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434375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1705433026]

1705434376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二节　从决定论思维到互动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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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78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第一个弊端和局限性是具有明显的决定论的思维导向。这一导向意味着，它片面夸大地理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忽视或抹杀其他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更为极端的是，它仅只把某一种地理因素（如大陆或海洋，“大陆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作为影响、甚至决定国际政治的单一因素，过分强调由此衍生出的某一种国际政治权力（如海权或陆权，“大陆心脏地带”的权力或“边缘地带”的权力）对国家行为的终极性影响。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生活，很可能歪曲其本质和特征。由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具有的决定论思维导向根深蒂固，所以我们必须从源头上予以揭露和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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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80 从理论根源来看，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脉相承的。在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theory of determinism of geography）那里，地理环境被解释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原因，也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制约因素。由于时代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早期地理学界非常盛行，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偏执的反映。孟德斯鸠认为，地理因素、尤其是气候条件对不同地区人群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甚至国家政体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名言是“气候王国决定一切”。在他的所谓“法的精神”那里，寒带地区、温带地区和热带地区分别与进取型的强制、自由制度和专制政体相对应(18)。传统地理学的鼻祖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李特尔（Karl Ritter）也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的空间分布及其活动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他们还把地域空间的差异与地理条件的差异结合起来，认为这是导致相互区别的人类行为及其不同结果的基本原因。对早期地缘政治学影响最大的拉采尔则走得更远，因为他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了最为系统的论述。根据达尔文关于生存竞争的进化论，他视地理环境为人类行为的控制性因素，不仅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受其支配，而且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也由其决定。由于拉采尔被视为近代地缘政治学的开先河者，可以想见他的理论在这一领域所产生的持续后果。除此以外，美国地理学者E.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也可归属地理决定论者的范畴，他的主要观点表明生物遗传、文化天赋和地理环境是文明的主要动力(19)。当然，与明确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并存，还存在着隐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有条件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前者认为地理条件多多少少具有控制历史的真实含义；但它也承认，人在受到地理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具有某种选择权；后者则在给予地理环境某种先验性质的同时承认，通过人的自由意志或意志的自觉努力可以获得对自然环境的成功利用。总而言之，无论哪种形式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都强调所谓“对走向世界统治道路的因果报应”。在这种因果关系中，大空间范围的地理政治进程起码可以认为是已被注定的，“地理性质以种种方式控制了或至少是引导了历史的走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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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82 “地理环境决定论”对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在于在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因果关系上，决定论的因果观明显地支配着二分论的逻辑起点和展开。按照这种因果观，一切国际政治行为都取决于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产生的是一种单向的决定作用。政治家从地理形势中吸取东西，犹如安泰从大地吸取强大力量一样。正如国内学者的评论所指出的，过去的地缘政治学家设定，国际行为是由某些基本上改变不了的因素决定的，例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资源状况等。一个国家的位置自然影响着它的国家能力及其对外政策的方向；地理决定了各国的选择，限制了可供选择的对外政策方案(21)。而在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豪斯浩弗所赋予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传统中，我们不仅看到它们直接取源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且都进一步抽取地理因素中更为单一的成分，从而把决定论思维的导向推至宿命论的境地。如果说拉采尔仅仅从生物的规律看待地缘政治基本单位国家的成长和变化，那么马汉孤立地从海洋角度看待地缘政治，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单纯从地理的大空间与历史事件的背景上看待地缘政治，以至于把某一种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夸大到极限，都反映了他们在思维上的狭隘性和学术上的某种偏执。这使他们的基本观点和立场经常以下断语的方式加以表达，并以此作为其理论的起点和基础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发展规律和各种现实的国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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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84 然而，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所带有的决定论思维导向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为历史实践所证实带有重大的理论偏颇。通过对国际政治历史的了解，我们会认识到，地缘政治学中的决定论思维与“地理环境决定论”一样，同样有违科学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实际上，虽然人类的活动，包括国际政治行为，都只能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和限度内进行，地缘政治学反映的是国际政治行为所可能达到的地理边界；但影响国际政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对地缘政治施加作用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或个别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其他因素，如政治经济条件、科学技术对地理关系的影响估计不足，甚至对地理因素中某一种成分的过分强调，都使其结论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斯特劳斯—于佩（Robert Starusz-Hupe）认为，“地理条件决定历史发生的地点，但创造历史的永远是人”，因为有史以来地理条件被人类不断改变。因此，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不论其对内影响还是对外影响均不能视为决定性的(22)。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摩根索也有针对性地指责说，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抬高到绝对地位，认为地理决定国家的权力，因而也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它的基本概念是空间。然而，空间是静态的，生活在地球空间的人则是动态的”。尤其是，那种片面赋予某一种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历史规律的地位，并认为国家相对权力取决于这种地理因素所决定的空间关系的做法，证明地缘政治学是一种“伪科学”(23)。由此可以看到，理论界始终存在着对决定论思维的各种批评，虽然有些批评的言辞过于尖刻，但人们认定，国际政治中的许多事实，仅仅依靠地理因素是无法解释的。虽然地理因素必不可少，但不足以全部解释国际政治体系产生和发展的缘由，更不足以精确解释其变革的动力和过程。尤其是，地理因素以积合起来的形式尚且不可能对国际政治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片面提取某一种地理因素，如海洋或陆地，“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更不可能就此认定它（们）对国际政治具有决定性的或终极性的意义。归结起来，由于决论思维具有先入为主的特点，所以必然引起一些逻辑推理上的混乱。虽然地球是由海洋和陆地组成的，虽然它（们）确实反映了某一方面的地理状况，但地球上的事物和所产生的各种事物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国际政治就是其中非常复杂的一种。国际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种复杂多变和充满活性因素的互动过程，其中原因与结果相互交错、彼此制约，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因果关系链。而且，国际政治及其变化会经常地受到其他多种多样的因素的影响，海陆因素及海陆关系只是其中能够说明其缘由的某一方面的条件，只有结合其他各个方面才能解释国际政治及其变化的全部条件。毋宁说，那种把某一种地理因素解释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思维倾向，将国际政治置于狭窄的解释空间，成为容易导出武断结论的催化剂。国际政治一定要考虑而不可忽视地理环境，它可能解释国际政治的一些条件；但如果认为“人是世界地理的奴隶”，国家行为只能绝对服从地理环境的安排，那就必然走向“宿命论”。同样，国际政治一定要考虑全部地理因素，而不能仅只考虑单一的地理因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会使“宿命论”走向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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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86 当然，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反对地缘政治学的决定论思维，但是不应回避地理环境的永恒性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因此地缘政治学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借鉴和参照的部分，特别是地缘政治学的某些论点或论断早已成为制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必备要素”。在否定“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决定论和单一化倾向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种倾向，即对地理因素和条件对社会生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估计不足，可能滑到“地理无定论”的一边。“对地理决定论的批判常常伴随着一种虚无主义的过低评价，甚至否定分布学，或者确切地说是否定区域性的存在。”(24)这种观点即使在西方也是存在的，并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地理学中的二元论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把所有的地缘政治学理论都同“地理环境决定论”归于一类，很多地缘政治学家在论述其主要观点时就直接否定了任意夸大地理因素的倾向，例如斯皮克曼就反对“欲以一简单权力因素——地理”来解释国际行为的倾向，并说这是“地缘政治学中的最大谬误”。就算是其地缘政治学理论植根于“决定论”的麦金德也说过，“研究人对自然的反作用，将是地理学中最迷人的篇章之一”，这实际上对人在地理环境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予以了部分的肯定(25)。与此相映衬的是，作为国际政治分析学派的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主张在研究中应把地缘政治学摆在优先的中心位置，因为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有形世界，他强调人和有形世界的互动关系，但反对把单纯的地缘政治因素夸大到极限，有形世界意味着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总会得到适当的反映。对“地理无定论”的批评和有关地缘政治学家自己的态度，会使我们认识到“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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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88 我们知道，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包括如何认识地缘政治的作用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了最成功的论述，提出了最精辟的观点，从而最准确地把握了地缘政治的本质和空间关系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一个以“地缘政治学”命名的理论，但是他们对国际政治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有过许多论述，这些论述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基本观点的出色体现，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关系，关于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准确把握。第一，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了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前提和自然条件，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和诉诸政治行为的基本空间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经常强调，地理位置，如同一般的地理条件一样，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26)。列宁甚至说，在现实世界中，各种“自然现象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着的，这是很明显的”，它们对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必须给予高度重视(27)。由于国际政治也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并且在符合和满足空间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地理环境同样是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重要前提。国家所处的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是它们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基础，国家的内外行为和所能存在的状态都会受到其虽非决定性的、但却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特定的时间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国际政治的各个层面都有不可抗拒的制约性。因此，从地理环：的角度考察国际政治，需要看到国家间的空间分布、海陆位置、资源人口等地理条件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乃至对整个国际政治所具有的明显制约作用。当然，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对地理环境也有反作用，它所包含的诸多内容也会引起地理环境的变化。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地理位置具有稳定性和不可更改性，但在国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时，不仅地理环境有可能改变，而且地理位置在重要性上也有可能出现变化。总之，国际政治的性质使地缘政治具有很强的动态特征，地理条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很大的，对这种影响既不能估计过头，又不能因对它估计不足而不可避免地引起令人痛心的后果。因此，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存在的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动态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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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90 第二，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了地理环境和人的关系。马克思说过，人类一半属于社会，一半属于自然(28)。根据这一判定，一方面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超越自然的他物。人类显然具备社会属性，但人类在自身发展中也需要经常面对地理环境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地理环境不仅包括“纯”自然要素，同时也包括人及其活动的结果，它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综合体。也就是说，人类活动，包括国家的行为，也必然影响地理环境。虽然“人定胜天”这句话有点唯意志论的味道，但人类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利用和改造自然。而作为以人类群体形式组成的国家（按照国际政治学理论的理性原则，国家可视为“国家人”），它（们）在国际政治中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并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条件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地理环境本身所蕴涵的一定规律取决于社会条件和人的作用，地缘政治所包含的一定规律仍然受到国家（“国家人”）行为的制约。因此，地缘政治学的核心课题是，国家（“国家人”）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和改变地理环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地理环境满足自己的需要。虽然地缘政治学理论时常在严格的决定论与或然论（possibilism）之间徘徊，但承续启蒙运动的传统，我们应该进一步明确，地理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国家（“国家人”）在与地理环境相处时能够发挥“自由意志”。这样，所谓地缘政治的作用既不能被无限夸大又不能置之不理，应该把它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它与人、国家的主观能动性之间存在着辨证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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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92 第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际政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二者相互作用的方式上，对地缘政治的认识应该从决定论思维转向互动论思维，即应该从决定论的因果观走向互动论的建构观。互动论的逻辑在解释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因果关系时采取的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它能够帮助人们脱离单向的因果关系、而从多方面的因素来辨证、全面和动态地认识地缘政治问题。首先，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的是双向制约的因果关系，而非单向制约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而发生某种因果关系时，国际政治也在对地理环境产生影响并发生另一种因果关系。二者之间经常存在着的是复杂的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原因对应于一个结果的关系。一个原因可以有多种结果，一个结果也可以由多个原因引起。在此意义上说，双方的关系不是由单方面限定的，而是由复杂因果链产生的共振效果决定的。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前者还是后者，取决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取决于不同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之间是发展变化的动态关系，二者的关系是在运动中产生和发展的(29)。其次，即使就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来说，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历史条件下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因为在历史上，地理环境所能发挥作用的条件也一直在变化，会受到地理因素本身之外的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按照这种看法，地理环境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说明它只是一种“可变的量”，虽然它是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和施加作用的重要变量，但决不是唯一的变量。当地理因素之外的其他许多因素在发挥作用时，地理环境和国际政治就发生了一种新的互动关系，地理环境的作用在整体上受制于这种关系。总之，互动论对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解释是多向的和动态的，即二者互为条件且可以相互转化，要在一种辩证的整体过程中认识和把握其相互关系。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讲，这种相互关系已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循环关系，而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了因果性质，依据内在联系运动的、并且始终处于动态的建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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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94 第四，根据互动论所揭示的逻辑，正如“可能”一词在地理学文献中频频出现一样，地缘政治学所使用的语言应该是概率语言，而地缘政治就是国家充分利用可能性的艺术。这意味着，在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中，地理环境为国家提供了显然存在的可能机会，这种“可能机会”既可能是有利的，又可能是不利的；而对此国家所拥有的是众多可能性中的自由选择权利。虽然这种自由选择权利受制于不同的客观和主观条件，但国家在地缘政治中表现出的是一种积极角色，是利用可能性的主体力量。它们会充分意识到，如果被可能性所左右，那就会使自己遭遇困境，从而会失去自己所要实现的目标；而如果能够利用好可能性，则会大大改善自己所面临的环境，从而能够达到自己所要实现的目标。费朗兹·波兹（F. R. Pitts）曾经指出，所有自然环境条件，只是给人类活动提供了一个可能利用的范围，在此范围内人们可以自由地选取和利用它们。可能性给人们一种很直观的感觉，即大多数关系似乎都具有相等的机遇。但是在人同自然的关系中，从来没有在同一自然环境中，人们会感觉到相同的可能性范围。例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人、中期的西班牙人和后来的美国白人殖民者，虽然都生活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或西南部的沙漠中，但是对于这个相同自然环境的应用范围，却是很不相同的。每一种类型的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利用方式或感受到不同的限制。每一类人对于同一的自然条件会有不同的感应，并能创造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象(30)。同样，在地缘政治中对决定论思维的逆向反应是国家对可能性的利用。在处理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时，国家比那些个体的人或由少数人组成的群体更能表现出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因为前者比后者更能判断地理环境为自己提供的各种可供利用的可能性范围，更能选择最适合其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条件。因此，互动论不仅从多元的角度，而且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它不受限于地理环境的单一因素和单独作用方式，而是采取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高度辨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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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396 基于此，沿着互动论的逻辑正确认识和研究地缘政治的实质和形态，对思考和确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定位和方向，对避免可能出现的“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有着明显的好处和价值。对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可以抛弃其不合理的成分，留下有用之物，以供我们借鉴。其理由有二：首先，就地理学基础来说，由于地球的基质即海陆二分和以海陆二分为基础的各种空间形态的二分，是地缘政治二分事实的物质空间前提，所以二分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一定的学理来源和学术基础的，也是有着一定的事实基础的。透过二分论，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地缘政治发展演变在静态空间意义上的自然形态。其次，正如理解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关系一样，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层次上理解二分论与超越二分论的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二分论在静态空间的意义上有一定的价值，但在动态空间的意义上则可能无法对国际政治作出成功的解释。由于地缘政治不可能是由国家所进行的一种完全静止的活动，它还会受到地理因素之外的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实际上它所呈现出的一直是地理空间的动态过程。这就需要在动态空间的意义上、而不是静态空间的意义上说明地缘政治的存在及其发展。超越二分论有着现实中的需要，也有着理论上的需要。再次，确实有一个如何从主观上和理论上对地缘政治的事实作出正确和辩证反映的问题。根据地缘政治的“地理学基质”，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等人的主要观点对地缘政治的基本主题和特征作出了比较过激和夸张的反映，得出了比较武断的结论，这是我们应该予以否定的；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一些观点也是具有某种超前性的，“确实具有超越世界历史进程的能力，或者确切地说是有些影响了历史进程的方向”(31)。他们所提出的“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著名公式，形成了地缘政治学理论中的某种特定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政治的进程。因此，应该认为，他们依据决定论思维对地缘政治控制力所下的某些断语是不可取的，但他们的理论中所可能包含的合理的、有学术和实用价值的部分我们还是要给予必要的理论观照，有些被国际政治实践证明有用的重要观点和论述我们还是要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特别是他们所强调的某些特定的、具体的地缘位置的重要性至今仍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实际上，在总的理论线索上，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缘政治因素及其作用的论述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二分、海陆关系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世界政治划分为两个方面（如宗主国和殖民地、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俄国和欧洲的海陆二分，以及恩格斯和毛泽东对地缘军事或军事地理与海陆因素的关系所作的论述。他们对地缘政治学理论的论述和探索是十分全面的、丰富的和完整的，对地缘政治现实所可能涉及的两个对立方面进行了辩证的、对应的和互动的研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着有关地缘政治学的论述的话，那么这种论述是充满唯物论和辩证法精神的，也是具有互动论的实质的。因此，在谈到地缘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时，我们既反对极力夸大地缘政治的作用、认为它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因而把地缘政治学奉若神明的做法；又反对对地缘政治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因而把地缘政治学贬得一无是处或打入冷宫的做法。在谈到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价值时，我们既反对无限抬高其地位和盲目迷信的非科学态度，又反对对其一概否定和不加分析的做法。因为我们所反对的这些做法都反映了某种极端和褊狭的态度。进一步地说，就理论有价值的深入发展来说，以新型的地缘政治学观推动该领域的进步，需要对已有的理论遗产进行必要的清理，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和再造。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确实有严重的理论缺陷，其“地理决定论”倾向和把某一类地理因素夸大到极限的做法必须否定；但对于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还是要看到的，对于某一类地理因素在不同空间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也还是要清晰地加以认知的。对地缘政治学的背后所带有的哲学思维导向、政治目的和实际效用的不同判别，是研究地缘政治学首先必须明确的价值判断问题；而采取超越的态度是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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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02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三节　从对抗性思维到融合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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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04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第二个弊端和局限性是对抗性的思维导向。对地缘政治学最有代表性的几种理论做比较，会发现它们的不同点、甚至对立点十分明显。马汉强调海权的重要性，麦金德和斯皮克曼、豪斯浩弗强调陆权的重要性；麦金德注重“大陆心脏地带”的历史作用，斯皮克曼注重“边缘地带”的现实作用；麦金德、斯皮克曼和豪斯浩弗等把空中力量的发展视为对海权国家不利的因素和对陆权国家有利的条件，海权论者则强调空权时代海空一体化的价值并排斥陆权在新的时代的作用，空权论更把空中力量当作决胜的根本条件。由此可以看到，以上几位人物的理论具有十分明显的对立性、甚至对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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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06 值得我们重视的不仅是以上人物在基本理论观点上的对立，而且是他们所代表的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危害性，这就是决定论的思维容易导向地缘政治现实中的对抗性，容易在所谓理性原则的前提下使国家以自私的本性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从而把国际政治变成一种充满对抗色彩的“零和游戏”。早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本身就带有被视为“生存法则”的扩张性和弱肉强食的侵略性。拉采尔和契伦等人在系统地提出“生存空间论”时坚信，地理环境制约着国际政治现象，国家是一个生物单位，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向外扩展其疆界，通过对外扩张争取“生存空间”。这在他们看来是国家生存的基础法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由此，他们主张强国不可避免地要侵占其他国家的领土，就像生物的生长需要一定的空间一样。怀有大日耳曼主义情绪的拉采尔更认为，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一个国家向外扩张领土不仅是应当的，而且强国和弱国恰恰是因为地理上的原因形成了控制和服从的世界体系。这显然是机械搬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Spencer）社会有机论的结果，也显然是一种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逻辑。在那些实施侵略扩张政策的国家看来，对地缘政治方面某一类因素的强调是毋庸置疑的，它（们）可以成为“强权的支柱”；即使这可能导致国际政治中的对抗结果也是文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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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08 应该说，决定论的思维延伸到地缘政治学领域必然导致其带有十分明显的对抗性，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在内涵上便处处体现出这种性质，并把它演绎成一套完整和系统的逻辑。马汉的“谁控制海权，谁就能控制世界”，麦金德的“谁控制东欧，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世界”，斯皮克曼的“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世界”等基本论点，都带有很大的决定论式的片面性，它们不仅容易使人落入宿命论的窠臼，被某种“地理咒语”所左右，而且必然使地缘政治的实践在地理空间上被导向空前的对抗性局面。按照二分论的逻辑，人性恶是政治学的基本假定，也是达尔文物竞天择精神的体现。由于地缘政治是融合了生物和地理因素的基本概念，由于生物界和地理环境普遍存在着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所以国家很难消除自私的本质，它们在相互关系中诉诸“以邻为壑”的行为是必然的和排他的选择。海洋和陆地，“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这些词汇，就最直接和最充分地反映了地缘政治中显著的对抗本质。由于这些不同的地理因素之间存在着很难达成和谐的历史惯性，根据不同的地理因素进行国家利益的判断，就必须把对方看成是魔鬼，只能采取置其于死地的做法。而根据这种逻辑，世界不是没有敌人的世界，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一个敌人。这甚至被认为是地缘政治实践中的铁律。由此，国际政治实际上就变成了海权对陆权、“大陆心脏地带”对“边缘地带”之间不容怀疑和反复进行的斗争，它们不仅被视为是国际政治的永恒主题，而且也被视为国际政治实践的基本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说，地缘政治学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重术不重道”的学问，或者干脆被说成是“国际政治的厚黑学”，恰恰是因为二分论只给“以邻为壑”的国际政治行为寻找理论根据，也只给国家间关系的“零和对抗”提供理论上的注脚。在二分论对世界历史的解释中，人们很难找到相互合作的内容，相反到处是排斥合作和视合作为禁脔的现象。帕克认为，20世纪的大部分地理政治学思想中有三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潜在的对立意识，二是二元论观点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为多数其他观点奠定了基础，三是世界中心和世界边缘：一内一外的霸权模式持续存在，它的世界秩序是为增进具有支配地位的地理区域之利益而设计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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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10 在以对抗逻辑影响国际政治和国家行为方面，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有着它的潜在路数。马汉的海权论和麦金德的陆权论，在给美英等强国提供地缘政治指南方面突出了两种权力的对抗性质，因而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策选择。在影响希特勒称霸欧洲和世界的对外政策方面，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走得更远。摩根索曾经指出，“地缘政治学的德国学派，由于热衷于显示德意志民族负有征服‘中心地带’这一统治世界的地理宝座的使命，就把地缘政治学的原理与人口压力的论点结合了起来。德意志民族是‘缺乏空间的民族’，并且他们为了生存必须占有的‘生存空间’，这就吸引着他们去征服空旷的东欧平原。”(33)实际的历史情形确实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地缘政治学的二分逻辑曾为赤裸裸的法西斯侵略扩张服务，成为西方强权政治和侵略行径的一种方便的理论工具。贯穿在侵略行为和海陆对抗中的，是所谓“草原强盗”和“海上强盗”之间的争斗。地缘政治学的二分论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影响就在于，陆权学说和海权学说都曾促使那些大国依托某种地理因素去寻求控制世界的条件和力量。乔治·里斯卡（George Liska）在考察国际关系中的均势时指出，地缘政治学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是大陆与海洋、东方与西方的对抗与冲突的思想。这种传统从地缘政治学形成开始就延续不绝，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一种怪异的发展(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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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12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争霸也产生了或明或暗的、但显然是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因为按照二分论的逻辑，人们习惯于以对抗的逻辑解释两极格局所代表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特别是以地理上的对抗因素加以说明。例如，昔日“草原强盗”和“海洋强盗”的争斗仍然在继续，只不过这种争斗场面被说成是北约对华约、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以及东方对西方等的较量。而且因为美苏双方都循着二分对抗逻辑制定出了冷战战略，从“心脏地带—边缘地带”的冷战图表中可以看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都很明确地认知相互间的对峙实际上是地缘政治上的对峙，并十分鲜明地再现了地缘政治的二分逻辑：国际格局的地缘政治分布呈现出二者之间的包围与反包围结构，其中隐藏着海权论和陆权论，“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和“边缘地带学说”之间的对立。具体地说，凯南的“遏制战略”、尼克松一基辛格的“大三角战略”和斯大林的“势力范围”政策，都有因地缘政治学二分逻辑所引起的对抗性倾向。西方学者指出，斯皮克曼继承了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特别是他的“边缘地带学说”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多米诺骨牌理论”所注重的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逻辑则直接成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定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政策的重要根据。与此同时，苏联对“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关系的认识，则显然是其控制东欧的“势力范围”政策、南下政策和入侵阿富汗行动的根源之一。由上面可以看出，美苏的冷战战略都被打上了地缘政治二分布局的明显印痕，它们恰恰通过在两个带有地理对抗性的地带上确保实力地位，进行霸权的争夺，并去寻求对世界的控制。美苏在地缘政治上的对抗带来了有史以来罕见的冷战局面，国际政治长期内充满了紧张和危机。就美苏两极对峙的必然性而言，地缘政治学家注意到其地缘政治方面的条件，他们认为决定美苏关系的基本因素是融合了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形势。这不仅使它们很难进行成功的政治和经济合作，而且不断加深着相互间的敌视。因此，美苏争霸的过程实际上隐含着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理论根源，从中我们都可以嗅到对抗性逻辑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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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14 此外，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地缘政治含义，即陆权和海权，“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矛盾，还存在着另一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地缘政治上的二分分野与国际格局的二分特征具有相当大的契合性。地缘政治上的二分对国际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美苏争霸斗争的两极性也体现在地缘政治上的二分特征上。同时，地缘政治组合的配置方法与国际格局的配置方法几乎是同样的，例如，结盟与反结盟、军备竞赛、建立势力范围与缓冲地带均是在地缘政治的线索上进行的，基本上与“大陆心脏地带”、“边缘地带”和中间地带相吻合，都带有明显的两极性和由两极性所带来的对抗性。乔治·里斯卡对这种对抗逻辑作解释时指出，“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在性质上殊异，无论是相互竞争还是彼此交往都不能消除二者的天然差别。一旦前者变得强势，就要扩张疆界和争取出海口，以扩大均势的范围来建立对海洋的优势体系。而海上强国势必对此下定决心进行抵制，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由此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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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16 在后冷战时期，大国间的角逐仍然折射着地缘政治学二分论中对抗性思维的印痕。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在开始构筑新的国际格局的同时，也包含着对“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海洋与大陆之间对抗关系的考虑。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注重在“边缘地带”和海洋方向对“心脏地带”和大陆方向施加压力。而处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与中国这两个大陆型国家则通过建立所谓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共同采取的“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缓解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特别是这两个国家所谋求的新安全模式，也已经在“大陆心脏地带”构成和发展了一种内聚式的国际格局布置。对此，有些学者认为，地缘政治的冲动可能促使新的陆权在近期形成。另一些学者则发出了从麦金德那里召回那些“小天使”的警告，他们认为，地缘政治学中海陆二分的逻辑并未完全失去市场。以苏联解体等历史事件为标志的地缘政治剧烈变动，很可能再现“大陆人”与“海洋人”之间的传统对抗。当然，地缘政治方面的角逐也掺杂进来其他的因素，与纯粹以自然因素为主的地理分布有所不同，地缘政治与经济、文明因素的地理分布又产生了新的互动关系。因此，虽然新的地缘政治中的对抗不可能完全重复“草原强盗”和“海洋强盗”之间冲突的脚本，但人们仍然关注着地缘政治二分现象对国家战略及其行为的现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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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18 从历史上看，地缘政治的对抗与获取国际间权力的问题紧密有关。按照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国际间权力竞争的本质永远是冲突和对抗。地缘政治本身所具有的二分性质，体现在国际权力竞争方面便是陆权与海权之间的对抗，“大陆心脏地带”权力与“边缘地带”权力之间的对抗。由于地理因素是难于更改的，国际间的权力对抗甚至是很难避免的。这种涉及国际政治广泛领域的对抗，使那些从事对抗的国家认识到，国际政治中的对抗源于敌对的和不稳定的环境，国家的战略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限定的地理范围内以最有效的方式追求、聚集和扩大权力。由此，国家诉诸追求、聚集和扩大权力的行为模式是一种典型的零和博弈：一方的权力所得便是另一方的权力所失，更具体地说，陆权的所得是海权的所失，海权的所得便是陆权的所失；“大陆心脏地带”权力的所得是“边缘地带”权力的所失，“边缘地带”权力的所得便是“大陆心脏地带”权力的所失。在这里很难找到双赢博弈或共赢博弈的形式及其结果，国家行为考虑的主要是自己与他人相比所可能得到的更多的收益（即“相对收益”），而不是自己与他人都能得到多少收益（即“绝对收益”）。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的对抗性质容易导致国际政治中的极权主义，即聚集更多的权力是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好保证，无论是占据海权的优势还是占据陆权的优势，无论是占据“心脏地带”的优势还是占据“边缘地带”的优势，都是谋求国家利益的基本手段，最好是同时拥有海上的霸权或陆上的霸权，或同时拥有“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霸权。这样，权力的对抗不免带有恶性循环的性质，而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给国际政治实践所带来的对抗性导向，使一些强国易于采取地缘政治上的极端做法，也使它们的国家行为带有追逐权力和实行霸权扩张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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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20 不过，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揭示的对抗性逻辑并不完全能够反映国际政治的全部内容，不论是就历史的纵向角度还是就某一时间段内的横向角度来说，都是如此。实际上，国际政治本来就一方面存在着对抗和冲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合作；一方面存在着战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和平。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始终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不是一个方面的内容。如果仅只强调一个方面的内容，就片面地阉割了世界历史的真相，或至少是对世界历史采取了截取部分而推之到绝对化的做法（二分论就以截取部分地理剖面加强了这一点）。很明显的是，海洋和陆地以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被主张地缘政治学二分论的人视为无法避免冲突和对抗的地理因素，而海陆关系以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系更被他们视为一种永久性的对抗关系。但是，作为人类的居所和国家活动的基本场所，地球上海洋和陆地两个部分本来就都可以被利用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也都可以发挥服务于国际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功能。在很多的时候，海洋和陆地都会表现出地理上的融合性质，它们可以帮助和推动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相互间的共处和合作；海陆关系因而能够具有由这种融合性质所带来的和平特征。实际上，在海陆关系中，在国家间存在竞争和对抗的同时，它们相互的合作也是大量和频繁地存在的：不仅有海上范围与陆上范围经常进行的国际贸易，如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以及欧亚大陆桥，而且海陆之间的和平贸易更是国际间经济关系的常态。这种常态促使国家间进行合作和建立有关合作的国际制度，甚至是必然的。除了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的情况之外，即使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也存在着海陆关系中的大量合作现象。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洋型国家的英国与大陆型国家的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洋型国家的美国、英国与大陆型国家的苏联，相互间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都存在着战略合作甚至结盟的关系。“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在历史上所显示出来的合作情形同样如此。因此，仅仅把对抗视为地缘政治学的主题或地缘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是对地缘政治发展历史的扭曲，也抹杀了它应有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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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22 应该说，在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海陆之间的对抗与合作所存在的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交替的关系，而不是彼此绝对替代和简单排斥的关系；二者之间所表现出的因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双向互动过程。也就是说，在某些时候海权与陆权之间很难避免对抗，而在另一些时候海权与陆权之间也可能被驱使走向合作。如19世纪英国和俄国就在欧亚大陆的中亚地区进行了十分激烈的地缘政治角逐，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却团结一致反对德国，虽然这种合作过程也有一些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陆权国家德国与海权国家日本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另一些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而后面这些国家完全超越了所谓海陆关系中的对抗因素进行了成功的合作。又如上面提到的美国和苏联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两个国家共同组建了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进行了卓越的战略合作，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但在冷战时期它们却从事着地缘政治上的尖锐对抗。这以反例（从反面）说明了海陆关系中对抗与合作的交替性质和过程（实际上，这种对抗尽管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但两极均势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是其主要原因，以核武器为主的军备竞赛是另外一个主要原因。特别是后者使过去那种“草原强盗”和“海洋强盗”之间的对抗变成了两个武装到牙齿的核巨人之间的对抗）。至于说到地理上彼此邻近而地理素质不甚相同的法国和英国（英国是典型的海岛型国家，而法国是大陆型国家，虽然它也具备海陆两种素质），在历史上它们之间的对抗与合作也是常常处于交替状态的，在战后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以合作为主调。战后德国与美国在北约组织中的联盟关系大致也属于同样的情况，人们无法再用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对抗，或海陆关系的对峙来解释这种关系。从此可以看到，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之所以能够进行战略上的合作，是因为它们存在着共同的战略需要，而这完全可能超越地缘政治上二分的限制。总之，循着地缘政治的发展线索，可以看到，因受地理因素的制约，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存在着对抗的潜在的或者说诱发性的原因，但相互间的合作也经常出现，只要具备战略上合作的条件或潜力，它们走向合作还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此，历史的总体景观是，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之间的对抗与合作是彼此交替的复杂现象，二者之间的绝对对抗并不见得是地缘政治的常态。其中，到底是对抗为主还是合作为主，是一种复杂的国际政治互动过程，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和经常变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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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424 更深入地讲，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揭示的对抗性逻辑并不完全能够反映国际政治的全部性质，因为该逻辑意味着国家间的互动是按照零和博弈的规则来进行的，而实际上这种互动也常常是能够按照双赢或共赢博弈的规则来进行的。国际合作的存在就说明国家间关系具有双赢或共赢的性质。从历史上看，冲突与合作、对抗与和平都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也都反映了国际政治的本质，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地缘政治学二分论所揭示的对抗性逻辑很难从历时性角度（历史）涵盖国际政治的本质和特征，也很难从共时性（空间）角度涵盖它们。把一部国际政治的历史说成是海权与陆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永恒对抗的历史，是对国际政治本质的一种粗暴的解释；把横向的地理空间因素当成国家间冲突和对抗的客观基础，同样是对国际政治本质的一种简单化的歪曲。因此，准确地把握国际政治的本质，应该看到国家间在发生冲突和对抗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彼此合作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而且，随着国际政治的深入发展，冲突正在走向合作，对抗正在走向缓和与和平；合作与和平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趋势，也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本质特征。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即使是那些在地缘政治中带有二分特征的权力因素也已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陆权和海权的概念已并不完全再带有谋求霸权和对外扩张的天性，“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也已并不会完全重复包围和反包围的对抗逻辑。虽然它们很难脱去自身的地理外壳，并且在表明国际政治的地理空间区分和间隔分布方面这些“地理外壳”仍然具有显见的价值，但在内容上，它们已经融进许多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和文化等因素，不再以军事安全因素为主。基于此，我们所说的和平、合作与发展是国际政治的主题和本质，应该更多地反映在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中；换言之，从对抗性思维转向融合性思维是地缘政治学的必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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