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434343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1705433025]

1705434344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一节　有关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几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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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46 地缘政治学就其所显示出的二分论主脉来说，有以下几点需要予以总结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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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48 第一，就理论发展的历史来说，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是依据深厚的理论积淀和显著的学术特征所做的高度简约和集中的概括。本书以对地缘政治学各种主流学派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推演，揭示出一百余年来该领域的发展主脉：从马汉的海权论与麦金德的陆权论之间的对立，到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与“大陆心脏地带学说”的对立；从麦金德对“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的区分，到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与“内新月形地带”的吻合；从以海权论和陆权论为主要标志的地面空间权力理论，到杜黑、兰纳和德塞尔斯基等人空权论为代表的空中权力学说；从20世纪60、70年代科恩分析冷战的“世界分裂图式”、沃勒斯坦划分“核心与边缘”的“世界体系论”和戈尔什科夫的海权论，再到冷战后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对欧亚大陆“黑洞”和“文明断层线”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分论和其所包含的对应逻辑是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中一条连贯和有力的发展脉络。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豪斯浩弗可以说是二分论对应逻辑这一主流的创立者和主要代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恩、戈尔什科夫和沃勒斯坦等人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承续和发展了这一主流，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则在后冷战时期再次唱出了这一主旋律。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重归心脏地带”的现象，冷战时期对“新的海权时代”的呼唤，后冷战时期麦金德幽灵的再度徘徊(1)，都证明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对应逻辑是强有力的和根深蒂固的，也是延续不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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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50 第二，就理论的内在关系而言，二分论实际上形成了内构于地缘政治学深层的理论结构，这在于它深刻包含着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主题、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体系，并使之在理论上被“结构化”了。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两大地缘战略区”与其他“地缘政治区”及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都是长期以来被地缘政治学界广泛使用的基本概念，是被该学科深刻内化的概念元素。而海陆之间、“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以及“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对抗或对立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学的基本主题，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等人就都认定，应该把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视为贯穿于地缘政治整个发展过程的历史性主题和“普遍现象”，也应视为贯穿于地缘政治学理论演变始终的研究对象。正是根据这一主题，他们都抓住地缘政治中的二分现象做文章，从理论的高度上系统地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且，通过对这一基本主题的有力揭示，地缘政治学界的权威人物有意识地塑造了地缘政治中国家行为与国际政治互动的系统模式，并把这视为地缘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毫无疑问，二分论所蕴涵的基本概念尽管在表面上是对立的，其所揭示的基本主题和基本原理尽管在表面上意味着地缘政治现实方面的矛盾常态，但它们却都在总体上构成了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即以二分论为基础所形成的“理论结构”。就此，还需要特别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讲，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与国际政治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因为二者都倾向于以二分法看待国际政治现象，特别是前者从地理角度给后者提供不可多得的系统解释。由于它把地缘政治与权力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说明了权力在国际政治现实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替代性，因而对国际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贡献良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把地缘政治学看做是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两大支柱之一的原因。因此，就理解和研究国际政治理论来讲，在理论层面对地缘政治学进行全面和深刻的总结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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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52 第三，就理论特征而言，需要注意的是，地缘政治学具有相当强的矛盾辨证统一性，这对我们认识这一学科的发展和未来趋势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表面上看，地缘政治学中的各种理论一方面都对自己的对立面（或陆权或海权，或“大陆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极尽批评否定之能事，并极其武断地论证自己观点和论说的正确性，将自己的观点和论说置于不容攻击的绝对化地步。这样，相互间在理论的源头和发展脉络上好像是截然对峙的，并且地缘政治学各分支理论的后继者都纷纷站在两大阵营的某一方，来阐述自己的“新论”。但另一方面，它们实际上也都以对方作为自己理论的批判物和参照物，也都以其对立面作为讨论对象，就像相互间做对应式的“辩论赛”一样进行争论。这样，由于他们都自觉地以对方作为自己的对照物，在论及自己学说时不得不提到对方的观点，因而在整体上使地缘政治学理论本身就具有某种二分论的特征，这种特征切入了地缘政治的现实主题即二分，但更主要的是在理论上形成了海权与陆权，“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等相互对应的大量概念群。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理论中的矛盾和对立，但也暗含着二分论的对应、统一，甚至同一。正是这种特性无形中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虽然地缘政治学给人的初步印象是充满老式的、沉重的和经典的味道，但其实它们非常具有与时俱进的进化特征，例如麦金德三次修改自己理论的核心概念——“心脏地带”，斯皮克曼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自己的“边缘地带”理论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不少人是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对自己理论和观点搞了点“修正主义”的，因而地缘政治学是追踪国际政治的经常变化而做重大调整和改动最多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中所蕴涵着的矛盾辨证统一性是促使其不断进化的重要动力和原因，也给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议题和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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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54 第四，尽管地缘政治学在矛盾中进化发展，但其实隐藏在长久以来争论中的一条重要理论线索仍然是大陆与海洋、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等相互之间的二分。马汉在论述英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时强调了海权的重要性，其意在打破美国孤立主义的禁锢；而事实上马汉的海权论确实为达到这一目的起到了刺激和“醒世”的作用。但在谈到法国、德国，尤其是亚洲问题时，他则以相当的篇幅涉及了海陆关系问题；其中他对19世纪俄国和英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上所进行的地缘政治较量，基本上是以海陆关系为主题和线索来分析的。麦金德虽然强调陆权的重要性，并提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但由于他具有全球视野，所以他的理论十分注意对比陆上力量与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优势。由此，他的理论也从历史发展和技术条件的背景对陆权与海权势力进行了二分，在理论的展开上涉及了海陆关系。就此，他明确提出海上人和陆上人，或“海上强盗”和“草原强盗”之间不间歇的斗争，是世界历史的主题。斯皮克曼在论述“边缘地带”重要性时则直接看到了海权与陆权之间的竞争关系，恰恰是需要高度重视这一地带的原因。因为“边缘地带”集中着海陆关系的全部内容，“内新月形地带”内部海权势力与陆权势力的较量，是对“边缘地带”二分的一个重要发挥。在某种意义上说，斯皮克曼是第一个真正全面集中论述海陆关系的地缘政治学家。豪斯浩弗在论述德国“生存空间”时，则进一步扩大了海陆关系的地理范围，他刻意说明德国建立陆权势力的重要性，但也不忽视德国对出海口的控制和成为海权强国的必要性。虽然在他的概念里，陆权的确保先于海权，但德国最终夺取“生存空间”和建立世界霸权有赖于完全掌握海权。如果说缺少对海权的论述，豪斯浩弗的理论应该是不完整的。总之，以上两大理论阵营的对垒不仅没有削弱二分论的素质特征，反而在不断加强着这一线索。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在他们理论的潜在层面，实际上都不得不以海陆二分或地空二分的关系作为自己论说的现实基础，并在理论上加以塑造和升华。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各自对立面的存在，也就没有自己理论存在的价值；没有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及其二分，也就没有地缘政治学的整体发展。另外，除了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战后和冷战后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也均把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所展现的二分作为自己的论题，如科恩、沃勒斯坦和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人都发展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甚至认为这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内容。其中，科恩在战略上的划分以“两大地缘战略区”为命题，沃勒斯坦在经济上的划分以“核心区域一边缘区域”为命题，布热津斯基把美国和欧亚大陆的关系直接对应起来，实际上重点论及美国如何处理海陆关系的主题，亨廷顿在文明上则提出了东西方文明的二分对立。这些都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注入了十分具体和生动的内容，并延续和发展了其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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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56 第五，作为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和工具性的理论学说，地缘政治学绝非像某些其他国际政治理论那样带有“纯粹性”。理论与政策的距离如此之近，理论与现实的呼应如此之强，大概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超过它。这自然加强了二分论的现实生命力，使其与国家战略对海陆、地空等二分要素的观照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对应关系。当然，这与地缘政治学家非常重视国际政治的现实问题有着很大关系，也与西方主要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高度重视地缘政治学不无关系。在近现代国际关系所发生的多次重大转折中，那些主张二分论的地缘政治学家多次充当国家决策的民间谋士，而某些国家的决策者也愿意在国家安全问题方面借鉴其所能提供的有用之物。当然，对二分论中那些为实现某些大国的霸权目标或对外扩张政策服务的理论和观点必须予以否定，并揭露其包藏着的“各事其主”的政治本质（多数地缘政治学家都明确意识到自己是为“祖国”服务的）。例如，马汉的海权论实际上是为美国推行海外扩张的政策寻找地缘政治上的理由；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虽然表面上谈到的多数部分是俄国，但其意图是以“逆向思维”为自己的国家英国摆脱日渐衰落的帝国地位提供现成的“反面教材”和警示性政策指南；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不用说是为法西斯德国实行对外扩张和称霸世界的战略服务的，他的许多主张成为希特勒扩大“命定空间”政策的思想源泉和地图指南；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斯皮克曼关于美国必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控制“边缘地带”的政策主张，在明目张胆地将自己的理论与政府的政策之间挂钩而取得实际成效方面做得最成功的莫过于此人，他为战后美国确立其充当霸主地位的世界秩序做过最有价值的地理学论证。如果说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从它的幼年时期起就有“各事其主”的政治功利性特点，那么在经过一百余年之后的后冷战时期这个“特点”甚至变本加厉。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所研究的现实问题，更贴近美国目前外交政策的脉动，显然它们是为美国继续保持在世界上的霸权、特别是有可能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的“单极霸权”的目标服务的。尽管我们不能认同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政治本质和狭隘性，但应该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关二分论的不同主张发挥过各自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在一个极为现实的世界上，它（们）确实是一种看待世界的重要视角和方式，对我们理解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确实有着重要的启示。例如，虽然具有不同地理条件的国家可能会施行不同的地缘政治战略，也可能会偏重于某一方面的地理因素，但它们都十分重视海陆关系的处理，即使在偏重于某一方面时也会注重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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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58 因此，就理论对现实的影响来说，这里还需要进一步阐述几点。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中二分论的参考价值，在于可以帮助我们在地理空间上加深对国际关系实质和形态的理解，加深对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所受到的地缘政治制约的理解。实际上，恰恰是由于地缘政治学中的二分论对应逻辑与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变脉络具有一定的吻合之处，所以这一理论具有了明显的有用性或实用性。反言之，人们对国际政治现实方面的认识都会受到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中所蕴涵的“理论要素”的影响。在此，我们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与国际政治的基本现实相结合，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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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60 第一，以地缘政治学二分论衡量国际政治中的强国定义和标准是国际政治结构分析的基本方法，海权、陆权和空权都是国际政治中的显著权力，有能力把握海陆关系及地空关系是强国地位的重要保证。实际上，从海陆二分和地空二分的角度为世界强国下定义的学者并不少见。在一般意义上，世界强国就是“其他所有国家蜂拥而至时也能与之抗衡的国家”；而要做到这一点，基本前提是该国具备或对陆地、海洋或对空中的强势控制力，最好是兼备海陆和地空的全面优势，足以妥善处理海陆关系和地空关系并善用其中所拥有的权力资源。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世界强国当然有海洋系统的强国和大陆系统的强国之分，同时具备海陆优势的国家是全面的“世界强国”。例如，西班牙在16世纪至17世纪初叶是兼备海陆优势的强国，瑞典在17世纪，法国在17、18世纪，德国在19世纪是欧洲大陆系统的强国；荷兰在17世纪，英国在18、19世纪是海洋系统的强国。它们都具备着较好的处理海陆关系的能力，提高这种能力会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变成了在欧亚大陆上占有绝对地位的大陆强国，在海洋系统中英国的位置让位给美国(2)。美苏成为两个超级大国，说明它们不仅具备着很强的处理海陆关系的能力，而且具备着很强的处理地空关系的能力。美国学者认为，作为冷战时期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和后冷战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一直有在世界权力和孤立主义之间选择的问题，而摆脱孤立主义、选择世界权力的主要条件，一是看美国能否处理好北大西洋三角关系，即美英加的关系（Anglo triangle）(3)；二是看美国能否让西欧、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中国和其他一些关键国家或地区在欧亚大陆强国的控制下获得自由(4)。这就充分说明，在相当程度上，世界强国的兴衰和更替会受到海陆关系及地空关系变化的重要影响，能否很好地驾驭和处理海陆关系及地空关系可以作为衡量是否世界强国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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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62 第二，陆权和海权谋求国际政治权力，从而对国际政治发挥作用和影响的方式完全不同，虽然它们之间不易进行简单的对比，但它们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使国际政治进入了相互区别的活动状态，却是不争的事实。地缘政治学家马尔斯（Marz）认为，陆权和海权具有各自迥异的谋求权力的方式，它们各自获得国际政治空间的方式如下：海权国家惯于使用逐点跃进的方式来拓展和控制巨大的地缘政治空间，从而获取国际政治方面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海权国家一般节俭和集约地使用力量，通过巧妙地适应现有条件来寻求以最小努力获取最大优势的途径。所以无论怎样，海权国家一般容易妥协乃至承认它的附属领地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只要它能够通过隶属或结盟的方式来控制一块领土或海域，它就推迟对这些地方强施正式要求。但海权国家无论怎样做的最终目的是控制海权，并进而对陆上力量产生控制性的影响。与海权的运行方式正好相反，陆权国家则一般是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以严密的社会组织化手段来建立它的控制，尤其是保持其武装力量的机动性(5)。这意味着，在历史较长时期内，海权国家较多地使用结盟、建立势力范围和附属地及国际贸易等方法，陆权国家较多地使用领土兼并、人口控制和资源占有等方法。在后冷战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英国和日本等海权国家仍很重视在“边缘地带”强化针对“心脏地带”的结盟方法的使用，并以北约东扩等扩大势力范围和掌握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方法进一步确立以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试图将中国和俄罗斯等其他大国纳入它们的国际游戏规则中去。中国和俄罗斯等陆权国家则对结盟等方法抱持着一定的戒心，开始提倡“新安全观”，并建立新的区域安全合作模式。当然，除了上面所谈到的陆权和海权谋求国际政治权力和施加国际政治影响的方式不同之外，二者在以海陆关系的互动来追求权力的更大效果方面还有另外一种较为复杂的情形。一般而言，陆权势力在陆地范围最容易获得权力的支配效果，海权势力则自然容易在海洋范围获得同样的效果，当一方进入对方的活动环境时，情况则不一样了。这样就阻止了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各自发展完整的控制权，最理想的是一个国家要具有在陆域和海域彼此相当的力量，能够使它对陆地的控制成功地转向对海洋的控制，或者相反。总的来看，海权国家和陆权国家都处在如何妥善处理海陆关系，如何更好地利用海权和陆权对国际政治的作用方式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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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64 第三，国际政治的基本舞台就是大陆空间和海上空间，受制于这两个基本空间，国际格局的演变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轨迹。在历史上，海陆二分对国际格局的主要影响是：海洋权力经常出现单极结构，陆地权力经常出现两极结构或多极结构，也就是存在着海洋单极和陆地两极、多极的规律性现象。它意味着，历史上有过海洋霸权，但鲜少有陆上霸权。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指出的，“地理因素为海洋问题划定了相当明确的界限”(6)。19世纪初，海洋权力格局是单极，英国海军力量大于所有其他国家海军力量的总和。英国这时的国家观念正如契伦所说的是：“海洋世界只许有一个主人而不是多个主人”(7)。当然，海洋权力格局也会发生若干变化，其基本线索是围绕着海洋单极格局和两极、三极格局之间的关系互换进行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单极海洋权力结构变为两极，后来成为三极，正式表现是1922年华盛顿会议英、美、日主要舰只比为5∶5∶3。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50年代，海洋权力结构再次成为单极化，占压倒优势的是美国（也包括空中的优势）(8)。“而在大陆（尤其是欧洲），形成苏美对峙的两极对立。从60年代末至70年代，这个状态发生了变化。由于苏联大量部署洲际导弹，使美国的海空优势近于终焉状态。美国虽然在海军力量上仍拥有绝对优势，但综合航空战斗力考虑，不能不说海上和空中的单极时代已告结束”。加上中国的崛起，促使了大陆权力结构的变化，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向海空的两极格局和大陆的多极格局交织的状态发展。“从大陆的势力分布情况来看，从60年代中苏对立以来，在不考虑中国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分析美苏的军事力量变得十分困难。1971年富有戏剧性色彩的美中和解，即缘于这样的认识。这样，70年代以后，在大陆上的双极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除此之外，一体化的欧洲和选择加强军备道路的日本都是多极的主要角色。其结果，“20世纪末的国际政治就是由美、苏、中、欧、日五个大国展开古典式强权政治的世界”(9)。因此，海洋权力结构与陆地权力结构是不一样的，存在着“海洋国际政治格局”和“陆地国际政治格局”之分(10)。这是我们观察和分析国际格局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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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66 第四，地缘政治中枢地带或地缘政治交集点常常在陆地与海洋的交汇处，它们都涉及到如何处理海陆关系的问题。例如，1950年至1953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在地缘政治上可以看做是一场典型的陆权与海权之间的斗争(11)。这就是因为朝鲜半岛是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之间的重要的交汇处，也是许多世界大国利益的交汇处。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在地缘政治中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再度使它成为处理海权和陆权之间关系的课题。又例如，自1991年南斯拉夫暴力解体后，巴尔干出现了新的地缘政治形势，成为东南欧“新均势”的关键地点(12)。对于海权强国美国来讲，巴尔干的稳定变成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虽然美国没有稳固的政策来保护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利益(13)。对于陆权强国俄国来讲，即使有固定的政策，也不能保护自己在此地区的利益。所以，巴尔干成了一个海权与陆权之间特殊的利害关系的反映。同样，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由于地缘位置和能源储备的因素，也已成为海洋方向和欧亚大陆之间的地缘政治交集点，各方势力的竞争颇为激烈。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反对俄罗斯把中亚、外高加索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则极力保护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另外，就是在欧亚大陆发生重大地缘政治变动的同时，还有一个实际上被忽视的重要地区，即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这个为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今天已经成为强权的势力范围和影响范围，其重要性大大增加。而加勒比海的重要性，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明的那样，它过去是西班牙、英国、法国的势力范围，后来是美苏的势力范围。现在，中美洲大陆和加勒比海的关系是：谁掌握加勒比海，谁就能掌握中美洲(14)。它们体现了一种不能忽视的海陆关系的特殊性。因此，可以看出，地缘政治的中枢地带或地缘政治交集点均在海陆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均已成为国际格局发展演变中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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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68 第五，能源和资源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一些聚集能源和资源的地区也已成为地缘政治的交集点，特别是地缘政治竞争体现在对油气地缘政治真空的争夺上，而且这种争夺十分激烈。例如，对于外部世界来讲，中东地区的石油问题成为引起地缘政治问题的爆发点；而对内部来讲，水资源的问题十分严重，成为“水的地缘政治”的起因。在中东地区，能源和资源既被作为斗争的目标和工具，也是引起冲突的根源(15)。又例如，里海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已经引起了“油气管道政治”问题（the pipeline politics），美国、俄罗斯、欧洲国家和土耳其等都卷入其中(16)。国内学者认为，目前在环里海地区，围绕油气资源和跨地区运输控制权展开新的油气地缘战略竞赛是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个地缘政治问题(17)。而且，在“油气管道”问题上，“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通道”（Turkey—Afghanistan—Pakistan Route）已经使西亚和中亚地区变成了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地区之一，能源资源重要性的提高直接带来了地缘政治很大范围的扩张，引起了激烈的地缘政治角逐。此外，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部分、东北亚地区、南中国海地区、高加索地区、波罗的海、中欧和黑海等，都是与能源和资源有重要关系的地区，已经成为地缘政治新的交集点，潜存着引发地缘政治紧张和危机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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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70 当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尽管以上几点的确反映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国际政治的启示意义，但是地缘政治仅仅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方面，而不能等同于国际政治的全部；仅以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来说明国际问题，包括在空间意义上说明国际问题，是很难解释清楚国际政治的本质和特征的，也很难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行成功的预测。随着国际政治的迅速发展，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暴露出极大的弊端和局限性。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在改变着地缘政治面临的环境，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而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限制相对变弱；所以，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出现了超越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新情况，需要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地缘政治的作用。正如采用广义地缘政治学观点的学者所指出的，战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以及科技的迅速发展，在相当深度上改造了地缘政治学的认识角度和要素结构，在其所关注的地理构成、人口和资源分布等传统课题之外，经济、社会、技术和生态等问题更受到重视。地缘政治并不仅仅意味着纯粹自然地理的空间运动轨迹，它还更多和更细地可以分解为经济空间、政治空间、社会空间、技术空间和生态空间。值得提到的是，这种“广义地缘政治学”所揭示的新的研究主题和内容，可能会对地缘政治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需要结合它们来重新审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也就是说，在承认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学术价值及其对现实层面的应用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揭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理论思维上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意味着其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些不容回避的弊端和痼疾；而只有对其进行必要的超越和扬弃，才能进一步推动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也才能更好地认识国际政治和从事国际政治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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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76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二节　从决定论思维到互动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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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78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第一个弊端和局限性是具有明显的决定论的思维导向。这一导向意味着，它片面夸大地理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忽视或抹杀其他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更为极端的是，它仅只把某一种地理因素（如大陆或海洋，“大陆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作为影响、甚至决定国际政治的单一因素，过分强调由此衍生出的某一种国际政治权力（如海权或陆权，“大陆心脏地带”的权力或“边缘地带”的权力）对国家行为的终极性影响。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生活，很可能歪曲其本质和特征。由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具有的决定论思维导向根深蒂固，所以我们必须从源头上予以揭露和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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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80 从理论根源来看，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脉相承的。在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theory of determinism of geography）那里，地理环境被解释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原因，也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制约因素。由于时代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早期地理学界非常盛行，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偏执的反映。孟德斯鸠认为，地理因素、尤其是气候条件对不同地区人群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甚至国家政体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言是“气候王国决定一切”。在他的所谓“法的精神”那里，寒带地区、温带地区和热带地区分别与进取型的强制、自由制度和专制政体相对应(18)。传统地理学的鼻祖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李特尔（Karl Ritter）也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的空间分布及其活动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他们还把地域空间的差异与地理条件的差异结合起来，认为这是导致相互区别的人类行为及其不同结果的基本原因。对早期地缘政治学影响最大的拉采尔则走得更远，因为他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了最为系统的论述。根据达尔文关于生存竞争的进化论，他视地理环境为人类行为的控制性因素，不仅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受其支配，而且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也由其决定。由于拉采尔被视为近代地缘政治学的开先河者，可以想见他的理论在这一领域所产生的持续后果。除此以外，美国地理学者E.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也可归属地理决定论者的范畴，他的主要观点表明生物遗传、文化天赋和地理环境是文明的主要动力(19)。当然，与明确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并存，还存在着隐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有条件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前者认为地理条件多多少少具有控制历史的真实含义；但它也承认，人在受到地理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具有某种选择权；后者则在给予地理环境某种先验性质的同时承认，通过人的自由意志或意志的自觉努力可以获得对自然环境的成功利用。总而言之，无论哪种形式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都强调所谓“对走向世界统治道路的因果报应”。在这种因果关系中，大空间范围的地理政治进程起码可以认为是已被注定的，“地理性质以种种方式控制了或至少是引导了历史的走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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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82 “地理环境决定论”对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在于在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因果关系上，决定论的因果观明显地支配着二分论的逻辑起点和展开。按照这种因果观，一切国际政治行为都取决于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产生的是一种单向的决定作用。政治家从地理形势中吸取东西，犹如安泰从大地吸取强大力量一样。正如国内学者的评论所指出的，过去的地缘政治学家设定，国际行为是由某些基本上改变不了的因素决定的，例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资源状况等。一个国家的位置自然影响着它的国家能力及其对外政策的方向；地理决定了各国的选择，限制了可供选择的对外政策方案(21)。而在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豪斯浩弗所赋予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传统中，我们不仅看到它们直接取源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且都进一步抽取地理因素中更为单一的成分，从而把决定论思维的导向推至宿命论的境地。如果说拉采尔仅仅从生物的规律看待地缘政治基本单位国家的成长和变化，那么马汉孤立地从海洋角度看待地缘政治，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单纯从地理的大空间与历史事件的背景上看待地缘政治，以至于把某一种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夸大到极限，都反映了他们在思维上的狭隘性和学术上的某种偏执。这使他们的基本观点和立场经常以下断语的方式加以表达，并以此作为其理论的起点和基础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发展规律和各种现实的国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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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84 然而，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所带有的决定论思维导向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为历史实践所证实带有重大的理论偏颇。通过对国际政治历史的了解，我们会认识到，地缘政治学中的决定论思维与“地理环境决定论”一样，同样有违科学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实际上，虽然人类的活动，包括国际政治行为，都只能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和限度内进行，地缘政治学反映的是国际政治行为所可能达到的地理边界；但影响国际政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对地缘政治施加作用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或个别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其他因素，如政治经济条件、科学技术对地理关系的影响估计不足，甚至对地理因素中某一种成分的过分强调，都使其结论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斯特劳斯—于佩（Robert Starusz-Hupe）认为，“地理条件决定历史发生的地点，但创造历史的永远是人”，因为有史以来地理条件被人类不断改变。因此，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不论其对内影响还是对外影响均不能视为决定性的(22)。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摩根索也有针对性地指责说，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抬高到绝对地位，认为地理决定国家的权力，因而也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它的基本概念是空间。然而，空间是静态的，生活在地球空间的人则是动态的”。尤其是，那种片面赋予某一种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历史规律的地位，并认为国家相对权力取决于这种地理因素所决定的空间关系的做法，证明地缘政治学是一种“伪科学”(23)。由此可以看到，理论界始终存在着对决定论思维的各种批评，虽然有些批评的言辞过于尖刻，但人们认定，国际政治中的许多事实，仅仅依靠地理因素是无法解释的。虽然地理因素必不可少，但不足以全部解释国际政治体系产生和发展的缘由，更不足以精确解释其变革的动力和过程。尤其是，地理因素以积合起来的形式尚且不可能对国际政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片面提取某一种地理因素，如海洋或陆地，“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更不可能就此认定它（们）对国际政治具有决定性的或终极性的意义。归结起来，由于决论思维具有先入为主的特点，所以必然引起一些逻辑推理上的混乱。虽然地球是由海洋和陆地组成的，虽然它（们）确实反映了某一方面的地理状况，但地球上的事物和所产生的各种事物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国际政治就是其中非常复杂的一种。国际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种复杂多变和充满活性因素的互动过程，其中原因与结果相互交错、彼此制约，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因果关系链。而且，国际政治及其变化会经常地受到其他多种多样的因素的影响，海陆因素及海陆关系只是其中能够说明其缘由的某一方面的条件，只有结合其他各个方面才能解释国际政治及其变化的全部条件。毋宁说，那种把某一种地理因素解释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思维倾向，将国际政治置于狭窄的解释空间，成为容易导出武断结论的催化剂。国际政治一定要考虑而不可忽视地理环境，它可能解释国际政治的一些条件；但如果认为“人是世界地理的奴隶”，国家行为只能绝对服从地理环境的安排，那就必然走向“宿命论”。同样，国际政治一定要考虑全部地理因素，而不能仅只考虑单一的地理因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会使“宿命论”走向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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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86 当然，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反对地缘政治学的决定论思维，但是不应回避地理环境的永恒性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因此地缘政治学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借鉴和参照的部分，特别是地缘政治学的某些论点或论断早已成为制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必备要素”。在否定“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决定论和单一化倾向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种倾向，即对地理因素和条件对社会生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估计不足，可能滑到“地理无定论”的一边。“对地理决定论的批判常常伴随着一种虚无主义的过低评价，甚至否定分布学，或者确切地说是否定区域性的存在。”(24)这种观点即使在西方也是存在的，并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地理学中的二元论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把所有的地缘政治学理论都同“地理环境决定论”归于一类，很多地缘政治学家在论述其主要观点时就直接否定了任意夸大地理因素的倾向，例如斯皮克曼就反对“欲以一简单权力因素——地理”来解释国际行为的倾向，并说这是“地缘政治学中的最大谬误”。就算是其地缘政治学理论植根于“决定论”的麦金德也说过，“研究人对自然的反作用，将是地理学中最迷人的篇章之一”，这实际上对人在地理环境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予以了部分的肯定(25)。与此相映衬的是，作为国际政治分析学派的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主张在研究中应把地缘政治学摆在优先的中心位置，因为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有形世界，他强调人和有形世界的互动关系，但反对把单纯的地缘政治因素夸大到极限，有形世界意味着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总会得到适当的反映。对“地理无定论”的批评和有关地缘政治学家自己的态度，会使我们认识到“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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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88 我们知道，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包括如何认识地缘政治的作用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了最成功的论述，提出了最精辟的观点，从而最准确地把握了地缘政治的本质和空间关系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一个以“地缘政治学”命名的理论，但是他们对国际政治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有过许多论述，这些论述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基本观点的出色体现，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关系，关于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准确把握。第一，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了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前提和自然条件，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和诉诸政治行为的基本空间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经常强调，地理位置，如同一般的地理条件一样，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26)。列宁甚至说，在现实世界中，各种“自然现象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着的，这是很明显的”，它们对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必须给予高度重视(27)。由于国际政治也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并且在符合和满足空间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地理环境同样是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重要前提。国家所处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是它们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基础，国家的内外行为和所能存在的状态都会受到其虽非决定性的、但却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特定的时间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国际政治的各个层面都有不可抗拒的制约性。因此，从地理环：的角度考察国际政治，需要看到国家间的空间分布、海陆位置、资源人口等地理条件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乃至对整个国际政治所具有的明显制约作用。当然，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对地理环境也有反作用，它所包含的诸多内容也会引起地理环境的变化。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地理位置具有稳定性和不可更改性，但在国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时，不仅地理环境有可能改变，而且地理位置在重要性上也有可能出现变化。总之，国际政治的性质使地缘政治具有很强的动态特征，地理条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很大的，对这种影响既不能估计过头，又不能因对它估计不足而不可避免地引起令人痛心的后果。因此，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存在的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动态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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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90 第二，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了地理环境和人的关系。马克思说过，人类一半属于社会，一半属于自然(28)。根据这一判定，一方面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超越自然的他物。人类显然具备社会属性，但人类在自身发展中也需要经常面对地理环境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地理环境不仅包括“纯”自然要素，同时也包括人及其活动的结果，它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综合体。也就是说，人类活动，包括国家的行为，也必然影响地理环境。虽然“人定胜天”这句话有点唯意志论的味道，但人类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利用和改造自然。而作为以人类群体形式组成的国家（按照国际政治学理论的理性原则，国家可视为“国家人”），它（们）在国际政治中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并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条件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地理环境本身所蕴涵的一定规律取决于社会条件和人的作用，地缘政治所包含的一定规律仍然受到国家（“国家人”）行为的制约。因此，地缘政治学的核心课题是，国家（“国家人”）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和改变地理环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地理环境满足自己的需要。虽然地缘政治学理论时常在严格的决定论与或然论（possibilism）之间徘徊，但承续启蒙运动的传统，我们应该进一步明确，地理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国家（“国家人”）在与地理环境相处时能够发挥“自由意志”。这样，所谓地缘政治的作用既不能被无限夸大又不能置之不理，应该把它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它与人、国家的主观能动性之间存在着辨证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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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92 第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际政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二者相互作用的方式上，对地缘政治的认识应该从决定论思维转向互动论思维，即应该从决定论的因果观走向互动论的建构观。互动论的逻辑在解释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因果关系时采取的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它能够帮助人们脱离单向的因果关系、而从多方面的因素来辨证、全面和动态地认识地缘政治问题。首先，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的是双向制约的因果关系，而非单向制约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而发生某种因果关系时，国际政治也在对地理环境产生影响并发生另一种因果关系。二者之间经常存在着的是复杂的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原因对应于一个结果的关系。一个原因可以有多种结果，一个结果也可以由多个原因引起。在此意义上说，双方的关系不是由单方面限定的，而是由复杂因果链产生的共振效果决定的。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前者还是后者，取决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取决于不同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之间是发展变化的动态关系，二者的关系是在运动中产生和发展的(29)。其次，即使就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来说，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历史条件下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因为在历史上，地理环境所能发挥作用的条件也一直在变化，会受到地理因素本身之外的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按照这种看法，地理环境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说明它只是一种“可变的量”，虽然它是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和施加作用的重要变量，但决不是唯一的变量。当地理因素之外的其他许多因素在发挥作用时，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就发生了一种新的互动关系，地理环境的作用在整体上受制于这种关系。总之，互动论对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解释是多向的和动态的，即二者互为条件且可以相互转化，要在一种辩证的整体过程中认识和把握其相互关系。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讲，这种相互关系已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循环关系，而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了因果性质，依据内在联系运动的、并且始终处于动态的建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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