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434659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1705433033]

1705434660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二节　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及其双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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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62 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是特定的，其空间特征涉及国家的疆域结构、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等）及周围边界情况等。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取决于一些动态的空间条件。那么，根据地缘政治学主流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学说”，如何看待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及其特性和由此需要作出的战略选择呢？应该说，由于中国位居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的关键部分，在地缘政治上海陆兼备，处于“心脏—边缘”之间的动感地带。这一方面使它具备充当世界级大国的地缘天赋，另一方面也使它面临着较为复杂的国际环境；所以，只有更完整地认识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在战略选择上同时处理好海权与陆权的关系，以及“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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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64 首先，从海陆空间关系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陆疆和海疆都十分辽阔的大国，兼具陆地大国和濒海大国的双重身份。就陆疆而言，中国位居世界最大陆块欧亚大陆，陆地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据卫星遥感测量资料，面积约1045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5和亚洲面积的1/4，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而居世界第三位。在空间的纵横跨度上，中国的陆地国土南北相间长约5500公里，跨越30多条纬度线，东西相间宽达5200公里，陆地边界长达22800公里，是大河流域典型的陆地大国(11)。在广袤的陆地地理空间里，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大片国土与欧亚大陆的一些重要国家如俄罗斯、蒙古和中亚国家紧密相连，并具有延伸到欧亚大陆腹地的伸张性。这使它具备作为陆权强国的天然素质和优势条件。就海疆而言，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着朝向世界最大海洋——太平洋的地理形势，是一个重要的濒海大国。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相关条款的规定，应该属于中国拥有和管辖自然资源所有权的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总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相当于中国陆地面积的1/3。从海洋地理形势来看，中国有一个朝东向和东南向凸出的、南北距离达4000多公里的辽阔弧形海域；其中黄海、东海和南海连接着朝鲜海峡、巴士海峡、马六甲海峡和西太平洋第一岛链。而中国的海岸线长达18400万余公里，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散布着许多优良的天然港湾，其中面积超过500多平方米的沿海岛屿有6000多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海区和沿海岛屿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矿物、生物和动物资源，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基地，同时它们中间的一部分也是环太平洋经济圈的重要战略通道、国际航道要冲和军事战略要地。由此观之，中国谋求和发展海权的地理条件同样是与生俱来的，或者说它具备成为海权强国的基本条件。综上所述，由于地处欧亚大陆通向太平洋的关键地带，由于地处集中了海陆关系的亚太地区中心地带，且海陆度值达31％以上(12)，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海陆兼备特征十分突出的大国，陆地地理形势和海洋地理形势均具有可资利用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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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66 其次，从“心脏—边缘”空间关系来看，中国的地缘政治二分特征十分突出，这既可能使它为两大地带所切割，又使它具备着融合两大地带的内嵌结构。一方面，中国拥有西北部和北部衔接欧亚大陆腹地，其中部分领土本身属于“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形势。由于这些地区占据着整个国家陆地面积的较大部分，并且具备向“心脏地带”的延伸扩张之势，中国是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大国之一和“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国内硬条件的比较意义上，这些地区的经济尚且落后，人口相对稀少，但能源资源储量和可开发前景很大，是中国后发性很强的发展中地区。作为战略后方和向西的缓冲区，这些地区对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意义重大；作为欧亚大陆桥的重要走廊，它们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价值日益上升。另一方面，中国又拥有背陆靠海的地缘政治形势，相当部分国土处于欧亚大陆向东和东南延伸的关键部分即“边缘地带”，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地位显著，因而它是“边缘地带”的重要大国。就国内发展而言，这些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是技术、资金和信息的主要集散地，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最为紧密。综合来看，周围同时具备大陆和海洋两种地缘政治形势，跨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处于完整的（双重的）“大陆—海洋”和“心脏—边缘”二分对应关系之中，是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位置和环境。就地缘政治属性而言，中国兼具陆权大国和重要海权国家的双重身份，是连接“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唯一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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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68 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重要而复杂，这基本上决定了它在地缘政治上具有双刃剑的特性。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优势地位得益于地缘政治方面的天赋条件，但对中国国际环境的制约因素或不利因素，也主要是来自于地缘政治方面。在历史上，中国既遭到过来自大陆方向的入侵，又遭到过来自海洋方向的入侵；既直面过来自“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压力，又直面过来自“边缘地带”的地缘政治压力。每当中国在其间选择失当，就不仅会失去两者的好处，而且会使自己的地缘政治环境极度恶化。历史同样说明，无论是来自哪个方向的强国对中国都有可能产生压力，但也都有可能受制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反作用；如果中国在两者之间选择得当可以兼得两者的好处，为自己营造出最为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总之，中国的地缘政治位置是优势和劣势并存，这种复杂情况用中国人喜欢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话来形容或许最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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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70 对于所谓“双刃剑”的基本特性，我们可以分别加以考察。首先，看看中国地缘政治所具备的优势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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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72 第一，处于世界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关键地带，是北半球的地缘政治中心之一。中国所处的地球北纬23.5度至北纬66.5度的温带走廊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场所，也一直是国际社会活动的核心舞台，不仅古代的兴盛帝国（如中华帝国、雅典、罗马、波斯）集中分布其间，而且作为工业化重镇和能源聚集地，大部分现代发达国家也会集于此。中国的国土全境都属于此一范围，这就从天赋条件上保证了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优势位置，使其具有发挥世界性影响的历史惯性。以历史眼光看，虽然在近代以来经历过盛衰交替的反复过程，但中国作为世界上国家版图结构最大的政治力量之一，其地缘政治优势基本上处于保持不变的延续和承继状态中。仅就内在的潜力来讲，中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地缘政治位置发挥作用；而一旦遇到更多更好的条件，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还会自然产生扩大化的效应。现在，从全球大的地缘政治形势来看，中国依托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地处美日与欧俄等强国之间，影响着北半球地缘政治中心势力的转移，是世界级的地缘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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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74 第二，是海陆兼备的东方地缘大国，既可以借重陆权制衡海权，又可以借重海权制衡陆权。从陆权势力的对比看，中国在欧亚大陆所拥有的领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作为陆权大国的地位无疑举足轻重；从陆权的地缘分布看，中国陆地空间的跨越性很强，具备问鼎大陆腹地和占据大陆边缘的双重优势。这些都给中国发挥陆权大国的作用，并以战略纵深牵制、消耗和阻止外部海权强国的侵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空间条件。同时，中国又正处于亚太地区的中央部分，掌握着欧亚大陆通向太平洋的枢纽，具备面向海洋、控制海权的便利位置。这意味着它显然是一个具有海权潜力的重要国家，并可以海权之便影响和制衡陆权。在这方面，中国与那些陆权或海权属性过于单一的大国有着相当的不同，例如，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使得中国既不像俄国和德国那样为寻找出海口而苦斗，这常常使后者遭到海权势力的压迫；又不像英国和日本那样远离大陆，这常常使它们缺乏陆权的有力支撑。依托陆权寻求海权的重要性体现在中国自己身上，主要是影响和控制狭窄通道（如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问题。而海权依托陆权的重要性在中国自己这里，体现为不是简单地建立军事同盟或扩大势力范围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自身独立自主的影响力的问题。总之，中国海陆兼备的特征十分突出，是具有海陆两种地缘优势的大国，背负欧亚大陆可以向大陆腹地伸张，俯瞰太平洋可以向海洋纵深发展；作为陆权和海权的天然交汇点，它可以充分发挥陆权和海权两种地缘政治权力的作用。因此，中国在同时向大陆和海洋两面发展中所获得的地缘政治潜力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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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76 第三，是横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并使二者相连的地缘轴心大国，可以综合运用两大地带的权力。在地缘政治上，中国首先与麦金德所谓的“大陆心脏地带”息息相关，按照其所描述的地理现实，中国的西北部地区是通向这一地带核心的重要战略通道，有些部分属于这一地带本身，因而其战略地位和地缘政治价值从来没人敢于小觑，甚至可以说其选择关乎欧亚大陆整体的战略组合(13)。鲍德温曾经引用列宁的话，对此作出过令人瞩目的评价：“列宁曾经写道：通往巴黎之路，必须经过北京”，“这样，他用意识形态方面的语言，就亚洲心脏地带对控制世界在地理政治上的重要性表达了他的天赋的理解。”(14)中国处于“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位置（用鲍德温的话说是“亚洲的心脏地带”），是它获取国际政治权力和资源的主要来源，是它能对地缘政治全局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的基本条件。在苏联解体前，中国在“心脏地带”的地位仅次于苏联和历史上的俄国。在苏联解体后，中国的地位更加凸显，如果经济崛起和政治强势如期到来，那么由它来取代俄国的传统地位并不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中国还是联系“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地理枢纽，这一位置使它大大不同于俄国（苏联）和美国的地缘天性。例如，俄国虽然可充分利用“心脏地带”的堡垒作用，但是却因被封闭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常常对“边缘地带”作为海上侵扰和围堵的通道存在着天生的恐惧心理，也常常不得不为反弹外界安全压力而进行耗费国力的扩张。美国则远离欧亚大陆，这虽可使之免受国土入侵和边界纠纷，但要直接介入太平洋和欧亚大陆问题，又不得不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建立一系列的军事同盟和军事基地。按照斯皮克曼的观点，中国处在“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交汇点，因而其战略取向是两大地带权力消长的关键因素；同时，它还处在“边缘地带”的核心位置，是“边缘地带”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之一，可以充分利用“边缘地带”兼顾海陆的双重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就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实行“一边倒”的战略，与位居“心脏地带”核心的苏联结成同盟关系，这一事实使得美国和西方国家十分害怕，担心苏联势力通过中国在“边缘地带”占据战略优势，并得以进入太平洋地区。出于这一考虑，美国通过其所控制的中国周围的岛屿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结成“岛屿锁链”来防止苏联势力的渗透和苏中联盟的放大效应。同样，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中国组成战略性质的联合，苏联极恐此举给自己造成封闭于“心脏地带”而无法突进“边缘地带”乃至海洋的地缘政治态势。因而，它采取了与印度和越南结盟，并耗费国力南下印度洋和在金兰湾建立基地的反制做法。在后冷战时期，“边缘地带”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两个方面的重要性都进一步提高。就地缘政治来说，“边缘地带”成为新的结盟现象或战略组合现象最频繁的地带，是世界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频繁活动的主要场所。其所显现的事实都与如何认识中国的地缘政治价值和战略走向有关。就地缘经济来说，欧亚大陆桥以中国为东端点，欧亚美之间最繁忙的海空航线经过中国附近水域空域，中国还控制着亚洲内陆丰富资源的东南出口，俄罗斯和中亚的能源矿物等战略物资必须经过中国这条最便捷的通道才能进入太平洋沿岸市场，这些都加强了中国在“边缘地带”上的地位和重要性。总之，中国部分地区紧靠“心脏地带”，部分地区属于“心脏地带”本身，部分地区位居“边缘地带”；也就是说，中国具备横跨两大地带，并使二者连接的地缘政治形势。从两大地带的相互关系看，中国可以完整地依托“心脏地带”来保持自己对其他“边缘地带”大国的战略优势，可以在欧亚大陆发生冲突时与“心脏地带”保持某种间隔，也可以充分借重“边缘地带”对“心脏地带”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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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78 第四，拥有地缘政治上的国家规模效益，地缘政治潜力和实力具有独立的性质。一般而言，特殊的地缘位置、极大的战略纵深和综合国力潜质使中国本身在地缘政治上内存着一种国家规模效益，其地缘政治潜力带有与生俱来的性质。因此，中国不需要别国的援助就能在各种地缘政治压力下独立支撑并足以单独抗衡其他大国，包括陆上和海上两股势力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两股势力。当然，中国并不需要故意玩弄在两个方向上受敌的地缘政治游戏，但它足以同时从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中汲取和聚集到相当的地缘政治能量，也足以在两个方向上承受和因应地缘政治的变动，包括能够经得起大规模战争历练、充分实现国家总动员、在战时自由调度军事力量和改变战时力量对比，也包括能够在和平时期实施跨梯度发展经济和构筑多层战略防御体系。从这一角度看，国家规模效益及其蕴涵的地缘政治潜力，给中国提供了一种从内到外积聚起来的抗风险能力和减压能力。不仅如此，国家规模效益还使中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地缘政治的潜力转化为实力，并使地缘政治实力产生一种增值效应。这里面包含着两个含义：一是地缘政治实力增值效应的实现并不是一个自动发生的过程，或者说仅仅具备必要条件还是不够的；由于综合国力的强弱会决定中国地缘政治的优越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所以中国要成功地使地缘政治潜力转化为实力，并借此发挥地缘大国的作用，必须借助国家规模效益发展并壮大自己的综合国力。因此，综合国力的强大是中国取得地缘政治实力增值效应的关键，也是获取地缘政治实力的充分条件。说到底，中国地缘政治地位的提高在于综合国力的后盾作用，这也正是“发展是硬道理”的地缘政治含义。二是地缘政治实力的增值效应在中国这里可能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效果，即综合国力的提高与地缘政治的已有优势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虽然中国本身足资利用海权和陆权的双重价值，也足资利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双重价值；但综合国力的提高才能发挥其中的优势并避免其中的劣势，从而会引发一种越来越好的“马太效应”。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地缘政治潜力和实力具有独立的性质，乃是在于它主要依靠自己而不是借助外部力量来锻造地缘政治实力的，正是在国家规模效益的全面作用下，综合国力的发展会使其地缘政治地位具有明显的增值趋势；而中国正是以此来独立自主地影响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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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80 其次，恰恰因为处于海陆二分与“心脏—边缘”二分的关系之中，所以中国在地缘政治上也显然存在一些劣势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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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82 第一，历史地看，在欧亚大陆上，既有俄国这样曾经充当陆权霸主的大国，又有印度和蒙古等潜在的陆权强手，加之周围还存在日本等海权国家，因此中国在处理海陆关系时并不总是能够左右逢源，甚至还时常可能遇到无从下手或力不从心的情形。作为海陆兼备的大国，中国在问鼎大陆心脏腹地和向太平洋纵深发展的时候，始终面临着一个典型的“地缘政治困境”：优先发展陆权，会引起俄印等大陆国家的不安全感；优先发展海权，会导致美日等海洋国家的疑虑（同样的难题曾困扰过历史上海陆兼备的地缘政治大国：法国、德国和苏联。它们的对外战略一直在大陆和海外两个方向徘徊，以至于顾此失彼，在不同的地缘政治角逐中都归于失败）。这样，在不同时期，海陆关系的处理难度长期以来伴随着地缘外交的开展，如果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处理失当，就可能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不利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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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84 第二，在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上都容易受到外敌的入侵，并且海陆关系的复杂性直接体现在周边环境和边界问题上。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位置使它几乎不会受到外敌的军事入侵，中国的位置却使它千百年来屡遭外敌侵犯。美国的安全问题在国外，中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则在它的陆地和海洋边境线上。从1949年到2000年的50余年中，中国9次卷入周边战争和军事冲突，平均每5.6年1次。其中，虽然多数属于陆地冲突，但也与越南发生过两次海上的武装冲突，与日本还存在着东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纠纷。中国的安全威胁不仅来自于陆上方向，而且来自于海洋方向（从海洋方向看，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大多来自海上）。就此，《长城与空城计》一书指出，直至19世纪航海的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是中亚地区，而不是沿海地区。原来是北部和西部，即陆上方向的威胁，后来是海上方向的威胁，再后来是双重的威胁。中国只是靠着“人口、疆域和地理位置构成一道长城”来抵御外敌(15)。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防御措施较弱，那么在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遭到外敌入侵的几率就较大；另外，从历史到现在，来自这两个方向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均与国内的分裂因素（如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如果这种分裂因素较强，那么中国在两个方向受制于人的情况就比较突出。不仅如此，从现实来看，海陆关系的复杂性与边界问题有着难以摆脱的联系，从而可能会影响到周边环境。中国的周围邻国多，邻国中强邻多，存在着不得不面对的而且十分棘手的边界问题。如果说美国是强国弱邻，中国则是周围强邻不止一个。而且，所谓邻国中既有陆邻又有海邻，边界问题涉及领土和领海。中国作为一个背陆靠海的大国，“与许多国家为邻，在领土、领水、领空、资源等领域与这些近邻发生冲突的机会就会特别高，但众多的近邻又与中国战略发展有密切联系。”(16)因此，虽然中国的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但周围有一大批强大的对手和潜在的敌人，有许多难以相处的邻邦。“从势力范围的界线来看，……中国的直接领土领海利益涉及到另外的二十四国的政府。”(17)中国几乎和所有的周边国家都有边界问题，如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东南亚国家和印度，而且由于历史原因，边界问题十分复杂。如果这些问题影响到各自双方的政治关系，并且呈现累加的形式，就会使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极为不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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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86 第三，从“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系看，既是不同地缘政治势力借重的对象，又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由历史沿袭至今的不利情形，即在地缘政治中中国始终缺乏力量支点，无论是在“心脏地带”还是在“边缘地带”情况均是如此；因此，处理与其他大国（包括超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中的难题。所谓力量支点是中国在处理与某个（些）大国关系时所需要借重和依靠的另一个（些）大国，因此该问题涉及到中国处理与大国、而不是与小国的关系，中国的地缘政治劣势和明显不足，恰恰在于它因很难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而找不到力量支点。历史上，中国无法真正占据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所以很容易受制于这样的情形：在不得不借重“心脏地带”的力量时会受到来自大陆中心势力的控制，在意欲摆脱这种控制时可能会受到一种惯性的威胁；究其原因，乃在于中国在与其打交道时缺乏必要的力量支点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和筹码。而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地理形势，使该地带的其他主要势力，包括海洋力量常常对中国的选择抱持怀疑态度，最终导致中国在意欲发挥“边缘地带”大国作用时同样很难找到可靠的力量支点。特别忌讳的是，在没有力量支点的情况下，对中国十分不利的是这两个层次的关系重叠起来并且重心不倾斜于中国一边。一旦如此，中国在“心脏—边缘”关系中便很难找到战略的着力点，也很难在外交上左右逢源。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常常发生的，在今后的时间里也仍然有其严重性。基辛格就认为，在21世纪的国际体系中，至少有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欧、中、日、俄及印度，其中有四或五个集中于中国周围的地带。所以，中国与所有大国的关系，包括与超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的关系，“无疑是中国外交政策最重要和最持久的组成部分；即使它想改变也无法做到。因为无论它的国土大小、政治地理位置还是它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大国地位，都不允许它这样做。”(18)值得注意的是，寻找力量支点的困难（可能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导致了长期以来就存在的这样一种现象，即中国如果受到地缘政治惰性的影响，倾向于自然选择一种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外交。近代以来，在世界大国中，唯独中国经常是以一国的力量构成一个单独存在的力量主体，在强调独立自主的同时也容易自我封闭。虽然后来中国的外交逐渐开放，但仍然带有很强的内向性和自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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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88 第四，在地缘政治中缺乏缓冲区，常常使自己处于冲突的第一线。缓冲区问题在范围上涉及的主要是“心脏地带”，在性质上涉及的是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与大国的关系。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一直没有可以起到与其他大国之间间隔和抵消作用的缓冲区。历史上，中国周围的一些中小国家多数受其他大国的控制，被纳入了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而在中国外交政策中从来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也从来鲜少有建立缓冲区的战略主动性。虽然势力范围的概念带有强权和控制的含义，并不为中国战略和外交的和平性质所取，但缓冲区对于谋求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条件来说还是必要的。究历史上中国很少建立缓冲区并借此营造地缘政治有利形势的原因，既是由于国力孱弱所致，又是由于在地缘政治上对缓冲区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其结果常常是，由于中国周围的中小国家多数依附于其他大国，这些大国可以借助周边中小国家的帮助或默许把其扩张的前沿推进到中国的边界，中国自己反而成了抗拒外来势力的首当其冲者，自己的边界经常变成发生冲突的第一线。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的最高峰时期，中国处于同美国抗衡的第一线，而苏联则处于二线。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反华大合唱时，中国在自己周边和前沿地带遏制和抵消着至少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和70年代，在边界地区，中国还与印度和越南这样的地区性强国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直接发生过武装冲突。在后冷战时期的另外一种可能前景是：当中俄与美国抗衡时，中国有可能处于第一线；当中美与俄罗斯抗衡时，中国又可能成为远离欧亚大陆的美国的挡箭牌。中国可以单独抗衡来自两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但代价极大，可能会因此招致经济上的持续落后和国际地位的绝对下降。在地缘政治的布局上，中国与美国不同的是，它完全贴近“心脏地带”；而与苏联或俄罗斯不同的是，它自己有相当部分的国土属于“边缘地带”。因而，它更容易成为被陆上力量攻击的直接目标或成为由海洋方向组成的包围圈的前沿。在没有缓冲区起到减压作用时，中国的地缘政治常常处于十分被动的不利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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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90 综合比较而言，中国穿越海陆之间，连接“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在地缘政治整体上的二分对应特征十分显著。这一特征包含着双重性的含义。一方面，就最大限度整合地缘政治的潜力和权力而言，中国具备世界大国的天赋条件。海陆关系交叉的要害位置，使它既是陆权走向海权的跳板，又是海权依托陆权的靠山，足资运用海陆两种权力资源；作为“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联动性最强的中间地带，它既是“心脏地带”的枢纽大国，又是“边缘地带”的聚合力量，足资运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两种权力资源。加之中国自身单独的分量大，具有地缘政治的规模效益，可以依靠自身的发展变化影响世界。因此，中国的战略选择关乎地缘政治的整体布局，如果运筹得当可掌握改变地缘政治整体布局的关键锁钥。正因为这样，有些学者才明确指出，中国夹在美俄两大势力范围之间——所有这些因素说明中国地理位置的困难，但又说明它的战略地位重要，而且有能力实现它的对外政策目标。在这方面，中国跟印度、巴西、印尼之类的其他发展中大国不在同一档次，并且其重要性将超过日本、俄罗斯和加拿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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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92 当然，中国具备作为地缘政治大国的必要条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海陆关系和“心脏—边缘”关系的复杂性也使它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以及由此而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特别是，如果处理不好这些不利因素，那么它在地缘政治上的劣势就可能呈现放大效应。因此，中国在具备地缘政治大国的必要条件后，还必须具备地缘政治大国的充分条件。而中国只有以我为主地充分利用海陆关系与“心脏—边缘”关系中双重的正面效应，特别是经过主动整合以发挥其中的优势和避免劣势，才能获得地缘政治方面的充分条件，取得地缘政治的增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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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697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1705433034]

1705434698 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 第三节　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复合型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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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00 地缘政治位置和环境作为一种客观现实，是制定地缘战略的主要根据。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既不简单地等于它的优势，也不简单地等于它的劣势；如果要想给自己的地缘战略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就应该全面地衡量自己地缘政治条件的优劣，加以辨证看待和精确计算。由于我们上面所分析的中国地缘政治具有“双刃剑”的特性，即作为一个置身于海陆和“心脏—边缘”双重关系中的大国，中国既有在地缘政治上得以挥洒的很大空间，又有受限于地缘政治极大制约的一面；所以，中国首先要做到的是趋利避害，在充分认识自己面临的地缘政治二分现实的前提下，需要以超越姿态对其中的各种要素进行必要的整合，其目的是求得最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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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02 中国的地缘政治特性决定了它的地缘战略目标及其选择方向。就地缘战略目标而言，保持强大的陆权，发展强大的海权，依托“心脏地带”以形成固本之势，稳居“边缘地带”以形成固城之势，是中国谋求地缘政治权力之所必须。就地缘战略选择方向而言，需要兼顾大陆与海洋之间、“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东向与西向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中国所应做出的是一种复合型的战略选择，即尽管中国在地缘政治的空间特征上是一分为二的，但在做战略选择时则必须合二而一，需要兼顾海陆，贯通“心脏—边缘”，平衡东西两向。在这样做的时候，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选择所需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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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04 1．海陆统筹，保持强大陆权和发展强大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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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06 在这方面，首先要改变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树立海陆并重的战略思维。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和大部分国土受限于陆地的现实，国人重视大陆国土而轻视海洋国土，关注大陆权益而怠慢海洋权益，更谈不上有海权意识。不用说秦朝的“长城意识”、明清的“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都是封闭性很强的典型大陆意识；就是当代我们所熟知的“一边倒”和“大三角”等政策，也实际上受到大陆意识的左右。在这种意识下，长期以来中国在地缘战略上停留于陆权思想，而没有发展出海权思想。但是，海陆兼备的地缘现实，要求中国必须以海陆并重的全方位思维取代重陆轻海的传统单一思维；在强调大陆国土意识、陆地权益意识和陆权意识的同时，特别是要树立海洋国土意识、海洋权益意识和海权意识。与陆地国土一样，海洋国土是中国国家领土和地缘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陆权益相比，海洋权益是中国国家利益在地缘政治上的深化；海权则与陆权同样都是中国地缘政治实力的必要保障。虽然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此走向海洋扩张的方向，但面积较大的海洋国土和较高的海陆度值，国家利益的延伸和国家地缘实力的增长，要求人们树立鲜明而强烈的海洋国土意识、海洋权益意识，也要求具备经略海洋的海权意识。当然，中国与过去传统陆权国家的俄国和德国不同，在改变重陆轻海的思想时并不应重复先陆后海的老思路；中国也与纯粹海权国家的英国和日本不同，不能简单地重蹈“海权论”的覆辙。也就是说，海陆统筹的思维是一种全方位的思维，即使中国发展海权仍需以对海陆关系的合理整合作为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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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34708 其次，保持陆权优势和发展海权是中国地缘战略相互倚重的两翼。依地缘政治的惯性，陆地空间是中国地缘政治权力的基本来源，中国能够作为地缘政治大国，端在于陆权资源所提供的积存已久而且颇具纵深的战略空间，这意味着依托陆权是其地缘战略的必不可少的一翼。按照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思想，在空中力量出现并且变得强大的时候，陆权的作用并未削弱反而增强，因为海空力量更加依赖于陆地的支撑。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加强核威慑的能力，并以核武器和陆上力量的紧密结合，扩大陆权的地缘政治影响范围。当然，另一方面，以全方位的战略视角看，中国需要在继续保有并发挥陆权优势的同时，转以海陆关系为背景把发展强大的海权放到战略位置上；因为发展海权已成为中国增强地缘政治实力的关键。由于历史的缘故，中国虽然具有海陆兼备的国土特征，但海权一直处于潜存的状态，但其可开发性极强。根据马汉所说的“海权国家”要素，中国内部有着很强的战略纵深，海陆关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这一切早就预示着一种从陆权向海权转变的前景。而如何开发海权，必须从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上认清海军力量与海权战略地位的关系，海军力量的发展关系到中国能否成功地获得海权。从这一角度看，海军力量的发展势必应放到地缘战略的重要位置上，其功能已不能仅仅满足于近海防御，而必须从近海防御转向远洋防卫；其行动能力也不能仅仅受限于第一岛链之内，而应该突进到第一岛链之外。因此，“海军要在提高第一岛链内近海综合作战能力的同时，逐步转向远海防卫型，提高远海机动作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获取海权的战略目标。如果只能达到前一个目标而不能达到后一个目标，不仅在未来的地缘政治竞争中无法与美、俄匹敌，也会落后于日本和印度。由于保卫海洋国土和保证海洋权益与中国的崛起已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必须有自己强大的海权来加以保证。因此，中国应该加强海权的实体建设，并使之与已有的陆权优势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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