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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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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淮河一线,为我国南北一大界限,所谓南方、北方,大致即由此划分。自古及今,南方与北方,风土人情,一直迥然有别。古人云“橘逾淮而北为枳”〔1〕,便很形象地描述了淮河南北这两大地域,因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的不同,所导致的物种差异。草木尚且如此,人类对于环境的感应,自然更加敏锐。所以,历史上南人北迁,北人南徙,往往是有许多迫不得已或者说是身不由己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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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初年,戚继光由浙江调任蓟州镇总兵官,负责京师北部边防。上任伊始,即由蓟辽总督谭纶出面,上疏请求征调三千名浙江士兵到蓟州镇,得到朝廷允准〔2〕。后来在戚继光任上,又陆续调入一批浙江士兵,戍守蓟镇长城〔3〕。这些来自浙江的士兵,省称浙兵,又称南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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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边塞地带的居民,自古以来就以勇猛敢战著称,特别是蓟镇所在的“燕、赵之地,士马强悍,渔阳战卒,自古称雄”〔5〕,而“东南民素柔脆,莫任远戍”〔6〕。这是明朝人的一般看法。召募南兵戍卫北边长城,显然违背这种通识。所以,当时颇具经世才识的学者章潢,曾直接指斥说:“从古未闻假南兵捍北敌者。南兵之北,譬舟之陆也。”〔7〕南人北上,本来不宜适应,由东南沿海的浙江,迁移到明朝极北的边塞,山川气候,风物饮食,差距之大,更是令人望而生畏。水土不适,本来就会影响战斗力,那么,朝廷究竟为什么偏偏要舍近求远调集这些南人北上呢?对此,当时人即已颇感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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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燕、赵之人,素号骁健。昔人用之,北据强胡,西当秦晋,南却楚,东威齐,所向有成。古今天下,同一人也,何独今日之不然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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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问题涉及到明代嘉靖至隆万之际一些深层的地域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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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一、南兵北戍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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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就已经注意到明代南兵北戍的情况。民国二十七年,顾颉刚先生在西北考察时,在洮州、河州、西宁诸地,采访到大量习俗和家谱、口碑资料,反映出当地许多居民是明初戍卒的后裔,而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南京纻丝巷等长江下游两岸地区〔9〕。其实,在明代初年,北方边地曾比较普遍地驻有南方士兵,并不仅仅局限于洮州、河州和西宁等地。明初北边卫所中的南方士兵,多是从征北边及西北后,“既定其地,因以留戍”〔10〕。史籍明确记载,洪武时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和松亭关等地,俱“参用南北军士”〔11〕。这种南兵北戍,是由于朱元璋起兵于江淮之间,故军中士卒多来自这一地带,其留驻于新征辟地区,是基于历史因缘,不得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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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部分留驻从征南兵外,史籍记载,洪武时沿边诸卫的常驻军兵,“唯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12〕,显然是以北方土著兵员为主。不过明代卫所士兵的来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四类,沿边诸卫也不例外。“土著兵”应当主要是指元朝旧有边地军户,属于“归附”者。“有罪谪戍者”即“谪发”,是指因各种罪过发配充军的人。“从征”者是指明初参与征伐北方边地的军士,前文已有叙述。此外尚有“垛集”一类,乃不论南北各地,凡“三丁以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13〕。垛集时“大县至数千名,分发天下卫所,多至百馀卫、数千里之远者”;而谪发时“东南充军,亦多发西北,西北充军,亦多发东南”〔14〕。谪发与垛集,其间都有南人北戍,或是北人南戍。按照明代制度,凡是军户应充兵役而逃亡或是军士老故缺额者,被“清勾”亦即稽查出来之后,需要顶补旧额,称作“补伍”或“补役”。“补伍皆发极边,而南北人互易”〔15〕,这会更为加重南人戍北边,北人戍南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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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风土,差别悬殊,非要将两地人互易其位,背戾事理人情,自然会遇到困难。明朝人称:“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湿。逃亡故绝,莫不由斯。”〔16〕英宗正统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上疏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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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差监察御史清军,有以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之人,起解南方极边补伍者;有以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之人,起解北方极边补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寒冻;北方之人,死于瘴疠。且其卫所,去本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路远艰难,盘缠不得接济,在途逃死者多,到卫者少。……况今西北二边,急于防守,而西北壮勇之人,乃发南方,甚是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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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指出,从永乐年间起,成祖、宣宗、英宗都在一定范围内,对这种不合理局面,进行过调整。因此,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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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今后清出军丁,各就所近,发甘肃、宁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辽东等处补伍;云南、两广、贵州、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隶,今后清出军丁,各就所近,发四川、云南、贵州、两广及边海卫所补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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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者以为照他这样的建议,会紊乱祖制,所以没有理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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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二年,山西巡抚李侃,又上奏朝廷,试图调整这种不合理做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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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北之地,与穷荒无异。非生长其间者,未有能宁居而狎敌者也。今南人戍西北边,怯风寒,闻寇股栗;而北人戍南,亦不耐暑,多潜逃。宜令南北清勾之军,各就本土补伍。人情交便,戎备得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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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当地就近补充兵员的改革方案,从士卒适应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当然非常合理,朝廷由此开始重视这一问题,考虑调整相关政策〔20〕。紧接着在成化十二年,陕西巡抚余子俊,便“奏免岷、河、洮三卫之戍南方者万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21〕。像这样涉及全国的兵力调配问题,不应只是陕西一省自行更张所能进行的,应当是在李侃上疏后,朝廷在全国范围内,都按照同一原则,逐步做了调整。于是南人戍南,北人戍北,各得其宜,而早期留驻的从征南兵,到这时历经百年,其后代早已成为当地土著,北方边地的常驻戍卒,也就大体上均由近边北方人充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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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边防线上,除了当地卫所的常驻军士之外,成祖永乐年间,又调集内地卫所兵力,短期轮流驻防,“命内地军番戍,谓之‘边班’”〔22〕。这当中自然也有南人戍北的情况。但是这种做法没有维持太久,到宣宗继位后,鉴于“南北诸卫所军备边、转运,错互非便”,于是,改而“专令南军转运,北军备边”〔23〕,所谓“边班”便都由北方内地的卫所军士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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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流戍边的“边班”制度,并没有能够保障戍边士卒的稳定。史称“其后占役逃亡之数多,乃有召募,有改拨,有修守民兵、土兵,而边防日益坏”〔24〕。这些名目,总的变化趋势,是主要依靠在沿边或内地北方省份,就近募集民兵,以补充常驻士卒,从事防守。其中如土兵,为成化初年巡抚延绥都御史卢祥建议添设,兵源都是来自当地,原因是这些“边民骁勇,习见胡虏,敢与战斗”〔25〕。故戚继光到蓟镇履任时称:“今之兵,外则九边原设边军与入卫民兵。”〔26〕戍卫士卒的地域来源,进一步向边防线上集中,即进一步土著化。如原来需要更番戍边的山东、河南,自嘉靖年间以后,其“民兵戍蓟门者,率征银以充召募。至万历初,山东征银至五万六千两,贫民大困”〔27〕。就在戚继光北调之前不久的嘉靖三十七年,蓟镇一次便在密云、昌平、永平、遵化、通州各地,召募一万五千名士兵〔28〕。由于募兵主要来自缘边地带,“地与人相习,无怀故土逃亡之患”〔29〕,从而使边防线上得以保持必备的兵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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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从浙江调兵戍卫北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既然北方边防线上的戍卒,已经主要是由沿边当地人或内地北方人充任,而如前所述,通常在一般人看来,北方边地人勇猛善战,江浙人柔弱怯懦,那么,为什么偏要从浙江调兵北上呢?下面将主要从区域地理特征角度,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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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浙江地区的武勇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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