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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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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三、船只与航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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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的造船业相当发达。这从隋炀帝大业元年九月由运河巡游江都宫一事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隋炀帝这次出游江都，跟随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共有水殿、大朱航、小朱航、朱鸟航、苍螭航、白虎航、玄武航、飞羽航、青凫航、凌波航、五楼船、三楼船、二楼船、板、黄篾舫、平乘、青龙、艨艟、艚、八櫂柯、舴艋舸等各类船只五千多艘，船舱层级最多的有五层之多〔140〕，可以充分反映出当时大河内河航运船只种类复杂多样，可以适应多种不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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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陕西境内，由于整个航运状况都不如东部特别是江南地区发达，而且除了陕南的汉江等河流上可能有一定客运外，主要是货物运输，尤以朝廷所需的漕粮为重要构成，所以，航运船只的种类，当然要相对简单一些，不会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繁复。关于隋唐五代时期今陕西地区航运船只的情况，留下的直接记载很少，在这一时期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主要是渭河运船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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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水量不足，河床淤积的泥沙阻碍船只航行，这一问题由来已久。隋文帝设置广通仓储存东部各地的漕粮以待通过渭河运输，已经开创节级转运的办法。通过这一办法，一方面，可以调节顺应渭河的通航季节；另一方面，也能够针对渭河自身的航运条件，选择最适宜的船只类型。以后唐代裴耀卿、刘晏等人对渭河航道的治理，也都离不开这一核心环节，即所谓“河船不入渭”〔141〕。这样，就可以在渭河上选用与其河道特点相适宜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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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初年，陕虢观察使李泌为进一步改善渭河上的通航状况，对渭河运船做了一次专门的改进。文献记载李泌这次改造的渭河运船“方五板”，其具体形制现在已经无从考核，不过，应当是针对渭河流浅沙深的特点而专门设计，顾名思义，很可能是以五块板相并接制成的宽平平底漕船，以防止触沙搁浅。李泌改进后的新型渭河运船，对缓解航运困难，起到过一定作用〔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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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关中航行过的另一种运船，称为“小斛底船”。这种“小斛底船”并不是为关中航运专门建造的船只，而是唐朝的时候在今洛阳、开封一带一种通用的航船〔143〕。斛是古代量器，形状与斗相同而大于斗，如同倒覆的截顶方锥。“小斛底船”的得名缘由，应当是取其船底形状类似斛底而船又较小。因此，这应当是一种平底斜帮的小船，船头、船尾也比较平直。这样的船只，在水流平缓的漕渠或渭河里航行，应该都比较适宜。在水流湍急的汉江、丹江、嘉陵江等陕南河流中通行的船只，性质肯定不会与关中的船只相同，只是史阙有间，现在已经难以确知当时的具体状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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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对航运的管理，较前代进一步加强。各种组织管理机构和制度，也都得到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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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朝廷设有都水台，掌管航运事务。都水台下面设有河堤谒者、船局尉、都水尉等官职，分别掌管河渠堤堰的修护和漕运、灌溉等各项事务〔144〕。唐代改都水台为都水监，统管有关川泽、津梁、渠堰的各类事务。有关航运的事务，具体由都水监主簿负责。在贞观六年至开元二十六年期间，都水监还下设有舟楫署，掌管公私船只和漕运方面的事务。舟楫署特别需要注意稽查各地到京城来的船只。都水监下设有河渠署，掌管河渠航道方面的事务。此外，各地方州郡的官员，还要负责当地有关航运的具体工作，譬如前述唐代严砺疏凿嘉陵江航道就是如此〔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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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这些固定的专门机构和官职外，对一些重大的河渠航运事务，朝廷往往会委派临时性的专使负责。如隋代开挖漕渠，就临时委派苏孝慈、郭衍、宇文恺几个人统领其事。唐代对京师的漕运极为重视，渭河和漕渠的漕粮运输、航道治理也经常由专使负责。譬如韦坚开漕渠、通航运时，就是身膺“水陆转运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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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上的一些关键设施，一般设有专人负责管理。如漕渠引水工程兴成堰、漕渠穿越灞河的堰水工程滋堤，都在都水监下设置有直属官吏进行管理〔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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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航运与农田用水的协调，唐朝也有专门规定。譬如关于木材运输，唐朝规定农田灌溉引水不能妨碍运输，在运输河渠上引水灌溉农田，必须设立节水斗门，以避免过量引水。如果是在朝廷规定的水运期间，必须首先保证水运，而且即使是在这一期限之外，也不应妨碍水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弃农田灌溉于不顾，朝廷规定即使是在水运期间，假如出现没有航船通行的空隙，或者当时水量较大，仍然可以引水灌溉，水运管理部门对此不得加以干涉〔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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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的航运事务，朝廷设有专门的管理规则。譬如，皇帝出巡时使用的舟船，若是建造不够坚固，工匠要处以绞刑；若是缺少诸如船篙、船棹之类的附属设备，或是船上不够整饬，有关人员要判处两年徒刑〔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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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的各项航运管理制度已经相当完备。隋唐两朝能够克服渭河航运的困难，维持了最大可能的航运量，在特别时期也能够迅速组织汉江的大规模航运，这些都充分说明这些航运管理办法，在当时曾发挥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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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陕西师大学报》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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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西汉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234—248；又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的地理问题，请参见拙文《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帙暨荣休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页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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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仁波《规模宏大的唐东渭桥遗址》，刊《光明日报》1983年6月3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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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思植、杜甫亭《西安地区河流水系的历史变迁》，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页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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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一《高祖纪》上，页21；卷六八《宇文恺传》，页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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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卷五《武帝纪》上，页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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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卷二，页34。案《大唐创业起居注》原文洛水之“洛”书作“濼”，应属异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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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引述《尚书·禹贡》雍州下唐颜师古注，页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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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王应麟《诗地理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末毛氏汲古阁刊《津逮秘书》本）卷三“瞻彼洛矣”条引唐李泰《括地志》佚文，页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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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四《周本纪》唐张守节《正义》，页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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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华州华阴县“永丰仓”条，页35；又卷二同州，页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