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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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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以后，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隋代以前，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陕西关中再没有像西汉那样强盛的统一王朝建都。失去了这种大一统王朝都城政治、经济作用的影响之后，关中以及整个陕西的航运事业，都相形衰退了许多〔1〕。不过，在衰败之中也有新的发展，这就是随着频繁的战争冲突，出现了在实战中使用舟航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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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一、航道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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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汉时期相比，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境内的水运航道没有太大的变化。比较引人注目的改变，是西汉漕渠除了昆明渠一部分仍有水流之外，包括渠首都已经干涸无水〔2〕。除此之外，就是对嘉陵江和青源河航道的疏凿。渭河河道在汉长安城北一段向北侧的移动，幅度不是很大，仍距离汉长安城二三里上下〔3〕。今大荔以东一段容易东西摆动的河道，在这一时期也基本稳定在偏东的位置，洛河因而也就还是先汇入渭河，然后再随渭河流入黄河〔4〕。渭河航道在这一时期显得比西汉时更为恶劣，在长安城北面的渭河河道上，有时已经会因为水浅沙阻而无法通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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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在长安附近的渭河上架有三座重要桥梁，分别称之为东渭桥、中渭桥和西渭桥。这几座桥梁后来时毁时建〔6〕。横架在河道上的这些桥梁，是否会影响航道畅通呢？这是人们自然而然要注意到的问题。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葬内发现的壁画，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在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上，画有墓主人的出行图，图中生动地描绘了东汉时人乘船在渭河桥下穿行的情形。这说明渭河三桥并没有对航运形成阻碍〔7〕，航道仍然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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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羌人寇扰武都郡（今陕西略阳、甘肃成县一带），邓太后任命深有将帅韬略的虞诩为武都太守，戍守边境。武都郡治所设在下辨，在今甘肃成县。武都戍卒所需要的粮食，需要从该郡所辖沮县（在今陕西略阳县东）运来，这应该是转运今汉中地区的粮食。虞诩赴任以前，武都粮食转运十分艰难，道路险仄，无论舟车，都不能通行，只能用驴马驮运。因此，运价昂贵。当时每驮运一石粮食，要付出五倍的运费。虞诩上任后，为改变这种艰难状况，亲自巡行考察川谷形势，从沮县到下辨，烧石伐木，疏凿水道数十里，开通了水路航道〔8〕。下辨所在的今甘肃成县，北临嘉陵江支流青源河，青源河东流入嘉陵江，循江稍转折南下，就是沮县的所在。因此，虞诩这次疏凿的水道，应当就是青源河和嘉陵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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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航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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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渭河水道上航行，通常比较艰难，可是，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所描绘的情形，反映人们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有时还是要乘船航行。与西汉时期相比，在这一时期，人员航行的事例出现较多，并且这些人不仅仅是乘船游赏，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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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论述东汉时期渭河水运状况的著述当中，往往都认为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在建武十八年春到长安巡游时，是由渭河水路乘船入黄河返回洛阳的，并且以此作为东汉初年渭河航运、特别是载人航行的代表事件。其实光武帝刘秀这次西来长安，虽然也在渭河上乘用过船只，但却是横穿渡口，而不是循河航行，更没有乘船直接返回洛阳。这种既有的看法，是对相关记载做了错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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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光武帝刘秀这次西行的情况，以东汉人杜笃所撰《论都赋》记述最为详备；已有的相关研究，也都是以此作为基本依据。杜笃在《论都赋》中讲述说，光武帝刘秀到长安告祭汉代先帝园陵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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喟乎以思诸夏之隆，遂天旋云游。造舟于渭，北斻泾流。千乘方毂，万骑骈罗。衍陈于岐、梁，东横乎大河。瘗后土，礼邠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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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才返回洛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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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实际上只讲了两件事情：一是到甘泉宫去祭天，即所谓“礼邠郊”，因为“甘泉祭天之所，在邠地之郊”〔10〕，甘泉在今陕西淳化县境，在泾河北岸，因此需要经过泾河；二是到河东去祠祀后土，这当然要经过黄河。至于岐、梁这两个地名，大概都是文赋中铺叙虚陈，似乎并没有实际含义。因为岐本是指岐山，在甘泉西面；梁本是指梁山，在黄河西岸，隔河与后土祠相对。有人说光武帝刘秀是乘船由渭河顺流而下，东入黄河，返回洛阳，就是由上面“造舟于渭，北斻泾流，……东横乎大河”这几句话得出的结论。然而，仔细斟酌上面的话，可以看出，“造舟于渭，北斻泾流”和“东横乎大河”，这些显然都是“瘱后土”和“礼邠郊”活动的一部分，与返回洛阳的行程本来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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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这段话，还可以看出，光武帝刘秀这次出行甘泉和河东后土，也并不是乘坐舟船，而是“千乘方毂，万骑骈罗”，带着浩浩荡荡的一大队人马仪仗由陆路前往的。这里所谓“造舟”，是用了一个典故，语出《诗经·大雅·大明》，原句谓“亲迎于渭，造舟为梁”，本来是讲在渭河上建造舟桥。晋人郭璞解释说，“造舟”是指“比船为桥”〔11〕，就是把船并排连接起来用作浮桥。春秋时有“造舟于河”的记载〔12〕，也是以舟为桥，而不是在河里航行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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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杜笃《论都赋》中所说的“造舟于渭”，只能是指在渭河上架设浮桥。光武帝此行三月到长安，四月回洛阳；第二年六月又下诏修复函谷关、长安城，并在渭河和泾河上架桥〔13〕。由此可见，当时渭河上的桥梁已经断绝，所以，光武帝刘秀才不得不“造舟于渭”，不然的话，根本无法通过渭河，北去甘泉，或者是去往东北方向的河东。同样，所谓“北斻泾流”，也不是在泾河上航行，而是乘船穿过泾河渡口。由光武帝回到洛阳后随即下令在泾河上架设桥梁的情况来推测，当时泾河上显然也没有桥梁，来往两岸，需要用船摆渡。现在人们引用《论都赋》这句话时，往往把“斻”字写成“航”，这样就有了通常所说航船的语义。其实，“斻”与“航”并不是同一个字。“斻”是“方舟”亦即两船相并的意思〔14〕，《尔雅》将这种“并两船”的“方舟”，与上面讲过的“造舟”并列在一起，解作以船渡过河津的不同形式〔15〕。因此，《论都赋》这里的讲到的“斻”，也是与“造舟”相对举的，应当是指渡过泾河渡口。唐人李贤注《后汉书》，就认为“斻，舟度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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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东横乎大河”，唐人李贤早已明确阐释说，这里的“横”字，指的乃是“绝流度也”〔17〕，即横渡黄河，杜笃是讲光武帝过黄河渡口去往河东后土祠。光武帝刘秀祠祀汾阴后土，本是仿效西汉武帝的做法，而西汉时“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有一整套完整的仪仗，可是这些仪仗却完全是为行走陆路而设计的制度，绝然没有水上航行的安排〔18〕，这说明汉朝帝王从来都是走陆路去河东祠祀后土，光武帝刘秀也是同样遵行故事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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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这次没有乘船在渭河和泾河上航行，当然不能说明这两条河上根本没有载人航行的情况。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若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人们一般是不取这两条水路作为交通路线的。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出现了几次载人航行的记载，但都各有其独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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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渭河上出现的载人航行，一种是军事行动。论及水上行军，一些人往往要举述曹操与马超的潼关之战，关于这一点也还需要辨析。此役发生在建安十六年秋，当时马超等人在潼关发叛，曹操率军征讨，屯兵于渭河北岸，两军隔渭口相拒。史载曹操乃是“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19〕。可见曹操只是用船架设浮桥，没有在水上航行。因此，曹操与马超的潼关之役，并不能用来作为渭河航运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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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航运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水上军事行动，发生在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当时关中为后秦政权所控制，刘裕统率晋军北上讨伐，兵至潼关之后，部将王镇恶献计率水军自河入渭，乘坐“蒙衝”小舰，直驶到长安城北门外，弃舟登岸，大破秦军，进占长安城〔20〕。在这次战役中，晋军一共有三支部队，同时向长安城进发。一路由沈田子率领，走武关道；一路由主帅刘裕亲自率领，由潼关走陆路；另一路就是王镇恶统领的这一部队。结果在这三路军队当中，王镇恶这一路水军，由于出奇而制胜，竟然得以独占头功，率先攻入城中，后秦政权也由此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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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镇恶所率领的这一支军队，士卒均来自江南。这些人娴于驾船，熟悉水战；而关中一带除了西汉时漕粮的船队之外，大概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成行列队的船只。后秦去汉已远，历史的往事当然不会留在当地普通民众的记忆之中，所以，《宋书》记载说这里“素无舟楫”〔21〕。关中地区当然不是“素无舟楫”，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到了这一时期，关中的航运确实已经衰败殆尽了。所以，当关中乡民见到王镇恶浩浩荡荡的水师，特别是看到他们所乘坐的“蒙衝”小舰时，因为人可以隐藏在舰仓内部而不被外面看到，不能不感到十分惊异，以为犹如神物一般。这正反映出后秦由于生疏舟楫而对水军进攻完全缺乏准备，这是王镇恶能够出奇制胜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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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上载人航行的另一种形式，是帝王巡幸。这种情况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期间也只出现过一次，这就是北魏太和二十一年五月，孝文帝巡视长安，返回洛阳时没有走陆路，而是取水路“泛渭入河”〔22〕。在这前三年，孝文帝才从平城迁都洛阳；前此两年，孝文帝曾出巡徐州，返回洛阳时也是不走陆路走水路，“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当时有人劝阻孝文帝说，黄河水流浚急，为防备万一船只发生倾覆，还是以走陆路为宜。对此，孝文帝回答说：“朕以恒代无漕运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孝文帝最终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由泗入河，回到洛阳〔23〕。黄盛璋认为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这次“泛渭入河”，与上一次“泛泗入河”一样，目的也是考察渭河水道，寓意鼓励水运，试图开发和恢复渭河漕运。当然，漕粮的运输方向与西汉相反，是想把关中的粮食东运到都城洛阳〔24〕。这一说法，非常合理地解释了北魏孝文帝此番乘船航行的内在原因。孝文帝这次水上航行，在整个渭河航运史上也是空前绝后，除此之外，再没有见到有人像他这样乘船航行整个渭河下游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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