兵员的改革方案，从士卒适应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当然非常合理，朝廷由此开始重视这一问题，考虑调整相关政策〔20〕。紧接着在成化十二年，陕西巡抚余子俊，便“奏免岷、河、洮三卫之戍南方者万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21〕。像这样涉及全国的兵力调配问题，不应只是陕西一省自行更张所能进行的，应当是在李侃上疏后，朝廷在全国范围内，都按照同一原则，逐步做了调整。于是南人戍南，北人戍北，各得其宜，而早期留驻的从征南兵，到这时历经百年，其后代早已成为当地土著，北方边地的常驻戍卒，也就大体上均由近边北方人充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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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边防线上，除了当地卫所的常驻军士之外，成祖永乐年间，又调集内地卫所兵力，短期轮流驻防，“命内地军番戍，谓之‘边班’”〔22〕。这当中自然也有南人戍北的情况。但是这种做法没有维持太久，到宣宗继位后，鉴于“南北诸卫所军备边、转运，错互非便”，于是，改而“专令南军转运，北军备边”〔23〕，所谓“边班”便都由北方内地的卫所军士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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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流戍边的“边班”制度，并没有能够保障戍边士卒的稳定。史称“其后占役逃亡之数多，乃有召募，有改拨，有修守民兵、土兵，而边防日益坏”〔24〕。这些名目，总的变化趋势，是主要依靠在沿边或内地北方省份，就近募集民兵，以补充常驻士卒，从事防守。其中如土兵，为成化初年巡抚延绥都御史卢祥建议添设，兵源都是来自当地，原因是这些“边民骁勇，习见胡虏，敢与战斗”〔25〕。故戚继光到蓟镇履任时称：“今之兵，外则九边原设边军与入卫民兵。”〔26〕戍卫士卒的地域来源，进一步向边防线上集中，即进一步土著化。如原来需要更番戍边的山东、河南，自嘉靖年间以后，其“民兵戍蓟门者，率征银以充召募。至万历初，山东征银至五万六千两，贫民大困”〔27〕。就在戚继光北调之前不久的嘉靖三十七年，蓟镇一次便在密云、昌平、永平、遵化、通州各地，召募一万五千名士兵〔28〕。由于募兵主要来自缘边地带，“地与人相习，无怀故土逃亡之患”〔29〕，从而使边防线上得以保持必备的兵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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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从浙江调兵戍卫北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既然北方边防线上的戍卒，已经主要是由沿边当地人或内地北方人充任，而如前所述，通常在一般人看来，北方边地人勇猛善战，江浙人柔弱怯懦，那么，为什么偏要从浙江调兵北上呢？下面将主要从区域地理特征角度，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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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浙江地区的武勇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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