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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宋金元时期的西安历史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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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元时期，是西安城市历史地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由唐代布局严整的坊市制，转变成为民居与商肆相错杂的新型城市内部布局形态。由于这里是唐代都城长安的所在地，唐长安城又是当时最为典型、最有代表性的坊市制城市，所以研究宋、金、元时期西安的历史城市地理布局，也就具有了非常特殊的意义，它可以直接看到同一城市在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城市地理布局形态所伴随发生的演变。令人遗憾的是，与唐代长安城的历史地理研究相比，对于宋、金、元时期西安城的历史地理研究，一直相对比较薄弱。有限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地理文献和城市平面布局形态等基础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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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一、关于基本历史地理文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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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西安在宋代称永兴军。宋敏求的名著《长安志》，虽然写于北宋，但主要是记述唐代乃至汉代的城市状况，对北宋代的情况着墨甚少，研究永兴军城，反而没有太大价值。南宋程大昌所撰关于长安城及其周围地区的《雍录》，更是专门考订汉唐时期的建置，基本没有涉及宋朝本身的事情。不过和《长安志》附在一起的，还有一部元朝人李好文所编纂的《长安志图》，是研究宋、金、元时期西安城市地理面貌最基本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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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安志图》的研究，首先是它的成书时间。《四库提要》曾根据作者“陕西行台御史”的结衔，推测《长安志图》成书于至正四年。辛德勇撰《古地理书辨证三题》一文〔1〕，根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图》所载李好文的自序，订正此书的成书时间应在至正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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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以及它与宋敏求《长安志》的关系，是《长安志图》研究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四库提要》根据《千顷堂书目》著录此书名为《长安图记》的情况，推测此书本来的书名应当是《长安图记》，它与宋敏求的《长安志》毫无关系。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也是依据《千顷堂书目》著录为《长安图记》。辛德勇《古地理书辨证三题》，根据李好文的自序和元朝人吴师道《长安志图后题》一文的记载，考证《长安志图》就是这部书的本名，而且确实是为配合《长安志》而编纂，“《图》为《志》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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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代中期以来，在研究者中间通行的《长安志图》版本，都是乾隆时毕沅校刻的所谓灵岩山馆刊本，或是直接出自这一刊本的重刻重排重印本。然而这个版本很不完善，存在诸多问题。这样研究它的版本流传状况，也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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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一文〔2〕，列有“《长安志图》的版本”一节，专门论述它的版本问题。不过由于作者不具备相应的古籍版本学知识，文中列举的十四个现存版本，实际上只是作者查到现存著录的十四部书，不仅没有什么学术创见，还有一些严重的错误说法。如谓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长安志图》是未与《长安志》合刊的“单行本”。事实上这就是与《长安志》合刻的嘉靖李经刻本。此《长安志图》部分在流传过程中失散到美国，而另一半即《长安志》部分现在则留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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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一文〔3〕，系统考证了《长安志图》的版本状况，并澄清了前人的一些错误或是不够准确的说法。辛文首先梳理出现存《长安志图》以明成化四年郃阳书堂刊本为最早，其次是嘉靖十一年西安李经刊本。这两个刊本都是与宋敏求《长安志》合刻在一起的。从版式和内容分析，它们是出自同一元刻祖本，而且这个祖本应当就是作者李好文在元代最初刊行的本子。与《长安志》合刻这种形式，几乎影响到后来的所有刊本和抄本（只有《四库全书》写本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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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一文指出，清人刊刻的《长安志图》，比较重要的只有乾隆四十九年毕沅灵岩山馆校刻本。在此之前，由于明代的刻本很难见到，出现了许多抄本流传。现存主要抄本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两部、南京图书馆所藏一部、以及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一部。此外，清代比较重要的版本还有《四库全书》写本。南京图书馆所藏《长安志图》抄本，系丁氏八千卷楼旧藏，曾见于《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更早则曾先后为清人吴焯瓶花斋和卢文弨抱经堂收藏。这个抄本乃是影写明嘉靖刊本，也是上述清代抄本中唯一抄自嘉靖本的本子。其他几部清抄本都间接传抄自明成化本，而且均出自明末藏书家黄虞稷曾经收藏过的同一部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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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述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一文，谓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吴翌凤古欢堂抄本，“底本是明成化本”，这很不准确。吴翌凤古欢堂抄本确实是出自成化本系统，但是却并非直接以成化本为底本，而是一个辗转几手的传抄本。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一文，具体考述了这一抄本源自清人汪士的抄本，而汪士抄本又源自清人曹寅的抄本，曹寅抄本才是直接从明成化本抄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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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一部抄本，封面上写有“影元抄”三字。按照古籍版本学的定义，所谓“影元抄”是说这个抄本是用薄纸覆盖在元代刻本上，完全按照元刻本的样子描摹下来的。假若果真如此，那么这应当是现存《长安志图》诸版本中最接近原始面貌、因而也就最有价值的一个本子。对此，日本学者福山敏男在《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一文中〔4〕，曾表示很大疑问，但是由于他没有机会见到明成化本以及相关著录，只能含混判断这个本子“与嘉靖本大体一致”。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一文，根据这个本子卷首钤盖的朱彝尊印章和朱氏《曝书亭集》所收《书熙宁长安志后》一文的记述，判定这个抄本不仅不像其封面标注的那样是“影元抄”本，而且也不像福山敏男推断的那样与明嘉靖本具有相互关联，而是如前述吴翌凤古欢堂抄本一样，是直接出自清人汪士抄本。静嘉堂的汉籍收藏，直接源自清末藏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旧藏。辛文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又根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朱竹垞旧藏”“影写元刊本”的著录，推断所谓“影元抄”应当是陆氏判断失误而题写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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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文通过相互勘比后指出，《四库全书》写本的版本源流要比较复杂一些。它依据的底本，应该是嘉靖本，可是又存有大量不同于嘉靖本的实质性内容，应当是四库馆臣参考其他版本和文献，对底本做了比较具体的校勘所致。这种校勘，对于研究者来说，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通行的毕沅校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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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九年的所谓毕沅灵岩山馆刊本，后来又编入毕氏所刻《经训堂丛书》，添加了一篇乾隆五十二年王鸣盛写的序，故又称经训堂本。过去由于其他刻本和抄本、写本一般学者都不容易见到，再加上毕沅的名气很大，一般学者对于这个刻本的质量评价很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民国时陈子怡在《宋次道长安志系明人重辑本》一中的说法〔5〕。陈氏云：“经训堂本付梓时，以康刻本（案即嘉靖刻本，因有康海序，故云）为底本，而以《四库》本校勘之。刻书慎重，毕氏亦大费苦心。”辛德勇《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兼论吕大防〈长安图〉》一文，考述陈子怡所说均不够妥当。辛文经过认真勘比后指出，毕沅刻本的底本是出自汪士抄本的传抄本，与康海刻本亦即嘉靖本没有关系，更绝不可能使用四库本来做校勘；而刻书时的具体校勘工作是由毕沅幕下的孙星衍等人担任的，不仅毕沅本人没费什么力气，孙星衍诸人也完全是敷衍差事，整个校勘做得相当草率，所以这个刻本还远称不上精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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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衡《〈长安志图〉的特点与水平》一文，重点从地图学史角度，论述了《长安志图》的特点和编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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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指出，《长安志图》的主要编绘特点是：一、地图的方位不统一。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一是受以往制图传统的影响，二是为了便于阅读。二、各图均未标比例尺，实际测算各图比例大小不一，总体上来说，比例尺的精确度不好。三、在现存十九幅地图中，总计共使用了43种地图符号，其中象形符号21种，表意符号15种，文字注记13种。与后来明代嘉靖年间罗洪先编纂的地图集《广舆图》（源自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相比，《长安志图》所使用的表意符号要少九种，且图中使用的多数是象形符号，因而地图质量显得原始、粗放，不如《广舆图》。四、作者能够根据每幅图不同的主体，合理选取标注的要素。如行政区划图不过多地标注水渠，而灌溉图又不过多地标注行政单位名称，这样使得每幅地图负载量适中，主题突出，图面清晰，处理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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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特别指出，《长安志图》的作者在创用地图符号方面，有两点很值得称道的地方，一是在《奉元城图》中，用来表示内外两重城墙的符号，兼有表意和象形的特点，清晰美观；二是在《泾渠总图》中，用小圆圈表示渠道上的斗门，一个圆圈代表一个斗门。这都是在李好文之前没有使用过的地图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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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文所论上述两点中，前者不仅关系到制图符号的发展史问题，而且也关系到西安城城垣的演变历史，更进一步讲，则是一个涉及到元代城市城垣形态的大问题。因为按照杨文的说法，所谓“内外两重城墙”只能是指如同肉饼或夹衣一样紧紧套在一起的两重城墙，而修筑这样的城墙用于防卫，在元大都城和中国古代任何一座城市中都从未见到过，元代的奉元城在政治、军事上都不可能超越都城，从而也就绝对没有任何必要和可能来修筑这样的城垣。另一方面，在杨文作为论述依据的传世最早的明成化本《长安志图》的《奉元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图中对于奉元城城垣的绘制形式，只是在象征女墙的锯齿状凸凹线内外两侧各自套加了一圈双线，显然只能把这两道双线理解为表示城垣主体部分的符号，即用这两道双线分别象征城墙的内外两侧，而把锯齿状凸凹线绘制在这两道双线之间，只是表示出女墙是建在城垣主体部分之上，没有理由要把这种画法理解为是要表示“内外两重城墙”。虽然成化本《长安志图》的《奉元城图》，东南西北四门在表示城墙内外两侧的双线上各自绘有一座城门楼，似乎可以给人以建有两道城门的错觉，但这如同用这两道双线来表示同一道城墙的内外两侧一样，只是表示在城墙内外两侧所看到的同一座城门而已。在清代毕沅校刻的灵岩山馆本《长安志图》上，就是按照一般的理解，绘出一道城墙，而把象征女墙的锯齿状凸凹线绘制在城墙顶端。毕沅校刻《长安志图》时身为陕西巡抚，就住在西安城中，不管是元代奉元城的旧迹，还是故老口碑相传，假若确实存在如杨文衡理解的那种“内外两重城墙”的城垣，总会使他或是帮助他校刻书籍的幕客，了解到这种非同寻常的建筑形式。这可以从侧面印证，在城墙普遍存在的年代里，人们是不会做出如杨文那样的理解的。不过杨文这种说法，也并不完全出于对于《奉元城图》本身的解读和分析，可能更主要的是出自对于相关历史文献的错误理解。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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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安志图》的绘图水平，杨文从山脉、河流、湖泊池塘、居民点、城墙、方位、植被等要素的表示方法和绘制的精确度两个方面做了定量分析的探索，指出与现存宋元时期的地图相比较，《长安志图》的绘图技术占领先地位的有两项，占25％；处于中等水平的有五项，占62.5％；处于下等水平的有一项，占12.5％。——结论是总体绘图水平属于当时的中上水平。这样具体的分析结果当然很有意义，只是其中有些判断，还可以进一步斟酌。比如文中谓其表示城墙的符号设计很有特点，“尤其是六条直线夹一条工形线来表示内外两重城墙的设计最好，是一个创新”。这显然是指前述《奉元城图》的城墙表示方法，如上所述，所谓“内外两重城墙”并不存在，因此其表示符号的合理性也就无从谈起了。再说在杨文所依据的明成化本《长安志图》上，并不是“六条直线夹一条工形线”，而是内外各两条总共四条直线，杨文的叙述不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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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李好文的《长安志》刊行于至正二年，在此之前，元朝人还编纂过一部记述元代奉元路亦即汉唐长安城及其附近地区状况的地理书籍，这就是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类编长安志》成书于元成宗元贞二年，但是元刊本久已失传，而且历明清两代直到民国始终没有重刻重印，即使传抄本也极为罕见，就连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都没有收罗到此书，所以学者一向难以寓目，研究利用自然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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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间，宋联奎在西安辑印《关中丛书》时，曾抄录一部，准备收入丛书，印行于世，这是当代学人最早开始关注此书的记载。但是传世各种传抄本均舛错讹误太多，缺乏善本可资校勘，刊印此书，迥非易事。或许就是由于印行不易，最终并没有能够付印。继此之后，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唐代长安与洛阳》一书中提到，当日本学者注意到静嘉堂文库收藏的《类编长安志》以后，曾在日本学术界引起过轰动〔6〕。不过我们并没有见到日本学者就此做出具有深度的实际研究。所以对于大多数长安城的研究者来说，此书事实上仍处于罕能有人利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